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杨振宁，58岁的莫言，一个大学教授之子，一个农民之子，两人本来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因为都获得诺贝尔奖在北京大学相遇了。5月15日，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众芳所在”系列讲座之一，杨振宁和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音乐——莫扎特《D大调进行曲》中，开始了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科学与文学的差异显而易见。莫言说：“科学家关注物和物质原理，文学家关注人和人的情感。鲁迅先生说过，文学家笔下一束美丽的鲜花，在植物学家眼里就成了植物的生殖器。”杨振宁说：“科学是发现，没有人类的时候就有了电和磁；而文学是发明，有个门类就是科幻小说。”不过，杨振宁在现场也幻想了一回：“如果把爱迪生请到21世纪，他会觉得什么最稀奇？”莫言低头略想，抬头答道：“手机！”杨振宁也拍手道：“我同意。口袋里一掏就能和美国的朋友对话，这比《封神榜》还神奇！”

　　杨振宁觉得文学比科学复杂，诺贝尔奖颁了100多年，科学类奖项几乎没有争议，而文学奖往往众说纷纭。听到这，莫言立刻表示自己对科学的“崇拜”：“科学无法改变，1加1就等于2，可是对文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大家都说我低调，假如我得诺贝尔物理奖，你看我还低调不。假如有来生，我一定学物理。”

　　杨振宁回忆起一段往事：在斯德哥尔摩的宴会厅，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牌时，国王身边站着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给莫言颁奖的瑞典国王。

　　50年多的时间跨度，也正与中国历史的转折有着时间上的契合。“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我和我父亲那一辈人灵魂深处的痛楚。中国没有发展起近代科学，诺贝尔奖成为大家的心结，这很自然。”杨振宁说，“你跟我走了不同的路，一个科学一个文学，但都走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50多年前，中国人走上这个领奖台时的心情，和美国人、英国人是不一样的。莫言先生，你在领奖时是什么心情？”

　　莫言答道：“没得奖之前，每年九十月份就会接到很多电话，问我今年情况如何；一旦真得奖了，争论铺天盖地，我成为被众人研究的对象。领奖的时候感觉自己不是在领奖，不是被观察者，而是在观察。我看国王、王后，看他两个漂亮的女儿，当然也看我的太太和女儿。”

　　不仅是领奖心情不同，杨振宁发现，中国人在做科学研究时有一定偏好，他将其概括为“民族性”。“中国人务实，德国人喜欢走极端。我并不是说谁好谁坏，只是发现这种显著的差异——一个民族的物理学家，因为文化传统有不自觉的倾向。”莫言回应道：“文学创作中也有这样的现象，中国文化传统强调文以载道。民族性可以理解为国民性，作家是国民的一分子，肯定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

　　这场对话的台下听众多为北大学生，有学生问莫言：“自从您得了诺贝尔奖，游客在参观您旧居时，总想抠块墙皮、拔点萝卜，沾沾‘仙气’，您怎么看？”莫言笑答：“中国有‘造神’现象，好像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有人来我家挖萝卜挺好，因为萝卜本来就是让人吃的。不过，千万不要把我想像成什么了不起的人。”

　　杨振宁对中国的大学生很有信心：“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差别很大。一是中国的中学教育对学生的训练很多，知识基础扎实；二是中国学生更成熟，清楚自己的前途，也肯努力。我在国内十多年，看到数不清的有能力、有决心的年轻人。加上最近几十年中国发展迅速，有了这样的经济支持，我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前途非常乐观，‘中国梦’一定会实现。”（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