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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神州惜此才——悼张晖

时间:2013年04月10日来源:作者:杨 早

  张晖  36岁,一位杰出的、纯粹的青年学者,潜心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学三年级即完成《龙榆生先生年谱》,至今已出版多种专著。3月15日因急性白血病不幸辞世,引起社会各界对青年学者生存状态的关注。

  贞观是勇敢的,他一个人正朝那无声无光的石塔走去。(贞观是张晖两岁的儿子,图文来自张晖夫人张霖微博)

  张晖家房子太小,只好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让张晖父母从上海来住。早晨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晚上再接回来。有时两口子沉迷读书写作,一抬头:忘了什么吧?忘了接孩子了。算了,明天再接吧。

  张晖并不是很多人想像中那种迂腐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在张晖心目中,何谓“好的人文学术”:“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

  你说谁?张晖?怎么可能!

  若不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哽咽,我一定觉得这是个虐心的玩笑。即使不是玩笑,这事儿仍然是那么的不真实,不真实到我想以头撞墙,看看会不会醒在另一个梦里。

  另一个电话证实了这事,“基本上不行了,来告个别吧,也不用多呆”,而且告诉了病因:急性白血病。

  外面的天还是灰蒙蒙的。这世界是怎么了?

  

  张晖2006年来文学所,比施爱东和我晚一年。他来之前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只听广州的胡文辉李霞伉俪说,有位香港毕业的博士,要来你们所。很不错。

  虽然不知道是怎样的很不错,但胡李二位的品鉴我是信的。碰见,谈起来,知道他夫人张霖是中山大学程文超老师的博士(程老师去世后转到林岗门下)。程文超老师是我本科论文的指导老师,这又多了一层渊源。

  打招呼的自我介绍不算,第一次比较多的对话,是全所去京郊什么地方开会,车上车下的瞎聊。现在能记得的,只是说社科院收入之少,刚来的博士只有一千出头,加房补一千,也相当够呛。张晖抱怨说,他刚来还在实习期,房补还只有八百。我安慰他说,第二年就有一千,评上副研究员,还会涨到一千二。

  我们头一次长聊,花了偌许时间讨论房补,回想起来,反讽得很。

  

  张晖躺在ICU病房里,应该是加床,占去了过道的一半。房里满满的全是床和人。侧身挤进去,侧身站在他的床边。墙上的仪器闪烁着他的生命体征,看上去还很稳定。他全身盖在被单下,插着呼吸管,眼睛没有全闭上,微微睁开了一线。床脚有位护工,时不时拧一把毛巾,给他擦去身上的汗。后来把被子撤了,再后来让腿脚都露在了外面。

  不能换一个专科病房吗?不行,因为病房里没有呼吸机。

  不断有来看张晖的人进来,所以确实也无法久站。来到走廊里,看见坐在椅上恸哭的张霖,我都不敢上前说点什么。

  

  “14日下午,张晖因皮下出血到北京市海淀医院就诊,验血报告出来后,医院建议他转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时他还能自如活动,可到了傍晚,正在医院等待检验结果的张晖开始吐血、昏迷。第二天上午,杨早等同事赶到医院时,医生在会诊后已经放弃了治疗。”(《吉光片羽忆张晖》,羊城晚报3月21日)

  14日晚,张剑等《文学遗产》编辑部同事就赶到了医院。第二天早上张剑给我打电话时,他已经和张霖一道,在张晖床前守了一宿。“我得回去睡一会儿,给手机充充电”。

  

  时光变得特别的煎熬。一个人还好好地躺在那里,但医生说他已经没救了。一个人前几天还在上班,昨天还自己走进这家医院,可你们说他已经没救了。我碰了碰他的脚,皮肤还是温热,甚至比我的手温度还高一点,他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可你们说他已经没救了。

  难道就让这里的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他、等着他走向生死之门?

  如果是在美剧里,这时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对着医生大喊:“For God’s sake!Do something !”但生活不是美剧,事实上,连医生都看不见一个,只有输的药液将尽,护士被叫来换瓶换袋。

  张霖已经不再哭了,走到床前轻声说:“张晖,再撑一撑,撑到你爸爸妈妈来。”张晖的父母带着两岁的孙子,从上海赶回来,昨夜的机票没买到。他们在火车站坐了一夜,一早的高铁,十二点到。

  这半天一夜该是何等的残酷!

  

  我跟张晖交往不算多,大抵是上班时走廊遇到打声招呼,出了书互相送。他的书,我无力评价,只是觉得路数与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颇相径庭,用张剑的话说:“张晖正处于学术的爆发期和成熟期,且格局、视野与时人迥然不同,上天哪怕再给他十年时间,相信他都会为学术界奉献出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

  所里一道出去考察的时候,与张晖会有难得的攀谈。词学、诗史,我都无法置喙,但我们俩可以谈近代,那个迷人的时段。几次三番说,要拉上张剑,成立“晚清小组”。最后一次说起,是在去年年底年会返城的路上,一同讨论的还有陈君。陈君说,不妨设定一个主题,如清遗民,大家各自写论文,再开会讨论。我说好啊,我可以写梁济这种小遗民。

  2009年,族中长辈自费出版《扶桑十旬记》,那是我高祖杨芾1907年访日考察的日记。书很有价值,但校点未精。我送给张晖、张剑各一册,也是让他们看着玩儿的意思。去年他俩找我谈,说要为江苏某出版社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希望我将《扶桑十旬记》加上其他几种近代日记,合出一册。

  整个2012年我都在抄1912年《申报》,顾不上整理日记。但张晖、张剑都希望我这书能放在第一辑出。于是只好春节赶工。三月校稿从出版社返回,才开始细细地校。

  

  门口一阵骚动。对,是张晖的父母。方才听说,没敢告诉他们真实情况,只是让他们来医院看一眼,就回家。我逆着人流走出急诊楼,看见了张贞观。

  张晖儿子出生,比我儿子晚了半年。北京太大,彼此也没见过对方幼子。只是某次听张晖讲贞观便秘,三天没大便,我问是不是吃的奶粉不对,上火,一问是惠氏。他说,在医院给配的就是惠氏,改不过来了。可是妇产医院提倡母乳,现在不能提供奶粉啊。他也说不清。

  张晖很少谈家里事,不只跟我,跟所里的同事、朋友都很少提。问起来总是简单几句。搬房子了,有小孩了,小孩爷爷奶奶带着,我跟孩子混得还不错。

  听同事讲一个小笑话:张晖家房子太小,只好另外租了一套小房子,让张晖父母从上海来住。早晨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晚上再接回来。有时两口子沉迷读书写作,一抬头:忘了什么吧?忘了接孩子了。算了,明天再接吧。

  现在终于见到了小贞观。两岁的孩子,两条小腿倒腾着,跑得挺快。追了十多米才追上。有阿姨在逗他,他甜甜地笑。他还看不清这个世界的獠牙。

  

  春节总是静不太下心来,时间紧,任务急。张剑年前跟我说过,他会代我校一遍各日记的整理稿。我离京之后,张晖又追了一封邮件来:

  “早兄:

  张剑说已给你回复,希望你把原始文献提供给他,帮你校一遍。

  我们是这样想的,你如今声名在外,万一有人想挑你错误什么的,不是很好。而文献整理,谁都免不了有打瞌睡的时候。所以,朋友之间倘若能够提前把个关比较稳妥。盖张剑和我,都吃过这方面的亏。

  祝在长沙洗脚愉快!哈哈!

  张晖 上”

  在年末的长沙收到这封信,心中极感温暖。张晖是怕我以为他们不相信我,有想法,其实哪里会?有他们俩帮我把关,简直是两大帝国伺候我一个人,这福气还小吗?

  事实上,我节前节后整理日记,抄完一种,随寄张剑,张剑帮我校完(原始文献无电子版,他找国图的朋友复印了原本来校,工作量与整理其实差得不多了),返给我复核,再交出版社。当我逐字细校打印稿,错漏仍有不少,每见一个错字漏字,甚或漏行漏句,便背心发凉,冷汗直冒,知道自己在文献方面还是太不足了。

  

  是得做点什么。我致电301医院脑外的师嫂,问有没有外院支援的可能,回说几间医院水平都差不多,如北大人民医院认为技术力量不足,会向外院专家发出邀请,而现在既然会诊后放弃,说明没有这个必要了。

  然而天坛医院脑科主任还是来了。过道里的人纷纷涌进ICU。我开头没进去,在外面闷得忍不住,也挤进了人群。正听到他说:

  颅内大量出血……形成颅内高压……什么都输不进去,输什么药什么液,都是瞎输……他是年轻,所以还维持着生命体征……好吧?

  大家都听懂了。

  在主任来之前,张晖鼻孔大量出血,用输导管引到一个血液袋。他的皮下也大量出现了血点,说明全身大出血。

  人们慢慢地走出病房。真正绝望的哭泣开始了。那一刻无数人愿意相信奇迹,我甚至希望有兑换寿命的机器,可以让我们像输血一样,把生命分给张晖。

  自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就没有哭过。今天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我甚至不愿擦它,对着一个墙角,吞声饮泣。

  稍稍平复之后,我离开医院。别了,张晖,祝在天堂治学愉快。

  我想记住今天。似乎很容易,又一个消费者日,多少企业惴惴等着。报摊上的报纸们头条宏大:“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习李时代正式开启”。

  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在今天彻底破碎。

  到医院是上午十点半,离开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五十七分。

  四点三十五分,我在475路公交车上收到李芳短信:停止心跳了。

  

  对于张晖的生平、学问、性情,我无一可说。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3月5日中午,一堆人在中粮西蜀豆花庄吃完饭,别人先走,我在结帐。听到背后喊我:“嘿!杨早!”

  我回头冲张晖一笑:“你们也在这儿吃啊?”“嗯。”

  没再说什么,举手为别。这就是社科院的典型交往方式。我们的周二总是太忙,开会、取信、报销、会客……走廊里光线昏暗,同事们擦肩而过,认得出点个头,认不出就算了。朋友间有时正好遇在电梯旁,光线较强,会看看对方比起三周或两月前,形貌有无改易。

  而这一会,便成永诀。3月12日我收到胡文辉寄赠的书,有一本《书边恩仇录》是给张晖的。送去《文学遗产》编辑部,他不在,托张剑转交。

  

  张晖并不是很多人想像中那种迂腐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受高华老师的影响很深。在张晖怀念高华老师的文章里,他提到高华曾在课堂上问他:有没有去看过“思想的境界”?

  “‘思想的境界’是当时南大年轻老师李永刚先生个人创办的网站,影响很大。我却一愣,连什么是‘思想的境界’都不知道。他叹了一口气,说:‘张晖啊,学古典文学的人也要关注当下。’当着很多新同学,我无地自容。高老师的这声叹气从那天起就扎在我的心中,时刻提醒我反思学问的目的何在。”(张晖《怀念高华老师》)

  我相信,张晖从未停止思考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年前,他交给我一篇稿子,是他在“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稿。这篇文章回答了在张晖心目中,何谓“好的人文学术”:

  “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之处,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地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

  这也呼应了维舟《平生风义兼师友》中引用张晖在1992年书信中所说:“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

  而关心现实如斯,为什么还甘于“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无声无光集〉自序》)?”他的回应是:

  “那或许有人问,你既然这么关心现实,为什么不直接去投入现实,而来做学问呢?哪怕是从事经济学之类的学问呢?又何必来从事文史研究?这个质疑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一开始就陷入将学问和现实二元对立的思路。试问,谁说学术要与社会、人生分离的呢?是一种设想、拟想乃至于幻想吧。学术不是让人来逃避现实的,而是让人深入思考,更好面对现实的一种方式。不过,学术还承担着求真、求知的重要任务,你当然不能要求专力求真、求知的学者去太多地关注现实,但实际上,即使全力求真、求知的学者也不会和现实绝缘,只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方向和个人精力都不允许他们有太多的旁骛,影响了他们对于现实人生关注的深度和力度。”

  同辈学人里,有几个我相当钦佩。去年底从京郊返程车上也曾跟张晖谈到,像胡文辉、刘铮(乔纳森)、张治(或者还有刀尔登)。这些人的文字有一种共同的气质,纯正、执著、高贵(借用龙榆生孙女语)、清明。他们代表着中国私学传统的延续,文章之学的薪传。

  当时我还笑说,是不是因为他们都不在北京,反而更能接近学问本身,就像张晖的老师高华所说“北京住长了,容易让人长袖善舞!”可是,张晖分明是他们中的一员。莫非张晖真是不适合这喧嚣杂乱的京师?3月19日遗体告别仪式,挽联满堂。凌对我说,其实不如就写那两句: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与张晖同事六年,我俩最大的交集,不是谈学问,而是评职称。

  我2007年第一次参评副高,两个名额,未上。张晖2008年首次参评,三个名额,我们俩均未上。2009年,无名额,停评。2010年,无名额,停评。2011年,八选一,我们俩又均未上。2012年,犹如长灾后的丰年,一下上了七个,张晖和我,终于都当上了副研究员。

  没有谁要害你整你,就是名额已满,明年请早。退休一个,才能上一个。副高职称,对于张晖和我的志向来说,本来只是一道小小的坎。可是,该得的不得,它就慢慢变成了一根深深的刺。不是因为每月多那几百元钱,也不是因为申报课题需要找两名正研推荐,还需要找个导师,也不是因为没有副高,无法担任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委员……或许这些都不那么重要,它只是像麻疹,没出过,你就永远在它的阴影之中。

  曾听一位同事笑谈,说台湾“中研院”规矩森严,助理研究员碰见副研究员,必须九十度鞠躬,因此被蔑称为“沙虫”。倘这说法属实,则是社会主义的好处。

  我隐隐感到,或许,张晖对职称的事比我更在意。他是那样纯粹的学者,他的生存意义全都放在学问上,也就与学术评价体系血肉撕扯。而且,他不像我,他是本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我根本想不出他作为学人,有何可诟病之处。

  可是我内心也有自私的念头,会想:“张晖比我小四岁,还有大把时间,或许不要紧吧?”评不上职称,有人哭,有人闹,连我后来也绷不住找所领导谈过一次。张晖从来不提,反正我没有听过他有何微辞——或许他不该这样,憋在心里,太伤人。

  2011年那次,我正好要去台湾开会,本想托施爱东代我述职。前一个星期二又在过道里碰见张晖,他很认真地叫住我,说:“听说你要去台湾开会,要别人代述?千万不要……无论如何,哪怕不去开这次会,也要留下来亲自述职!”我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从中看到了善意,也看到了在意。那一年只有一个名额,按说我的缺席,可以增大所有竞争者的机会。张晖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番话?

  我果然推迟了去台的时间,亲自述职。只可惜,我和张晖,双双倒在了四进二那一轮。

  别人总是安慰说:“想当年,很多老同志也经历过……”是的,这不熬过来了吗?倘若就这样平静地过上十六年,抗战结束两回,杨过找到小龙女,张贞观和杨以言都考上了大学,张晖和我,也可以在饭桌上,看着郁闷的年轻人慈详而无奈地说:“没法子,当年我们也经历过……”奈何,司命不肯给张晖这十六年。

  我走进灵堂,又见到了张晖。他还是躺着,干净多了。身上盖着党旗,厚厚的嘴唇微翘,像个孩子睡得安详。

  我掏出相机,拍下低泣的人群,拍下采访的记者,拍下熊熊的炉火,待烧的纸钱和纸车、纸楼,上面草草地写着“张晖收”。还有张晖父亲,叼一根烟,捧着遗像,静静站在道旁。

  爱东在喊:“记下来!记下来!下雪了!”我伸出新买的黑色大衣衣袖去接,真的,春雪,只是黄黄的颗粒,挺脏。

  

  参加完遗体告别回来,我打开收件箱,在搜索栏里输入“张晖”。不多,我们也从未在邮件里谈过学问。往下拉,往下拉,能找到的最早一封是2012年1月3日十点零九分发出。那天正是周二,他大概是在所里发给我的。之前是那年的年会,去八达岭,我因为孩子有点病,心绪也不佳,就没去。  

  早兄:

  最近高华先生去世,我写了篇回忆文章,不知是否合适《中堂》刊用?倘不合适,无妨。

  八达岭你没去,我突然觉得很没有意思。

  祝好!

  张晖 上

  我伸手摸过手机,调到自拍模式,咔嚓,发了一条微信,说明文字是:

  “我哭的时候可真难看。”


(编辑:孙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