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重证据大量面世，“无据打假”时代需终结

　　以往学术界把证据、“第一手资料”的收集重点大致放在文本上。而对所谓的“第三重证据”，即出土文献器物的证据不够重视，传统的做法是鼓励“挑灯夜读”而不是“走遍天下”。

　　近30年，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大兴土木，使得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观出现了，在中国大地上，隐藏了几千年的历代珍宝，竟然大量涌现。这为新的文化考证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之新奇、数量之惊人，让人目不暇接。这些证据足以颠覆目前已定论的学术史，包括中国艺术史、美术史、工艺史、古陶瓷史等等，历史之真相对今人来说是未有穷尽之期。

　　但如今社会上弥漫的不问是非的“打假”之风，已成为一种公害，已使大量出土、出水和民间的窖藏器物或是流落地摊、或是大量流出国门。

　　声名遐迩的元青花蓝白相间十分美丽。因西亚风格与中华文化相互渗透、结合，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一个亮丽的符号。但传统观点坚持认为，全世界元青花只有300件至400件，对近20年间中国民间收藏的精美的元青花器，一律采取不认可的态度，致使民间收藏的大量元青花流失海外，在海外市场风靡一时。

　　“青铜地动仪”。青岛市著名诗人、知名收藏家纪宇收藏。尽管已被专家高度认同其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但社会上还是一片打假声。

　　在国际元青花学术会议上,伊朗国家博物馆专家（上图）、蒙古国家博物馆馆长（下图）观摩元青花展品。

　　走向田野的学术生涯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走上了与特殊的田野考察相关的新的学术生涯——历代艺术品收藏与研究。迄今20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书本中的美学家成为能在真假难分、鉴定混乱、鱼龙混杂的收藏市场中伸手淘宝并成为行家里手的收藏鉴赏家。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研究者，我不得不感激上天赐给我的命运的转机与成功的幸运。

　　上世纪90年代初，多少个寒风凛冽的清晨，我从当时居住的京西玉泉河边乘公共汽车赶到潘家园去逛地摊，虽然当时口袋里也许只有几十元钱，但我乐此不疲地坚持了10年，直到2002年我调往上海。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中，我从路边地摊上，从古玩小店中，从出差途中的穷乡僻壤，以及古玩行家的收藏室里，真正开始领略神奇、至美的中国器物美学史，狠狠地补上了过去在课堂里、书斋中无法学到的艺术史、文化史、美学史知识。

　　迄今，我游刃有余地徜徉在与中国历代艺术品的具体触摸的天地里，哪怕到大英博物馆参观时，也能够范儿十足，指出它的陈列品中的种种不足，目前我的兴趣已从收藏开始转向了研究，除了已出版的编著《中国元瓷》《土耳其、伊朗馆藏元青花考察亲历记》外，《中国器物美学》《元青花的文化密码》等专门性的研究性著作的写作计划也已提上了我的研究日程。总之，面对自己眼前全新的艺术史景观，收藏的乐趣已排位在后，对新的未知世界的探究兴趣，又让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去开辟新的学术天地。

　　焕然一新的证据链

　　做学术史向来重视证据，做美学史、艺术史少不了第一手资料。以往学术界把证据、“第一手资料”的收集重点大致放在文本上。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身，很清楚文学的各个子学科所重视的第一手材料是外文书和古文献。一直以来，传统的学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民国学者中鲁迅等人是重视器物的，但也只是作为业余的把玩之物而已。沈从文在 后半生用尽全力做出的《中国服饰史》，算是传统学者中的另类吧。

　　过去学术界对所谓的“第三重证据”，即出土文献器物的证据不够重视，我想其原因有二：一是出土器物不多，重新思考的依据不足；二是士大夫式的学术偏见作怪，认为书本才是知识来源，文献考据、八股做派越详尽，“朴学”越繁琐，才叫学问，“穷经皓首读书”才能做大学问。所以，传统的做法是鼓励“挑灯夜读”而不是“走遍天下”。

　　在传统思路上，我认为问学之道似乎已达到极致。就我们的学术人口而言，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编辑的在职人数，10年前是40余万人，再加上在校博士生、硕士生，现在或已超过100万人。这100万人被分配在十几大类的学科之中，如不起眼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全国少说也有几千人了，而研究的对象就是那么几个人，文本材料就是那么多，每年要出新成果，谈何容易？

　　近30年，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大兴土木，使得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观出现了，在中国大地上，隐藏了几千年的历代珍宝，竟然大量涌现，让今天的人们目瞪口呆，甚至惶然失措，不知如何应对。

　　中国器物大量面世的事实，为新的文化考证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之新奇、数量之惊人，让人目不暇接，然而，与面世的材料相比，我相信这也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

　　以作者从纯粹的学术角度和自己的收藏实践来观察，令人惊异的事实可以枚举许多。

　　时间上属于同一时期的或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的骨刻文字，山东大学美术考古所专家已有专文介绍。民间则收藏有几万片的牛骨、马骨、鼋背壳刻的从未见过的文字，华南某生物研究机构已证实这鼋背壳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遗骨，现在有几百个大型鼋背壳的出现，这只能是古代动物的遗存。

　　清华竹简已经使学术界疯狂。但清华竹简不过是一批出土物走私到香港被香港人收藏并转捐给清华大学而已，同样是出土物（包括可有上万文字的玉简），由于国内不认可，被欧美华裔收藏家获取。据笔者所知，古代玉简《战国策》全书已经到了美国华裔藏家的手中，以后中国学者要查阅、核实材料，请到美国去吧。

　　大家知道青铜器最宝贵之处在于文字，现在已知毛公鼎上刻的铭文是当今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多的，有32行，499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但民间藏家竟然有1586字的青铜器，其历史内涵深不可测。

　　文学典藏三国故事成书于明，《水浒传》成书于明，“三国”最早的版本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朝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全书24卷。“水浒”最早的版本是保存于上海图书馆的《京本忠义传》，大约刻于明朝嘉靖年间的一百回版本。现在，收藏家手中掌握全套“三国”、“水浒”人物故事的元代瓷器，可见民间话本对于“三国”、“水浒”的传承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国文学也应当在新的证据前全新改写。就中国陶瓷史而言，传统说法是珐琅彩瓷器为宫廷专用，现存只有区区几百件，现在，民间收藏家收藏的清代珐琅彩器已超过万件。历史真相如何呢？已经正式出版的《唐英年谱》记载，嘉庆年间，一次就有43万件彩瓷从宫中卖出。据中国陶瓷史上记录，珐琅彩器只有在明代中期才出现，而现在我们知道，元代烧造了内府款的黑釉珐琅器，精美绝伦之至，任何言语都是多余了。

　　我还可以举无数的例子来颠覆目前已定论的学术史，包括中国艺术史、美术史、工艺史、古陶瓷史等等，历史之真相对今人来说是未有穷尽之期。

　　“无据打假者”的误区

　　陶瓷仿古历来有之，景德镇有仿古陶瓷产业，但景德镇的仿古能力被一些人无限夸大了。事实上，真假识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有些人把近年出土、出水以及民间收藏的器物，由于自己不认识而一律打成“新仿”。下面，就举几例证明无据打假者的误区和错误。

　　例一，所谓的“青花热水瓶”问题。“青花热水瓶”风波已经在网络上、媒体上热闹了好一阵了。现在我提供江苏藏友收藏的青花黄釉“热水瓶”，仔细观察，这其实是一种容器，在这里是盛酒器，其明代窖藏的酒，清香扑鼻，春节期间藏友畅饮，欢畅无比。仔细观察这一批藏品，“热水瓶说”不攻自破。

　　例二，“青铜地动仪”问题。2009年，迎世博民间收藏展览在上海南汇博物馆开展。山东藏友、著名诗人纪宇送来了收藏的“汉代青铜地动仪”，由于这是传说中张衡发明的科学仪器，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头号明星，现在，竟然在民间收藏中出现。尽管著名青铜器专家、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熊传薪，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孙学海都亲自对其做出了鉴定，高度认同其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但社会上还是一片打假声。我们向文物部门的书面反映也石沉大海，近在咫尺的博物馆对此也是毫不动心，这一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诡秘事件，我相信终将会被历史澄清。

　　例三，元青花全世界只有300件至400件。声名遐迩的元青花蓝白相间十分美丽。因西亚风格与中华文化相互渗透、结合，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一个亮丽的符号。但传统观点坚持认为，全世界元青花只有300件至400件，对近20年间中国民间收藏的精美的元青花器，一律采取不认可的态度，致使民间收藏的大量元青花流失海外，在海外市场风靡一时。这种将自己的国宝大规模地推出国门的丑陋行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还没有先例。经过民间召开的多次元青花国际学术会议，民间元青花已经得到国际专家的高度认同。2012年12月1日召开的国际元青花学术会议上，伊朗国家博物馆、蒙古国家博物馆、台湾历史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五个顶级博物馆的专家，以及江西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专家，共出具了44份元青花证书，其权威性毋庸置疑。

　　可以举出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从本人的收藏经验来看，中国社会上弥漫的不问是非的“打假”之风，已成为一种公害，它使大量出土、出水和民间的窖藏器物或是流落地摊、或是大量流出国门，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

　　当前，历代器物大量面世，民间藏家要求有关部门认同的呼声十分高涨。而传统市场出于商业利益，坚持打假立场，将国宝赶出国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千载难逢的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历史时机正在丧失。而另一方面，国家各级博物馆有3000余所，大部分博物馆的收藏非常有限，有的新建博物馆只能靠展示图片来应付，而高等院校迫切需要的中国艺术史、中国文化史教育所应有的器物，都几近空白，全国高校有3000多所，有几家有像样的博物馆？国家的历史文化教育迫切需要这些器物，一些拿着纳税人供养的薪俸的专业人员，却又把这大量器物赶出国门，这些怪事，难道不该让我们深刻检讨吗？

　　救救正在流失的中国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