留住生活的家园、精神的故园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谈传统村落保护
侗乡如画 杜 宜 摄
那些具有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是我们无比宝贵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明接续不断的极为重要的传承载体。
城镇化不能只考虑经济，特别要考虑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怎么过渡才能确保中间不出现文明的断裂、不丢掉原有的文明财富？
传统村落保护是有数量限制的，按照文化区域、民族、村落类型等，我觉得应该是三千到五千，进行一对一的保护。
村落作为中国人数千年的生活家园与社会构成，滋养了无数诗人的笔墨，翻看唐宋诗卷，孟浩然、范成大的田园诗几乎是在描摹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乡村；进入新世纪，一脉相承的传统村落文化仿佛突然遭遇了工业化、城镇化的突飞猛进，让农村社会的瓦解和传统村落的消亡成为一道严肃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传统村落何去何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7月22日在湖北鄂州市长港镇峒山村考察时说，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要保护好古村落。习总书记的一席话道出了保护传统村落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不久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传统村落不能走向消亡，因为它们是中华文明接续不断的极为重要的载体。
“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并不是在城市，主要还是在村落。”
记者：在城市成为主角的时代为什么还要倡导传统村落保护？村落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冯骥才：首先我们应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基本是农耕史。在农耕文明之前，人类是不种粮食的，捕鱼打猎、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聚落是迁徙的；进入农耕文明以后，人类开始种粮食，并定居下来，定居了之后就产生了村落，这对于人类文明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文化就积累下来了。村落是人类最古老，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家园，一直到今天，一代一代人不断地把他们的精神、追求、向往、希望往这里放，经过村落的认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最稳定的东西，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出民族最核心的价值。
因为自然条件、历史变迁不同，村落与村落各不相同，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特点，村落又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切的风物都和自然条件分不开，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衣着、饮食、生活起居、建筑等形式，并因其各自的独特性，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就产生了。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并不是在城市，主要还是在村落。中华民族最遥远的根在村落里，那些具有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是我们无比宝贵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明接续不断的极为重要的传承载体。
“城镇化不能只考虑经济，特别要考虑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
记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化率前年就已经超过50%，您如何看待城镇化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关系？
冯骥才：很不客气地说，我们的城镇化主要是为了拉动经济而搞的，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思考，城镇化可能会带来某些永远的遗憾。在我个人看来，城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人的现代化，而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赶进城、赶上楼。农民原来在农村生活在农耕社会的环境里，他们跟农耕文明和农耕文化是熟悉的，现在忽然被挟裹着进入城市，他们对于城市文化完全不熟悉、不习惯，跟原有的东西纷纷断裂了联系，跟原有文化断裂、跟土地断裂、跟生产方式断裂、跟生活方式断裂、跟邻里关系断裂、跟土地里的人文断裂、跟记忆断裂，农村的文化空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村落里大量的优秀文化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就因为文化持有者的出走而濒临消失。
我国是农耕大国，我们国家一级的非遗是1219项，省市一级的非遗有8500项，这么多的非遗项目大部分都是在村落里，大规模城镇化之后原来的非遗怎么办？如果村落一旦瓦解，谁考虑过中华文明的延续源泉何在？这首先是政府应该考虑的，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却在文化上失语了。到现在都没有人为这些问题思考，可是城镇化照样进行，这恐怕更是事情的严重性所在。城镇化是大势所趋，但城镇化不能只考虑经济，特别要考虑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怎么过渡才能确保中间不出现文明的断裂、不丢掉原有的文明财富？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的突飞猛进，平均每天消失几十个自然村落，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千姿百态的古村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数千年的兴衰嬗变中，原本多少，无从得知；在近30年前所未有的颠覆性的冲击下，保留多少，无人知晓。我们以糊里糊涂的状态进入当前快速城镇化的热潮中，20年前中国城市改造“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剧，很可能在中华大地的广大农村中再次上演。
“保护传统村落关键是，一要发展生产，二要改善生活。”
记者：对于城市居民而言，那些风景秀美的偏远村落是他们的旅游目的地，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他们宁愿蜗居在城市的一角，农村劳动力的四分之三已经进入城市，人烟渐少的村落怎么保护？
冯骥才：现在我国农村的最大问题就是“空巢”，空了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意在里面生活了，因为农村的生活太苦太累。相比之下，城里的生活水平要好得多，他们肯定要选择城市的生活。空巢，在城乡发展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的事，让老百姓都回到村里显然也不现实。但对于那些确定要保护的传统村落，就必须要有人居住。要让村民留在那，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发展生产。村民有活可干，能赚到钱，这是最主要的，没活可干，留在那做什么呢？所以，村落保护不完全是文化遗产保护。这跟保护一门手艺、一支歌舞不一样。村落保护是整体保护。因为村落是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的一个基本单元。村落是在农耕的基础上产生的，保护村落，必须首先要有农林牧副渔。村落，既要保护，还要发展，村落的保护是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发展生产。第二，改善生活。要把现代科技带来的方便注入村落，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注入的方式很多，原则上是民居外表不动，村落肌理不动，最重要的文化核心都不动，比如庙宇、祠堂、桥梁、街道、墓地等，但内部涉及居民生活的可以改造升级，把自来水、宽带等引进室内。有些甚至是必须得改动的，比如，卫生间一定要和住房连接在一起，实际上现在农民自建的新房都已经非常讲究这一点了，不然半夜从热炕爬起来出去上厕所，屁股冻得像冰镇西瓜似的，半天焐不暖和，谁愿意住这样的环境呢？以前因为嫌厕所有味，都远远地修建在角落里面，当然这也是个问题，跟住房一体化之后，就得更好地解决排污问题。我希望，由国家投钱，在南方、北方先找几个代表性的村落，先做几个保护样板出来，对众多传统村落的保护、改造起到示范作用。
“不能把旅游作为村落保护的初衷。”
记者：刚才您提到，保护村落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条件，能否通过旅游来实现这两点？现在很多村落其实都是在打旅游这张牌，您如何看待旅游和村落保护的关系？什么样的旅游是合适的？
冯骥才：一个传统村落的价值被认识到了，并以传播这个村落所独有的个性与美为主要目的时，这样的旅游是可行的，那么游客来了，自然也会把钱留下、把风景带走。旅游盈利的方式是多样的，售票、购物、餐饮、住宿等——当然不能像凤凰那样把整个城都圈起来卖票，世界上没有人这么干的，谁也没有权力这么干。村落是村民祖祖辈辈建起来的，在尊重村民的生产生活和村落的文化空间的前提下，那么是可以开展旅游的，这里应注意到，是开展而不是开发。文化保护得越好，村落才会越有魅力，人们才愿意来，愿意消费，旅游的效益才好。反过来，村落旅游如果纯粹为了赚钱，企业化运作，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旅游一定会对村落造成破坏，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现在，旅游和文化的冲突不是来自文化，而来自旅游。如今的旅游，等于是拿文化作为一个赚钱的工具，这是旅游自身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搞旅游的人首先应该热爱文化，知道文化的价值。具体到村落，应该理解它作为农耕文明的载体的意义，来此旅游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做旅游的应该学习奥地利萨尔茨堡的做法，那儿的旅游做得太好了，就像莫扎特的音乐一样，时刻感动着你的心，让你觉得花多少钱都情愿，让你想把这种感情用一件特殊的纪念品作为载体带走。而我们的旅游就是宰客式的，而且胡乱开发。游客是自由的，哪里有风景，就会往哪里走；但旅游行业应该是有限制的，即使有旅游价值的村落也不一定是非开展旅游不可。如果发展旅游，也必须明确一点，不能把旅游作为村落保护的初衷，不能归旅游部门来开发。
“传统村落的情况非常复杂，我个人建议采取一对一的解决方案。”
记者：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主任，请您谈谈今后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会采取什么措施，会有哪些模式。
冯骥才：去年夏天由国务院决定由四部局（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全国传统村落的普查和认定，第一批已经认定出来646个传统村落，正在认定第二批，最终要把全国的村落过一遍筛子，现在还有200多万个村落，这是非常浩大的工程，在全世界都很罕见。在认定的基础上要做这样几件事：第一，制定保护的标准；第二，地方和专家对接，制定一对一的保护计划；第三，村落的法人要有承诺书，而且这个承诺要传承有序，不能“赖账”。今年6月4日，中国民协和天津大学共同成立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旨在为政府提供必不可少的学术支持与配合，比如，制定保护传统村落的标准，研究保护的方法，提供各种保护和交流的平台。
村落保护不同于以前的遗产保护，有着非常独特的一面，比如一个历史建筑，如果在城市里都不用动，可是村庄里不行，再老的建筑老百姓也要在里面生活，不能让人什么都不动，村民觉得住得不舒服想动了就得动，因为村落是活态的、不断变化的。这些年来村落改造的时候也确实想了各式各样的办法，乌镇是景点式的，西塘保持原来的生态，有的地方采取分区的方式，原来的村庄开发旅游，所有村民迁到另一个地方，羌族村落因为地震则只能集体迁移……传统村落的情况非常复杂，我个人建议采取一对一的保护方案，因为不仅村落里的形态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最重要的是生产也不一样、现状也不一样。有的村落里没剩多少人，大部分人都进城打工了，还有一些村落外来的人很多，所以我认为应该一对一的解决，首先把它的物质和非物质的遗存保护下来，这是决定这个村落是否能得到保护的关键，之后应该有一批专家到村落里，直接参与村落保护。传统村落保护是有数量限制的，按照文化区域、民族、村落类型等，我觉得应该是三千到五千，进行一对一的保护，这个数量也不小了。但是中国地大物博，村落形态各异，可能也有人觉得太少。
“我是一个失败者。”
记者：村落是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家园，也是他们的精神故园，传统村落保护已经超越了一项文化行动，对于民族而言都具有深远意义，您如何评价自己所倾心的这项工作？
冯骥才：保护中国传统村落，是我们这代人分内的事，但做这样事情的人是很孤单的，很弱势的，别看我说话说得很厉害，实际上是“外强中干”，人家可以听你的话，也可以完全不理你。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多年，说起来好像做了很多事，其实我是一个失败者，所有想做的事情最后都消亡了，我看到的多少美好的东西最后都消失了。每年我都要去欧洲跑一跑，看看欧洲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但每次看了以后真是特别悲哀，特别自卑，人家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这么爱惜，我们为什么对于自己的文化无动于衷，面对着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那么麻木？我们看了一些农民丰收的时候跳那种舞蹈，单纯又美好，怎么那么多人都没有感觉呢，怎么就没有去保护传承的冲动呢？我们民族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化，但许多事实却似乎显示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并不十分热爱，传统村落的遭遇便是如此。这话也许有很多人反对。我曾经想过，我们在创造光辉灿烂的文化方面确实是伟大的民族，但我们破坏自己文化的方面也是一等的民族。不信就跟意大利人比比，跟法国人比比，跟日本人比比，我们破坏自己的文化也是第一的。不关切，我们拿文化不当回事，何况现在进入了文化消费的时代，只有把文化拿来赚钱才当回事。有一部分人这样，只有文化能让自己玩一玩的时候才当回事，玩完就扔一边了，最后剩下的只是能玩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