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被称为“锡伯族故事大王”的何钧佑走完了他89年的人生历程。当人们还沉浸在对他的缅怀中时，当年发现这位故事大王的辽宁大学教授江帆决定以深入研究锡伯族民间故事的实际行动对逝者表达追思。回想起几年前在自己面前一口气讲了好几个民间故事的何钧佑，江帆无比悲伤：记得何钧佑说，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从父辈那里听来的“土故事”在非遗专家眼里成了“锡伯族活态史诗”。

　　锡伯族自古就有说书讲古的传统，过去，鲜卑人把讲述（或讲唱）部落英雄或部落历史的长故事称为“郭尔敏朱伯”，鲜卑语“郭尔敏”意思是“长长的”，“朱伯”意思是故事。

　　清康熙三十八年，锡伯族挂勒察部落三户家族（韩家、何家、吴家）迁移到盛京北部倒树子村（现沈阳于洪区平罗街道）居住。何钧佑是何家的第十代，他的爷爷何明岫曾出任盛京得胜营的骁骑校，父亲何若太也曾任盛京得胜营的统领。何钧佑说，他少年时期听来的故事大多来自他的爷爷。在他的记忆中，读过私塾，还精通满、汉文的爷爷有满肚子的故事，只要闲下来，他准会叫上几个孙辈用锡伯语和汉语相夹杂的语言，给他们讲述锡伯族故事。何钧佑的父亲虽对祖辈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并不十分感兴趣，但由于从小记忆力特别好，所以从祖辈那儿听来的故事也记了不少，如“喜力妈妈传奇”便是父亲讲给何钧佑的。

　　父亲一生酷爱读书，在他的影响下，何钧佑也非常喜欢读书，曾一度留学日本。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他以后记录、整理锡伯族民间故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遗憾的是，何钧佑对祖父当年讲的故事中涉及的一些人名、地名、部落名及锡伯族词语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过，保留在民间故事中的不少词语大多为古鲜卑（须卜）语，为今后学术界研究锡伯族早期社会的历史提供了有效的佐证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何钧佑在日本留学之后，又辗转赴苏联，进入塔斯社远东分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归国，后在政治运动中入狱多年。出狱后到内蒙古乌奴尔工作，退休后回到故里，定居于洪区东甸子，闲暇时少不了给街坊邻里讲故事，不出几年，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东甸子有个喝过洋墨水又会讲故事的何钧佑。

　　自从锡伯族民间故事被挖掘发现，于洪区文化馆立即对何钧佑家族口头传承数代、讲述锡伯族先民鲜卑人部落生活及其英雄史诗的5部长篇叙事进行采录、整理，并予以正式出版。2009年，锡伯族民间故事被列入辽宁省非遗保护名录；2011年成功进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何钧佑则于日前被公示为该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锡伯族民间故事列入非遗名录后，当地文化部门高度重视，组织专业队伍对这一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同时联合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历时3年整理出版了两部共60余万字的《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何钧佑自己也开始重新审视祖辈流传下来的这些“土故事”，并对族谱进行整理，还绘制了“喜利妈妈”的画像供奉在屋子的西北角——西北角代表喜利妈妈出征的方向。何钧佑曾对笔者说：“喜利妈妈是保佑子孙繁衍和家宅平安的女神，‘喜利’在锡伯语中的意思就是‘延续’，尊崇喜利妈妈是锡伯族对远古时期母系祖先的崇拜。”他还自己动手记录、整理从祖辈传承下来的反映锡伯族部落生活的长篇故事。他用外孙女的作文本做记录，为节约用纸，他把字写得很小，而且将每张纸的正反面都写得满满的。几年下来，他记述的故事写了密密麻麻的50多本，约有80余万字。此外，他还多次应邀到当地学校为学生讲故事。

　　曾参与采录工作的于洪区文化馆馆长陈维彪说，何钧佑讲述的锡伯族民间故事与我国其他地区流行的锡伯族民间故事有着很大的区别。目前在新疆等地流传的锡伯族民间故事多以短篇叙事为主，且故事或是幻想色彩较强，或是反映近代的生活，而何钧佑讲述的锡伯族民间故事则带有明显的“史诗”性质，反映了锡伯族先民时代古老生活习俗、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

　　虽然老人已经辞世，但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女儿继承了他的衣钵，成为锡伯族民间故事的传承人。另外，还有不少喜欢这些故事的人也在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