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薇·纪莲：当今舞坛身价最高，与中国观众分享“传奇”

　　她特立独行，被称为“被宠坏的明星”、“法国的问题人物”，而她却是当今世界舞坛身价最高的女星。希薇·纪莲阔别中国13年后，携两部作品再度访华，与中国舞蹈爱好者分享她的传奇舞蹈之路和从艺心声。

《练习曲·玛格丽特与阿芒》剧照 国家大剧院供图

《六千英里以外》剧照 国家大剧院供图

　　她的身体好轻，在舞台上伸展、弹跳，好似一片温柔的云。在古典芭蕾里，她像一尊女神，全身心去破解人物的心理密码，在严格的规范和结构形式中去表达自由的声音；在现代芭蕾里，她用变化万千的形体动作释放复杂的情绪，狂放中有收敛，爆发中有克制……这就是希薇·纪莲——世界芭蕾舞坛的“超级明星”。她的闪亮，被台湾编舞大师林怀民幽默地比喻为“劳力士”；她的倔强，被同行们打趣为“Miss No（不小姐）”。而当她再次来到中国，她的微笑、她的亲和力、她的舞蹈深深地将中国观众折服。

　　10月24日至11月24日，国家大剧院舞蹈节迎来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蹈艺术家，希薇·纪莲的到来成为让中国舞蹈迷最为亢奋的事情。国家大剧院的宣传词里写到：希薇·纪莲是当今舞坛身价最高的女星，曾经是巴黎歌剧院和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她旁腿轻易高举过头呈180度，获得“天下第一腿”的美誉。可在希薇·纪莲对自己舞蹈经历的表述里，身价也好，技术也好，都不是她追求的终极目标。“我很幸运，我一直在做自己最感兴趣、最有激情去做的事情。”希薇·纪莲11月11日在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上说，她在舞蹈道路上的坚持，所收获的最大的价值、最好的礼物就是观众的认可，为了观众付出多少努力都是值得的。

　　徜徉于古典和现代芭蕾之间

　　希薇·纪莲1965年出生于法国，从小练习艺术体操。“不是我选择了芭蕾，是芭蕾选择了我。”希薇·纪莲讲到，她10来岁时被时任巴黎歌剧院舞蹈学校校长的克洛德·贝西发现，芭蕾舞台吸引了她，留住了她。从巴黎歌剧院舞蹈学校毕业后，她进入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开始了她的芭蕾事业。

　　转身之间，希薇·纪莲已经在世界芭蕾舞台上坚持了近30年。是什么让她如此努力地从事芭蕾事业呢？对此，希薇·纪莲的回答很简单：“推动我的是激情，我很幸运，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感兴趣的事情。”在巴黎歌剧院的日子里，她与“伟大的舞者”日夜相伴，一起工作。“舞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所，我会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不需要很费劲，就能进行下去。”希薇·纪莲微笑着说，时不时优雅地抬抬手。黑色高领针织衫衬出她高雅的气质，但腰上系的格子衬衫又给她增添了几份随性。

　　也正是骨子里的那份随性，希薇·纪莲干了不少“荒唐事”。1989年，她毅然离开巴黎歌剧院，加盟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后又与英国保守派芭蕾斗争。在争议声中，她坚持寻找更广阔的芭蕾舞台，探索舞蹈的更多可能性。在希薇·纪莲看来，芭蕾没有古典和现代之分，只有“好的舞蹈”和“坏的舞蹈”之分。无论是古典芭蕾还是现代芭蕾，都给予她的舞蹈丰富的支持。

　　“我并不喜欢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当中，我要满足个人的好奇，我要自己做决定、自己做选择。我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即便我做错了，我也要承担自己的选择。”在希薇·纪莲的言语表达里，“我”是一个凸显的主体。正是这种排除万难的坚持，她从古典芭蕾的世界走出来，步入现代芭蕾，而后徜徉于古典和现代芭蕾之间。她所成就的舞台魅力，让世界上最伟大的芭蕾舞编导都相信“只有希薇·纪莲才能最好地演绎自己的舞蹈”。

　　《六千英里以外》

　　发现芭蕾的无限可能性

　　这次舞蹈节，希薇·纪莲带来两部作品。其中一部是现代作品《六千英里以外》，这是去年她在英国伦敦赛德勒斯·威尔斯剧院首演的新作，由当今芭蕾舞台最著名的3位编导——威廉·弗赛斯、马兹·艾克和依利·基里安创作的《排列组合》《再会》和《27分52秒》组成。

　　威廉·弗赛斯拥有“古典芭蕾的救世主”的美誉，他的编舞特色是将芭蕾肢体语言拆解再造，还尝试将舞蹈与新媒体艺术、互动装置等结合。作品《排列组合》有着针尖般的配乐，舞台呈现冷色调，希薇·纪莲在其上冷峻地起舞。他们二人是“老搭档”了，20多年前在巴黎歌剧院第一次合作。“威廉·弗赛斯排舞自由开放，像在玩一样，他自己也像小孩子。在演出前，有些舞蹈内容还没固定下来，演员都好紧张，大幕快要拉开，还有人在问‘这里、那里怎么办’。”希薇·纪莲讲起过往趣事，忍不住兴奋起来。

　　马兹·艾克的《再会》是为希薇·纪莲创作的作品，讲述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在不断地审问、审视周边的东西，她在思考、想象自己的未来。”希薇·纪莲认为，马兹·艾克的作品情感丰富、音乐很酷、主题明确，总能把握住内心最深刻的情感，“给你最想要的舞蹈”。《27分52秒》的编舞依利·基里安是荷兰舞蹈剧场的灵魂人物，这个作品考验舞者的舞蹈控制力和表现力。

　　与其说希薇·纪莲演绎的是3部伟大的芭蕾作品，不如说她呈现的是“芭蕾的全部”，让观众发现芭蕾的无限可能性、肢体语言的想象力。“古典芭蕾是在已有的东西上发展，就像化妆；现代芭蕾是创造没有的东西。二者不是矛盾的，都是有意思的探索。”希薇·纪莲说，威廉·弗赛斯、马兹·艾克和依利·基里安都是在经过古典训练之后，去创造发展新的舞蹈语汇。“用与不用古典芭蕾语汇，都是一种选择。古典好比一剂良药，吃药是有好处的。”

　　《玛格丽特与阿芒》

　　再塑经典

　　希薇·纪莲带来的第二部作品是1963年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原团长弗雷德里克·阿什顿爵士创作的古典芭蕾名作《玛格丽特与阿芒》，原本是为鲁道夫·努里耶夫和玛戈·芳婷这对舞坛黄金搭档量身编排的。在该舞剧沉寂多年之后，希薇·纪莲的大胆接手，让同行大吃一惊。其实，对希薇·纪莲来说，那是一个极大的冒险。“玛戈·芳婷逝世后，鲁道夫·努里耶夫问过我是否愿意跳，说实话，接到这个邀请我并没有很兴奋，我拒绝了。第二年鲁道夫·努里耶夫再次发出邀请，我依然说不。第三年鲁道夫·努里耶夫还是希望由我来跳，认为只有我最适合，我答应了。”希薇·纪莲最为担心的是，演出能否满足熟悉玛戈·芳婷的观众的期待。

　　她认为，《玛格丽特与阿芒》故事安排巧妙又富有戏剧性，与音乐契合度高，还很注重细节。在30分钟内完成整个舞蹈，要求舞者对音乐、动作等各方面都要很重视。“古典芭蕾中有很多限制性的东西，每次演出不能变动，但对于舞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用舞蹈讲故事，从戏剧性中寻找发挥的空间，琢磨如何刻画人物。”希薇·纪莲说。

　　今年6月，希薇·纪莲在第八届威尼斯国际当代舞蹈节上获得金狮奖终生成就奖，这让她更加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我跳舞不是为了获奖。威尼斯金狮奖终生成就奖一般颁发给电影大师，现在舞蹈也被考虑进去。这个奖给舞蹈艺术赋予某种特别的意义。”未来的舞蹈道路，希薇·纪莲还要坚持下去，她心里有两样东西不能摒弃——才华和坦诚。在舞台上，她可以获得真正的愉悦，时间似乎慢下来，在延长，自己似乎不再存在于现实当中，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状态。她愿意倾心当一名纯粹的舞者，而不是跨界去做编导，或者未来她会发掘一些别的有兴趣的事情。

　　【面对面】

　　记者：在您的舞蹈事业正值顶峰之时，您选择离开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离开古典芭蕾，当年《费加罗报》曾称之为“国家的灾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造成您的“出走”？

　　希薇·纪莲：在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时，我很幸运，我遇到鲁道夫·努里耶夫。他非常棒，并不是把巴黎歌剧院当成自己的家，而是在全世界走动，去看不同的剧，去听不同的音乐会，尝试不同的舞蹈。我喜欢自由，但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工作氛围不太符合我的追求，尽管同事都很好。团队愿望与个人选择之间往往有一些差别。我个人非常想不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尝试不同的风格和表演方式，所以我一定要离开，最后我也确实离开了，去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团。

　　记者：您在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找到了心中期求的东西吗？您常说“不”，这种叛逆精神或者说“坏名声”会不会给您的舞蹈事业带来某种压力？

　　希薇·纪莲：其实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很传统、保守，但我跟他们签订的合同对我的约束相对小些。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探索别的东西，去更多的地方。我离开芭蕾舞台，就是旁人所谓的“叛逆”吧。我经常说“不”，经常从知名的芭蕾舞团甩手走人，我不喜欢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做决定、做选择。大家都知道，舞蹈演员的艺术生涯是非常短暂的。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即便做错了，我自己承担自己的选择。这要让别人理解并不容易。有人问我，你运气这么好，在一个非常知名的芭蕾舞团，为什么要走？但我觉得我应该走了，我要到别处尝试新的东西。我为选择承担责任，不停奋斗，不想赢得了“坏名声”。坏名声有时不一定是坏事。唯一让我有点郁闷的是，我要给自己强加很多东西并且必须去面对。如果没有坏名声，我的选择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现在的障碍是，我只能去克服“坏名声”带来的影响，它可以锻炼我的性格。

　　记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您曾说，自己是一个比较害羞内向的人，但实际上您在舞台上面对观众时却完全不一样。您是怎么克服这种心理的？对您的舞蹈事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希薇·纪莲：我害羞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3个人一起吃饭、谈话的时候，或者是在小厅见面的时候，我会有点忐忑。但我在舞台上一点不害羞，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当然，我还是在不断进步，我觉得有点像到了山顶，不应该停下来，应该不断攀登、超越，应该不满足于自己已经了解、获得的东西，应不断满足自我和观众的期待。

　　记者：有的观众可能觉得看不懂您的作品，但在行家看来，您的舞蹈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特定的内涵。您在舞台上是怎么跟观众进行交流的？

　　希薇·纪莲：舞者经常会遇到不同的编舞家，他们的要求也不一样。跟编舞家相处，往往比较复杂。我个人喜欢通过自己的姿势、节奏、身体去跟公众交流。一旦站到舞台上，我跟公众的交流就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展示在公众面前的“我”是不同的“我”，也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我”与不同的人物不断进行着一种复杂的组合，最后呈现出一个艺术的状态。这很难回答，也很难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