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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青衣、花旦遇上恶婆婆

时间:2013年07月19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张 成

京剧电影《兰梅记》点映暨研讨会在京举行,专家研讨于兰诠释梅派、电影诠释戏曲

当青衣、花旦遇上恶婆婆

京剧电影《兰梅记》剧照

  婆媳关系是时下热门的电视剧题材,饱经婆媳剧“洗礼”的观众,能想象古代婆媳关系是怎样的吗?于兰主演的京剧电影《兰梅记》给出了答案。7月13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北京东方一处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兰梅记》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点映并举行了《兰梅记》戏曲电影研讨会。

  《兰梅记》讲述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媳妇——春兰和冬梅,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婆媳关系的传统伦理故事。长媳春兰贤孝,却因未能生子,而屡遭婆母虐待,终于在次子娶亲之时被驱逐。次媳冬梅在长辈安二爷授意下,大闹洞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婆婆吃尽苦头,才幡然悔悟认识到大儿媳的贤惠,进而将春兰接回,让小夫妻重聚,阖家团圆。《兰梅记》在舞台剧的基础上,融合了电影艺术语言,塑造了一部韵味十足的艺术作品。

  研讨会上,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说,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切入是这部戏最大的现实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丁亚平对此表示认同,片中于兰分饰春兰、冬梅两个角色,性格鲜明,既有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又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从传统中寻找文化资源。

  《兰梅记》故事朴实、典型,浓缩了真实的生活情感以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充分发挥了京剧艺术的本体之美。整部片子有八个人物,演员七人,用最少的人物结构涵盖了京剧生、旦、净、丑四个行当,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京剧所特有的国粹之韵。于兰饰演两个人物:春兰(青衣)、冬梅(花旦),这是本片的一大亮点。前面是温柔典雅的青衣,后面则摇身一变成了睿智可爱的花旦,这对于演员的表演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于兰说:“拍《兰梅记》可让我吃尽了苦头,因为电影要拍很多特写,所以电影妆要比舞台妆精细得多,化妆的时间也要长出一倍。这样一来,每天化完妆,为了避免不花妆,我就不能吃饭了,经常拍到下半夜结束,我才能吃饭。每天都是饿着肚子拍十几个小时,身体都快吃不消了。而且我们的拍摄是顺时拍,先拍温柔的春兰,再拍活泼的冬梅,在春兰的部分体能就消耗得很严重了,但到了冬梅的部分,更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因此压力很大。”

  于兰的表演可用雅、俏来形容,独具一格,别有味道。前面的春兰(青衣),如兰馨香,后面的冬梅(花旦),如梅傲雪。于兰深得梅兰芳先生的琴师姜凤山老先生真传,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颇具梅派神韵,对于春兰的处理延续了梅派艺术在表演上的雍容大方、典雅妩媚,唱腔圆润、细腻。对于冬梅,则又展现出人物的俏、嗲,天真中带自信,热烈中藏娇羞,唱腔高回低转,身段上婀娜多姿。仲呈祥高度肯定了于兰的表演,他说:“‘兰梅记’三字或许可做另一种理解,兰是指于兰,梅是指梅兰芳,《兰梅记》是于兰对梅派艺术的发扬光大。”

  《兰梅记》由朱赵伟担任导演,并由姜凤山先生亲自担任此剧的音乐唱腔设计。于兰说:“在河南做点映的时候,观众的配合度特别高,他们会根据剧情的走向在台下交流;在哈尔滨点映的时候,散场后,很多年轻观众围着我说,他们从不知道京剧原来这么好看。”从放映的效果上看,《兰梅记》在戏曲与电影的融合是成功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分析道:“家庭题材、平民化的故事容易为现代观众接受;富有对比性的表演和剧情的结构很有新意,导演在镜头语言上做了努力,拉近了戏曲与观众的距离,照顾了年轻观众的兴趣点。”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补充道:“《兰梅记》的唱腔很精彩,众所周知,戏曲在西北地区的受众非常广,如果这部电影重点在西北发行的话,我十分看好。”

  除却对电影、戏曲传播的帮助,《兰梅记》对戏曲电影的拍摄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认为,好的戏曲电影的最大诉求,就是找戏曲和电影的平衡点,《兰梅记》做得还是比较出色的,比如景别的错落有致,通过正反打加快节奏,运用闪回、慢镜头等电影语言交代剧情。值得注意的是片中出现了实景,比如洗脸水用的是真水,照镜子的动作也是实的;尤其是最后一场戏完全通过动作叙事,音乐衬底,这都是电影化的手法。傅谨则认为,这种频繁的正反打恰恰干扰了观众入戏,妨碍表演的连贯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远婴认为,戏曲的假定性和电影的真实性在《兰梅记》中的冲突,需要引起戏曲电影工作者的注意,寇春华男扮女装饰演的婆婆出现在大银幕上时,让人很难入戏。中国影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许柏林则建议,传统的程式、扮相应该加入让现代观众一目了然的元素,以突出人物性格。


(编辑: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