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

　　郭文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负面价值与伪价值的生成已经近乎一场人文灾难，就在此时，这一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警觉，并且成为许多人文工作者包括作家们工作的逻辑起点。这样的工作有两个向度，一是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一是从历史、现实与理想中寻找与建构正面的价值观念。其实，这两个向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不可以分开，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却由于环境、心性、认知等方面的原因而有所侧重与选择。

　　在我看来，郭文斌选择的是第二个向度，即一种建构性的写作，他是少有的坚持以自己的文学宣示鲜明价值立场的作家。我想所谓建构性写作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包含了个性、创新、思想、风格，包含了作家文学理想的提出和对这一理想的有效的实践，而且能开一代文风。我认为建构性写作是一种“正面”的、面对价值的写作。

　　我不知道郭文斌这种面向价值的写作的自觉意识起于何时，从他的早期作品来看，虽然题材广泛，视野遍及城乡，但他的触须似乎都伸向生活中那些向善的人与事。像《玉米》《剪刀》《水随天去》（见短篇小说集《瑜珈》）等，在郭文斌的作品中已经算是有些寒冷的了。《玉米》中红红的不幸，《剪刀》里无名夫妻生活的艰难，《水随天去》中父亲对平庸和世俗名利生活的厌倦都从不同角度写出了生活中的杂色，写出了人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困境。但就是这样的作品，郭文斌也有所保留、有所控制，并没有写成不幸的控诉、仇恨的集聚，他寻找的是人们对这些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的态度，他在探讨我们还有没有力量去应对苦难，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应对苦难的能力，宽容、善良、忍耐、牺牲等等还在不在。不过，这些只是郭文斌叙述的起点、背景和故事的表层，作者的目的并不止于此，他在寻找，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寻找人们内心的底色，而正是这些底色，人的基本道德、良心与人伦使得许多人物与故事得以曲中奏雅，竟然能够让郭文斌的叙述也变得轻灵甚至欢快。

　　这样简单的回顾已经显示，虽然郭文斌与我们面对着同样的社会状况与精神生态，但是他作了不同的选择。这些作品的主题还不统一，作者对正面力量的寻找方向也是犹疑的、不一致的，而且，郭文斌还没有完全调整好自己的写作目标。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郭文斌显然认为隳败与沉沦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批判、怨怼与绝望也不是我们全部的态度。我们还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方式，那就是探讨或肯定理想与价值。郭文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从早期的作品来看，郭文斌的想法还比较宽泛，但是到后来，他就越来越集中，目光也越来越坚定了。他做的是减法，他主张回到历史、回到经典、回到传统、回到生命的原点，用郭文斌的话说就是“寻找我们本有的”。在他看来，传统就是“本有的光明”，是能够“让每个人点亮那盏永远不灭的，能够照亮他一生的心灯的方法”。于是，重新言说和阐释传统价值就有了路标式的意义。《大年》显然是一个标志，而长篇《农历》则是一个总结或集大成。作品中的人物用一年的时间为我们演示了中国农村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给现代化中的人们讲述他们生命的节奏、生活的原则、感情的寄托，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根。这部长篇从“元宵”开篇，到“上九”结煞，刚好一个轮回。中间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年、中秋，也有我们非常陌生的龙节、中元，有的是农历的节气，有的是农历的节日。郭文斌说得很明白，“十五个传统节日，就是十五个不同的意象。它事实上是传统留给后人的十五种精神营养。”

　　如果郭文斌关于价值的寻找或重建的书写只到这里，那还是传统的狭义的文学层面的，但是，他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这就有了文化随笔集《寻找安详》《〈弟子规〉到底说什么》和散文集《守岁》。这时，郭文斌的价值观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农历精神”和“安详”。这两者其实是内在统一的，农历精神就是传统的文化，而传统文化按郭文斌的说法就是安详的宝藏。而郭文斌对价值的宣示，特别是近期对安详的书写，尤其是通过对《弟子规》等传统经典的解读和倡导，极富个性地凸显了一个作家的现实情怀，这是不是文学和作家在现实逼迫下的新的转型？

　　不过，这个领域显然是没有止境的，也不可能是封闭的，希望更多作家进行探索，寻找和传播价值，这是文学面对人的困境时应有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