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文字还在，只要人性还在，只要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还在，只要人类对理想和幸福的憧憬还在，那么，文学就不会失去她的魅力和价值。

　　赵丽宏 1952年生于上海，著名散文家，诗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兼职教授。著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70余部，作品曾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散文集《诗魂》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日晷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有十多篇散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和大学教材。

　　宋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您作为作家和政协委员，提出要在中国设立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在网上引起热议。这一提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赵丽宏：关于设立中国的世界文学奖，其实我已经思考了很多年。在上海也曾多次提出建议。本来想，北京不做这件事，上海或其他地方也可以做，当然，是由民间来做。在一些人眼里，这是件小事，无关国计民生，可有可无。人家诺贝尔奖办了一百年，中国人能做到吗？现在很多中国人没有文化自信，认为一切最好的，最有权威和公信力的，都在西方，对文学的评判，也是西方说了算，中国只有被西方批评的资格，没有评判西方的权利和能力。所以设立中国的世界文学奖声音一出，便有人断章取义，发出嘲讽之声。这其实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做这样的工作，设一个中国人的世界文学奖，能够表现中国的气度、胸怀和文化自信，也是中国对人类，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中国已经有国际电影节、电视节，每年都评出世界性的奖项，在音乐、舞蹈等领域，也已经设立了国际的奖项，在世界上获得好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在文学方面，中国一直无所作为，这样的状况，不应该再延续。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不遗余力地翻译推介西方文学，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翻译之多之广，可谓世界之最。这就是中国评价世界文学的坚实基础。我的提案，其实只是提出一个思路，期望引起社会共识，如有了广泛共识，那就可以具体着手来做。至于如何办这个奖，叫什么名字，由谁来牵头，具体的评奖规则如何制定，评委有哪些人构成，奖金到底多少，可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再逐步确定，逐渐完善。

　　宋珅：您与莫言见面时是否交流过这一问题？

　　赵丽宏：没有。两会期间和他匆忙见面，说的是其他话题。莫言获奖后，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处处被记者和慕名者围堵。不能太烦扰他，应该给他静心写作的环境。

　　宋珅：您觉得莫言得奖，对于中国文学最积极的意义在哪？

　　赵丽宏：莫言获奖，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中国文学的光荣。作为中国当代的优秀作家，莫言获奖当之无愧。因为莫言获奖，一向轻视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方世界，开始正视中国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中国文学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部分。但不少人以前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作家离世界水平距离很远。莫言获奖，对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是一种鼓舞，对那些崇洋媚外者，应该是一次教育和提醒。中国作家用汉语写作，主要读者当然是中国人，被母语读者欢迎认可，是作家的光荣。面对世界，中国的文学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雄踞世界文学之林。再不要自轻自贱，更不要自损自贬。莫言获奖，也提醒了中国人，中国的文学要走向世界，需要更多有水平的翻译和推介。中国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热情澎湃、不遗余力，但却无力向世界翻译推介中国文学，这样的状况，应该改变了。

　　宋珅：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谈到“要勇于表达中国人的文学口味”，告诉世界我们喜欢和推崇哪些作家和文学作品。那您觉得，距离能够让世界看到、听到我们的文学表达，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赵丽宏：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只要文学还存在人间，中国人就应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路再长，目标再远，也必须从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往前走。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脚踏实地、有水平、有成效的工作。除了设中国的世界文学奖，应该在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媒体经常发表有见地的世界文学批评，中国也要有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这方面的权威，不是一两天时间，一两篇文章能树立起来的，需要积累，需要传播，需要逐渐深入人心。设世界文学奖，也是如此，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办成一个举世公认的大奖。必须吸取教训，防止弊端，学习世界上成功者的经验。瑞典是一个北欧小国，也不是文学的大国，但诺贝尔奖坚持了一百年，办成最具权威的世界性奖项。中国是一个有悠久传统、有深厚根基的文学大国，如果中国人认真办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有何不可？任何奖，都不是一开始就成熟而有权威的，如果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条规，以最高的要求和规格，以公信公正和专业服人，持之以恒，一定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奖。在中国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永远会有人批评嘲讽。没有别的办法，把事情做好，得到世界的承认，是对嘲讽者最好的回答。

　　宋珅：上世纪80年代您就曾担任《萌芽》杂志的编辑，现在依旧在从事文学杂志的工作，三十多年过去了，您觉得如今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学青年和现在的创作环境背景，与当年相比有什么不同？您从中体会到的最大变化或感触是什么？

　　赵丽宏：这三十多年来，世事沧桑巨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曾有人很夸张地预言“文学将死亡”。我对文学的前景，却始终没有太悲观。我认为，只要文字还在，只要人性还在，只要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还在，只要人类对理想和幸福的憧憬还在，那么，文学就不会失去她的魅力和价值。新的科技和媒体高速发展，确实使现代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发生各种变异，年轻人的兴趣，向更丰富多彩的领域转移，文学的传播渠道，也有了颠覆传统的变革。青少年的阅读和写作，网络的影响已超出传统纸媒。现代的传播手段，使文学的写作和发表不再神秘，也不再是作家的专利。这是好事，必定会促进文学的普及和发展。但网络的写作，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极少的珍珠被大量的垃圾包裹，读者要沙里淘金，很难，要耗费大量时间，也是浪费宝贵的生命。所幸，还是有一些高水平的纯文学刊物，在喧嚷幻变中坚守坚持，把优秀的作品向读者推介。我认为，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文学的本质，不会改变，读者对优秀作品的评判标准，也不会改变。年轻作者中，不断有优秀的新人新作出现，让人欣慰。当然，也有不少以赚钱为目的的功利写作，可以热闹一时，可以每天在网上敲出数万字吸引眼球，但很快会被人遗忘。

　　宋珅：从2010年，出版单位开始转企改制，很多纯文学刊物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作为《上海文学》杂志社的社长，不到三年的时间，您是否找到了纯文学期刊生存的出路，还是依旧在摸索中？都做过哪些努力与尝试，结果如何？

　　赵丽宏：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为中国的纯文学刊物的前途和命运呼吁。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不应该一刀切，对纯文学刊物，应该有保护援助的措施。文学作为精神产品，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它能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影响人的心灵，它的影响力反映了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纯文学期刊担负着发表优秀作品，培养文学新人的重任，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渠道，是繁荣文学事业不可或缺的园地。有影响的纯文学期刊，是国家的文化名片，是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出版物。中国的纯文学刊物，目前在经济上大多处于艰困的境地，很多刊物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让纯文学刊物和那些通俗时尚的畅销杂志以相同规则在市场上竞争，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对文学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这种现状，希望有所改变。一方面，纯文学刊物必须在坚持文学理想的同时革新求变，更贴近读者，赢得读者。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刊物实行一些扶持和保护性的政策，以促进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如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期刊改制转企，对纯文学期刊，无疑是雪上加霜。为此，我曾多次提案呼吁，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上海文学》并未转企，也没有改变办刊的宗旨。前两年，我们还呼吁提高稿费，得到上海市有关部门的支持，拨专款用于提高稿费，《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稿费比以前提高了3至5倍。这是对文学创作的尊重，也是对纯文学杂志的激励。

　　宋珅：散文和诗歌在这个习惯快餐化阅读的浮躁时代，似乎显得越来越边缘化，甚至很多人转行去写小说，而您却能潜心创作三十余年，您是如何做到的？您的散文风格平静温和，您是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沉下来的？平时除了写作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主编《上海文学》有没有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赵丽宏：读书和写作陪伴了我大半辈子。写作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追求时髦、与时俱进的事业，而我却始终认为，这应该是一件以不变应万变的事。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是我的人生。万变的是世事，是永远花样出新的时尚，不变的应该是一个写作者的心境，是他对人生的态度，即所谓在喧嚣中寻宁静，在烦扰中求纯真。这几十年，我努力让自己保持这样的心境。我有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书名是《我愿意做一块礁石》。在水中，你可以是浮萍游鱼，随波逐流，也可以是一块礁石，任激流冲击，浪花飞溅，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安静和沉着。我愿意做一块礁石。我喜欢散文和诗歌，这些年写作确实以散文为多。但我并没有感觉散文和诗歌的阅读被边缘化，来自读者的反馈告知我这一点。作家对各种文体的尝试，其实很正常，散文家和诗人有写小说的，而小说家写散文的更多。我今年也会有一部小说出版。我觉得，一个文人，应该兴趣广泛，对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都有了解的欲望。除了读书，我喜欢听音乐，喜欢笔墨书画，喜欢研究古物，喜欢二三好友聊天，也喜欢一个人谛听天籁。编文学杂志，也是我喜欢的事情。主编《上海文学》，当然会占用我的不少时间，但这工作使我和中国当代文学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也可以成为我写作的一种动力，我想尽力做到编刊写作两不误。

　　宋珅：您的很多散文都写到了您所经历的“文革”和“插队落户”生活，那段经历曾是您的创作源泉吗？当时是什么支撑您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这些作品放到现在“90后”、“00后”孩子们的教科书中，您觉得他们是否可以理解？或者说现在对于他们的教育意义何在？

　　赵丽宏：“文革”和“插队落户”生活，是我的人生第一课。我早期的写作，很多内容都与此有关。我写过不少散文和诗，回忆、描绘、思索那段生活。是人间的爱，是文学，是对理想的追寻，使我越过坎坷走出了迷惘。这段生活，影响了我整个人生，我现在的写作，还时常会涉及那个时代。“文革”岁月，是现代中国一段极为独特和重要的历史，不能遗忘，值得研究。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我相信现在的孩子们能够理解。让他们了解“文革”，了解真实的历史，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漠视或者屏蔽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和前途的。

　　宋珅：您有不少作品入选大中小学语文教材，您写的散文还多次成为中考、高考语文命题材料。现在也有不少出版社推出您的作品供青少年阅读。在您看来，现在的学生应该多读一些什么类型的书？

　　赵丽宏：我的文章被选入课本，被用作考题，这是我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我写作时，从来没有想过要为孩子们写课文。文章能被选入语文课本，让广大学生阅读，对作家来说当然是一种荣幸，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这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不同的语文老师，对文章会有不同的解读和教学方法，如果老是让学生背诵默写，像解剖麻雀一样分析文本，提种种问题盘问刁难学生，学生必定拒绝生厌，再好的文章，也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学生的阅读，决不能局限于语文课本，应该鼓励提倡读课外书，可以让他们阅读的好书浩如烟海。我认为，有一种阅读，不会浪费孩子的时间，这就是阅读经典，古今中外，那些已被历史定论的优秀作品、文学名著。读这样的书，是和智者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