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呼兰》

曹明霞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从小说叙述的时间来说，曹明霞的《日落呼兰》可以说是萧红《呼兰河传》的续篇。萧红笔下20世纪20年代呼兰河畔民间的贫苦、愚昧、迷信、麻木一如既往，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又雪上加霜，苦难变成了灾难，悲凉变成了悲哀。在《日落呼兰》中，不要说普通的受难群众，仅仅死难者就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刚强的，柔弱的，勇敢的，胆小的，迷惑的，幼稚的，自私的，贪婪的，霸道的，残忍的，良心未泯的，伪善真恶的，都在战争的浩劫中受难受死，谁也不能违背战争的逻辑。必须写到各色人等的横死、暴死、惨死、冤死、无辜的死、活该的死，否则就无法揭示战争的非人性、非理性，就无法有力地暴露战争的罪恶与荒谬。谴责战争，诅咒战争，是小说的主题，然而又不能把《日落呼兰》笼统地说成是反战小说。小说对日本侵略者抢劫杀人的暴行，对归屯并户、实行街村制的殖民统治，对开矿山、伐林木、修铁路、建机场的经济掠夺，对许多中国劳工丧身矿井、在火锯厂里断指盈筐的罪行都有充分的揭露，并多次借铁骊镇百姓的口指出，客人来到主人家，又抢又夺，又捉又杀，上逆天理，下悖人情，是不能接受的，从而没有陷入不讲历史是非的泛人道主义的偏颇。《日落呼兰》不是一般的反战小说，而是一部在回顾与审视日本军国主义者由嚣张到溃败、由炙盛到衰落的历史之后，摆下亡灵为祭品，发大心愿，遥祭无数个无罪有罪的亡灵，发愿人类世界应该永久和平的祈祷之书。作品盯住的不仅是那些在战争中毁灭的人，更是那个制造人的毁灭的战争。长篇小说不怕说小故事，怕的是没有大情怀，《日落呼兰》就是一部从小镇说起，在大格局大视野中体现大情怀的大书。

　　背靠1931年到1945年东北抗战这样的大背景，面对小镇、平原、山林、雪原这样的大场面，涉及百姓、抗联、日军、开拓团这样纷繁的故事，把人物活动纳入到15万字的小说中，需要何等的腕力！作家没有摆出一副指天画地的架势，只是用一支纤笔朴实平静、工笔细描地讲述着这片苦难土地上的日常生活，像一个早已流干了泪水的老人，回忆那些已经远逝却仍然活在她心中的往事，细节饱满，具体而微，清晰真切，举重若轻，整个小说像一篇故事版的21世纪的《吊古战场文》，像一幅小说版的油画《希阿岛的屠杀》。细节饱满往往篇幅就不容易控制，《日落呼兰》剪裁果断，基本上不做情节过程叙述，使作品情节跳跃而不失连贯，叙述从容而不拖沓，语言精炼而不干涩，显出作家写作经验丰富，在结构和语言上用足了功夫。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作品的第一主人公不是抗日英雄，也不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战士。从14岁到28岁的洪庆山勤苦能干，善良仗义，又胆小怕事，是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人见人爱的好青年。他是家庭劳力的顶梁柱，也为日本人干活挣钱。他拒绝加入宪兵队当特务，也不肯进山加入“山林队”，他只是希望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老老实实过日子，谁也不招谁，谁也不杀谁的人”。最后在患难中与日本女人花田生下一儿一女，花田死后，又命中注定地要与日本姑娘纯子一起度过剩下的日子。你可以不赞同他的和平幻想，却深深理解和赞同他的和平愿望。在他卑微的身躯里，有一颗与全人类相通的高尚的灵魂。选择这样一个非英雄少血性的中庸人物在抗战作品中做主人公，还是第一次出现。

　　第二是全书14章，从第5章起，日本来了开拓团。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有小规模东北移民。1932年后，向中国东北移民成为日本国策，其目的是逐步改变满洲的民族构成，永久占领东北，同时作为准军事组织，储备后备兵员。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使东北人民破家失地，成为日本人的廉价劳动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东三省秩序一片混乱，饥饿、寒冷、怕报复，“日本男人疯狂地采用多襄井的办法，杀死老婆孩子，再自杀，有纵火的，有爆炸的，一家一家的死，一片一片的烧毁房屋”，还有许多开拓团移民后来成为日本政府的“弃民”，反而是中国群众收养了许多日本弃儿。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出现在小说里，具体地展现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反对和遏制罪恶的战争，应该是全人类的事业。相比起来，个别作品让侵华日本兵在临死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妻女的照片，以显示日本兵也有人性，就显得幼稚浅薄了。

　　《日落呼兰》发表在日本政府策划“购买”钓鱼岛闹剧引发中国东海局势紧张之际，不知道作家的祈愿能否得到国际政治家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