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电视广播业在苏联解体后的20余年间可谓沧海剧变。苏联解体之时，国家和苏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新政体下的利益部门和资本寡头的盈利工具。而在短短数年之后，国家传媒又重归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与私有传媒竞争话语权和市场份额。回顾俄罗斯电视传媒这一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考察和解读形成这些历史变迁背后错综复杂的成因，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电视媒体的前世与今生，思考这一变迁的价值所在。俄罗斯20余年电视广播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

　　1990-1995

　　这一时期，俄罗斯电视广播传媒的管理部门是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其下属部门和所有与广播电视相关的机构、企业只能通过委员会实现财政拨款。国家广电委员会行使贯彻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方针和政策的职权。1990年在央视第二频道的基础上建立俄罗斯电视台。而第一频道则兼具意识形态和信息广播功能。同时央视又开播了2×2频道，其主要任务是制作和播出广告。

　　1991年3月13日，俄罗斯电视（PTP）在第二频道开播。同年企业家伊琳娜和季米特里·列斯涅夫斯基开办了第一家独立电视制作公司REN-TV。就此，苏联广电委员会在电视播出的垄断继电台广播垄断被打破之后也被打破了。这期间在央视一频道的基础上组建了股份制电视公司“奥斯坦金诺”。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的私人电视公司也在迅速滋长和蔓延。这类公司有3种类型：节目播出类、节目制作类和节目分销类。

　　这一时期具有广播电视传媒市场最初形成的特质，电视节目基本上自主生产企业的产品，其生产依赖于之前的国家电视生产基础。大部分电视广告公司都是在某些机构的监督之下运作的。而这些机构的投资方则常常因为电视机构的管理方式而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

　　这一时期，金融寡头B·别列佐夫和B·古辛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传媒集团。他们因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相似而相互排斥、对抗竞争。他们在私有化过程中总是在不断为将国家资源划为囊中之物而争夺不休。

　　时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广播电视的广告市场已被寡头们瓜分殆尽。电视媒体成为许多区域赚钱的商品，而下一个时期则是传媒大亨们各显身手、开疆拓土的时期。

　　1996-1999

　　这一时期被俄罗斯研究者称之为“寡头资本主义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部分俄罗斯大众传媒可以说已经完全置于国内金融集团行政、财政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

　　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平面媒体的需求量急剧下降，出版份额急剧减少。这些传统媒体第一次感受到生存的压力以及对财政补贴和资金来源的渴求。

　　苏联时期，电子媒体与其它平面媒体一样享受国家拨款待遇。平面媒体还有一个资金来源，就是通过国营发行机构“苏联发行”的零售。而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大众传媒的国家拨款被取消，改为自负盈亏；平面媒体的订户和零售系统的收入份额大大缩小。据统计，直到今天平面媒体这一收入的份额仍不足地方大众出版物销售结构的百分之三十。

　　俄罗斯中央地区广播电视媒体私有化速度比其它地区快得多。这期间的大型电视公司或频道只要有资金入账，不管来源如何，一律照单全收，并根据投资者的要求编播制作节目。投资者们获得了这些媒体的控制权和经营权。金融寡头和工业集团向大众传媒大量注资，其用意不仅在于商业利润，更加在意的是表达其政治主张的话语权。他们对旗下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的编播人员有明确的任务规定，以此影响公众的意见和政治精英的态度，进而在国家结构中游说并建立自己的利益集团。当然，最终目的是实现该集团合法存在于国家或省级政权制度中。除此之外，商业广告的巨大利润也极具诱惑。

　　政治和资本之间形成的密切关系是这一阶段俄罗斯最为显著的特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这句名言，在当时的俄罗斯现实中找到了最好的注解。

　　金融及工业寡头不仅从大众传媒获取丰厚利润，而且也从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受益。例如，叶甫根尼·克谢列夫在HTV频道开办的栏目总结，其观点常常取决于该频道拥有者古辛斯基与政权冲突的程度。如此的信息大战一直伴随着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下台（1998年3月）、基里连科政府的下台（1998年8月）和普利马科夫政府的下台（1999年）。

　　尽管媒体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但是新形式和新内容的电视广播主体还是在不断地产生和发展。这些电视频道一般含有国家和私人的经济成分。1996年CTC频道和MY3-TV（分米）频道创建。1997年1月REN-TV广播公司创建。同年3月在国家第五频道的基础上恢复开播文化频道。1998年新的分米频道THT和MTV-俄罗斯开播。

　　1998年8月的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电视业是一次较大的冲击。随着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的恶化，电视广播的任务开始向捍卫国家稳定的方向转变。这一年的经济危机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俄罗斯的传媒环境脱离不开国家的整体经济和社会环境。1998年下半年电视广播处境艰难，大部分国民经济领域尚未见到复苏的迹象。但是，作为大众传媒中最活跃的媒体——电视，却在俄罗斯这一最新的历史阶段呈现两个方面的积极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电视功能的变化，开办了不同形式和功能的电视台。第二个变化是大众传媒领域法制的建立健全。鉴于对后危机时代的思考，人们意识到大众传媒领域以及广告业的立法尚滞后于俄罗斯民众的期待和要求。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涉及大众传媒领域的法律法规都为国家杜马所批准实施，但实际效果要大打折扣。违规之处常被冠之以各种堂皇的借口，或者以打擦边球的方式来规避法规。

　　经济危机给体制上带来的教训迫使整个大众传媒管理系统着手改革。1999年7月，隶属于重组的印刷广播电视及大众传媒事业部的联邦广播电视局创建。该局由传媒大亨米哈伊尔·列森主持。列森是国际视频通讯社的老板，也就是国家高级公务员，但同时把持着自己经营的商业系统。他的这种双重身份在俄罗斯当代电视史上具有特殊性，是国家和传媒之间商业利益互动的典型实例。

　　从2000年至今

　　国家领导人的更换是这一时期划分的客观依据。鲍里斯·叶利钦的退休以及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上台和成功连任等，俄罗斯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可能不对传媒造成影响，特别是在国民经济中私营成分与国家结构的关系发生比例调整的那些领域。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初步完成对传媒领域国家垄断体制的确定。但在播出内容和数量方面仍以私企制作的节目为主。当然，国家媒体并没有放弃对收视的影响力，与私营媒体展开了收视率的争夺战。起先，私营的OPT自2000年至2005年一直保持收视冠军，但2005年之后俄罗斯频道跃居其上，后稳居收视之冠。

　　而两位传媒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和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在政治上的争权夺利，最终在国家采取综合利用经济及行政手段的作用下土崩瓦解，从而丧失了对公众信息的影响力。

　　这一时期俄罗斯不同所有制传媒之间的话语权争斗甚为激烈。各方都以维护言论自由和公民知情权为借口，代表各自利益操纵舆论和导向。而这种争斗又很道貌岸然地将商业目的隐藏在政治诉求之下，成功者不乏其人。例如CTC电视公司因此而发展成为很强势和有影响的电视广播网，甚至使整个电子传媒市场的结构都发生了改变。

　　这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比如库尔斯克核潜艇事故、诺尔特-奥斯特人质事件及别斯兰悲剧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反映出俄罗斯这一阶段电视媒体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反映出当时传播法的不完善——包括部分平面媒体、电视及广播媒体所有权和归属不清的问题。为了从法律上规范传媒生产和市场，俄罗斯发表了《俄记协关于2004—2007年发展大众传媒法规的建议》。该建议明确提出“发展大众传媒领域内经济关系基础上的法律法规”，指出大众传媒作为商业结构的功能发挥与传媒环境不相适应，其正常的创建和活动缺乏相适应的法律基础。建议认为，必须以“反映大众传媒领域内经济关系特征的联邦法律来补充现行的大众传媒法”。

　　在这样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下，俄罗斯电视传媒在体制和所有制的改造中步入了良性的发展轨道。国家和私营的电视频道各自的目的和定位越来越清晰。这一时期俄罗斯电视传媒最突出的特点是频道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比如国家频道第一频道和俄罗斯频道等就成为关注社会政治的受众们的首选频道，而CTC和THT等私营频道则屡创娱乐节目收视率的新高。国家频道和私营频道在节目、栏目制作水准上有高有低，但竞争结果大相径庭。有的栏目赢得较高的赞誉，有的栏目则因监管力度的松懈而庸俗不堪，遭到批评。特别是色情、暴力等场面的过多泛滥而引发不小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带有世界通病，需要全球电视界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