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索道医生》剧照

　　在执导迎接党的十八大重点影片《索道医生》之前，长影集团导演雷献禾最有名的电影是《离开雷锋的日子》，当年这部讲述雷锋战友乔安山一生的影片，不仅打破了主旋律电影不好看的“怪圈”，还取得了1996年度全国票房冠军。16年后，雷献禾又拍摄了一部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医生邓前堆为原型的影片《索道医生》，将这位乡村医生平凡而伟大的行医生涯印刻在了影像之中。

　　“怒江天险举世闻名。在《索道医生》故事发生的21世纪初，怒江沿岸的交通仍然极不便利，两岸居民祖祖辈辈靠几根溜索跨越奔腾的怒江，每年都有村民和牛羊等生畜在过索道时不慎落入江中。”雷献禾说，“而我们影片主人公邓阿木的原型邓前堆医生，在此地行医28年，出诊5000余次，行程6万多公里，尽管遭遇过数不胜数的困难，竟从未耽误过一个病人。”

　　而更让雷献禾感慨的是，邓前堆非但没有依靠行医使自己变富，反而多次借钱给村里困难的农民，导致他的妻子骨折也无钱医治。“于是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索道医生’邓阿木的妻子娜玛叶在耕种时不慎摔断肋骨，必须到省城医治，需要两万元钱，邓阿木发誓用三年时间攒足钱给妻子治病。然而由于当地农民生活贫困，邓阿木经常不忍向他们收取医药费，甚至还拿钱帮助治不起病的村民，三年下来，钱没凑够，妻子只好离开他，跟哥哥、儿子一起去了昆明。村民们怀着歉意，牵着牛羊、猪仔，在索道边挽留住了娜玛叶。”雷献禾介绍道，“十年后，在党的关怀下，傈僳族自治州建起了大桥，溜索变成了旅游项目，娜玛叶的病也治好了，怒江两岸的居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医疗丑闻层出不穷的今天，雷献禾认为把邓前堆的故事搬上大银幕意义尤为重大。“像邓前堆这样的乡村医生，在怒江两岸有145名，他们的职业精神是那样难能可贵，以至于他们已经成为了我国‘老少边穷’地区和谐发展的有力支撑。”雷献禾表示，“我们这部电影就是要给他们立传，让观众走近他们、了解他们、记住他们。”

　　为了原汁原味地展示傈僳族自治州人民的生活，雷献禾决定采用“原生态”的拍摄方式。“人们都希望吃有机食品、看自然景色，是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吃着放心、看着可信。我们拍电影也一样，最难做到的就是真实可信。”邓前堆说，“没有真实可信的基础，观众就不会认同你的故事和人物，更无法接受你想传递的情感和理念。一切辉煌的制作、灿烂的场景离开真实，都只会让观众敬而远之，这就是我们选择‘原生态’这种表现方式的原因。”

　　于是，《索道医生》中的所有演员都选自当地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而所有人物的对白也都是傈僳语。“非职业演员能够呈现出全新的人物状态和生活厚度，以弥补我们创作者对生活体验的不足，而纯正的傈僳语则能够让故事显得真实而生动。”雷献禾说，“总而言之，我们一切以‘原生态’为创作准则，而真实，则是影片传达情感、表达心境的唯一途径。”

　　在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电影《索道医生》研讨会上，众多专家学者也对影片予以高度肯定。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认为，《索道医生》是一部具有现代意识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老话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事实上，‘原生态’不一定就能走向世界，只有提升到现代性高度上的‘原生态’，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如果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只白描式地表现某个地区的风俗人情，那么它就只具有人类学上的意义，而不具备美学上的意义。”他还认为，“《索道医生》的现代性，体现在它在表现邓阿木感人事迹的同时，也极大地肯定了家庭的意义和伦理的价值，这是具有普世意义的观念。邓阿木不仅对病人负责任，也对家庭负责任，他不是一个‘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冷冰冰的英模，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丈夫和父亲。”

　　而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看来，《索道医生》的人物塑造与雷献禾的代表作《离开雷锋的日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部影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主人公不是一个单纯的英模。比如《离开雷锋的日子》，着重表现了乔安山内心的惶恐——因为与雷锋之死有关，所以他最怕的就是被别人当成坏人，而他做的那么多好事，似乎都是在‘赎罪’。而《索道医生》里的邓阿木，也很怕自己成为村里‘最坏的人’，他唯恐对不起村民，更怕对不起妻子和孩子。”胡克表示，“这样的主旋律电影，一下子就跟那些单纯表现好人好事的电影区分开来了。创作者不刻意拔高英模人物，而是将他们的精神往‘下放’，让观众获得‘平视’英模人物的机会，这样的话，观众就会觉得自己与英模是平等的，就会去关注英模的每个行动、思考英模的精神世界。这种人物塑造方式，不失为主旋律电影的一种成功创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