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电影《兰梅记》点映暨研讨会在京举行，专家研讨于兰诠释梅派、电影诠释戏曲

当青衣、花旦遇上恶婆婆

京剧电影《兰梅记》剧照

　　婆媳关系是时下热门的电视剧题材，饱经婆媳剧“洗礼”的观众，能想象古代婆媳关系是怎样的吗？于兰主演的京剧电影《兰梅记》给出了答案。7月13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北京东方一处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兰梅记》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点映并举行了《兰梅记》戏曲电影研讨会。

　　《兰梅记》讲述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媳妇——春兰和冬梅，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婆媳关系的传统伦理故事。长媳春兰贤孝，却因未能生子，而屡遭婆母虐待，终于在次子娶亲之时被驱逐。次媳冬梅在长辈安二爷授意下，大闹洞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婆婆吃尽苦头，才幡然悔悟认识到大儿媳的贤惠，进而将春兰接回，让小夫妻重聚，阖家团圆。《兰梅记》在舞台剧的基础上，融合了电影艺术语言，塑造了一部韵味十足的艺术作品。

　　研讨会上，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说，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切入是这部戏最大的现实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丁亚平对此表示认同，片中于兰分饰春兰、冬梅两个角色，性格鲜明，既有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又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从传统中寻找文化资源。

　　《兰梅记》故事朴实、典型，浓缩了真实的生活情感以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充分发挥了京剧艺术的本体之美。整部片子有八个人物，演员七人，用最少的人物结构涵盖了京剧生、旦、净、丑四个行当，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京剧所特有的国粹之韵。于兰饰演两个人物：春兰（青衣）、冬梅（花旦），这是本片的一大亮点。前面是温柔典雅的青衣，后面则摇身一变成了睿智可爱的花旦，这对于演员的表演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于兰说：“拍《兰梅记》可让我吃尽了苦头，因为电影要拍很多特写，所以电影妆要比舞台妆精细得多，化妆的时间也要长出一倍。这样一来，每天化完妆，为了避免不花妆，我就不能吃饭了，经常拍到下半夜结束，我才能吃饭。每天都是饿着肚子拍十几个小时，身体都快吃不消了。而且我们的拍摄是顺时拍，先拍温柔的春兰，再拍活泼的冬梅，在春兰的部分体能就消耗得很严重了，但到了冬梅的部分，更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因此压力很大。”

　　于兰的表演可用雅、俏来形容，独具一格，别有味道。前面的春兰（青衣），如兰馨香，后面的冬梅（花旦），如梅傲雪。于兰深得梅兰芳先生的琴师姜凤山老先生真传，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颇具梅派神韵，对于春兰的处理延续了梅派艺术在表演上的雍容大方、典雅妩媚，唱腔圆润、细腻。对于冬梅，则又展现出人物的俏、嗲，天真中带自信，热烈中藏娇羞，唱腔高回低转，身段上婀娜多姿。仲呈祥高度肯定了于兰的表演，他说：“‘兰梅记’三字或许可做另一种理解，兰是指于兰，梅是指梅兰芳，《兰梅记》是于兰对梅派艺术的发扬光大。”

　　《兰梅记》由朱赵伟担任导演，并由姜凤山先生亲自担任此剧的音乐唱腔设计。于兰说：“在河南做点映的时候，观众的配合度特别高，他们会根据剧情的走向在台下交流；在哈尔滨点映的时候，散场后，很多年轻观众围着我说，他们从不知道京剧原来这么好看。”从放映的效果上看，《兰梅记》在戏曲与电影的融合是成功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分析道：“家庭题材、平民化的故事容易为现代观众接受；富有对比性的表演和剧情的结构很有新意，导演在镜头语言上做了努力，拉近了戏曲与观众的距离，照顾了年轻观众的兴趣点。”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补充道：“《兰梅记》的唱腔很精彩，众所周知，戏曲在西北地区的受众非常广，如果这部电影重点在西北发行的话，我十分看好。”

　　除却对电影、戏曲传播的帮助，《兰梅记》对戏曲电影的拍摄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认为，好的戏曲电影的最大诉求，就是找戏曲和电影的平衡点，《兰梅记》做得还是比较出色的，比如景别的错落有致，通过正反打加快节奏，运用闪回、慢镜头等电影语言交代剧情。值得注意的是片中出现了实景，比如洗脸水用的是真水，照镜子的动作也是实的；尤其是最后一场戏完全通过动作叙事，音乐衬底，这都是电影化的手法。傅谨则认为，这种频繁的正反打恰恰干扰了观众入戏，妨碍表演的连贯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远婴认为，戏曲的假定性和电影的真实性在《兰梅记》中的冲突，需要引起戏曲电影工作者的注意，寇春华男扮女装饰演的婆婆出现在大银幕上时，让人很难入戏。中国影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许柏林则建议，传统的程式、扮相应该加入让现代观众一目了然的元素，以突出人物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