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猴魁？还是普洱？

王久辛

进得作家莫言简朴的家，蓦然想起第七次作代会期间，作家乔良在军队代表团的发言，他说：“老有人说这个时代产生不了大师。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其实大师早就诞生了，只是没有被大家认识罢了。我认为莫言、王安忆等，无论他们作品的数量，还是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早就超越了前人，早就是大师了。”乔良说得非常真诚，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是啊，像真理是相对的一样，大师也是相对的，是某一历史时段的大师，而不是永恒的大师，为什么非要达到“高大全”时才行呢？所以，那天我往莫大师家的沙发上一坐，便想起了这段话，随即便将乔良的话转述给了莫言。

莫言坐在木制的摇椅上，半闭着眼，又低又轻地对我说：“久辛，大师都是等人死了以后追加的，哪有给在世作家的呢？”我说：“那未必吧？”

我说：“二十世纪波澜壮阔，当然是出大师的时代，更何况对作家们也是个鼓舞啊。”莫言一点表情也没有，慢腾腾地站起来道：“喝猴魁？还是普洱？”

莫言，原名管谟业。只上到小学五年级。这就是莫言的基础，也是他的“起跳线”。那天从莫言家出来，诗人楚天舒嘱咐我：“英雄莫问出处、别问当初，你写文章可千万别写莫大哥只上过五年小学啊。”我说：“为什么不写呢？我偏要写。”

莫言小时候非常调皮，而且嘴碎，爱胡闹、捣乱，为此还受过处分呢。一次，他看见同学刚买了瓶钢笔水，便说：“我一口可以喝掉。”那同学不信，他二话没说，拧开盖儿，一仰脖子就喝干了。满嘴蓝牙，狰狞恐怖，加上他一傻笑，把老师都给镇住了。讥讽他说：“好啊，管谟业同学肚子里有墨水啦，是咱班的高级知识分子呢！”可见老师多烦他。

在小学，唯一值得莫言夸耀的，是他写的作文。别的同学老是面面俱到，语言也多是干巴巴的。莫言不同，他把场面上的事一笔带过，留下笔墨写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一次放学，老师把莫言留了下来，问：“你这篇作文是从哪抄的？”那个不信任的眼神儿至今都在莫言的眼前晃悠。莫言说：“我自己写的。”老师不信，非逼他再写一篇，而且要他马上写，不能回家，说：“题目《抗旱》，写吧。”

莫言走投无路，只好铺开纸、提起笔，写开了。写完往老师面前一推，老师看了，“咦咦咦”地说：“人不可貌相，确实不错啊。”第二天，便将莫言的作文拿到中学，当范文给中学生们朗读。这个老师彻底改变了对莫言的看法，还常去他家串门，并嘱咐他多读书。

进入部队后，新兵莫言各方面都很努力。办黑板报，写广播稿，还当了文化教员。可怜莫言只上过五年小学，他差不多把所有能请教的人，都请教了一遍。不久，政委来视察工作，听了莫言的课就问：“小家伙，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莫言咧着嘴笑，说：“我哪上过大学呀，农村来的。”

那时，莫言已在《莲池》发了四五个短篇小说，政委向总参干部部汇报说：“这个兵，又踏实又有才，能讲政治、语文、数学，还发表了小说，地方作协认为很有潜力。虽然25岁超龄了，但作为干部，还是蛮年轻的呢。”参政领导听罢，当即就表了态：“好，你们打个报告，我们特批。”就这样：1982年7月28日，被莫言终生铭记。这一天，他被破格提为军官。

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文学系，面向全军招生。莫言听说后，几乎是不管不顾、横冲直撞地跑到了军艺。接待莫言的是青年诗人刘毅然，他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是报告词儿：“报告首长！总参谋部管谟业前来报名！”毅然笑着儒雅地说：“报名早就结束了，你怎么才来呀？”

于是，莫言便把自己才知道消息，怎么说服领导同意，怎么千辛万苦找到军艺的经过，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后来，主任徐怀中认真看了莫言的作品，尽管当时报名时间已过，还是特批莫言参加了考试。莫言也不负恩师抬爱——考试以文化总分第二、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军艺文学系。

然而，还没容莫言高兴呢，巨大的压力就逼得莫言失去了笑容。他们班光获过全国大奖的作家，就有李存葆、宋学武、钱钢、李荃等等。“管谟业是谁呀？”当时系里一来信，就是一大堆。莫言的信不多，但同学们倘若看到，总要这么问一声。莫言很压抑，心想，我来快一年了，还不知道我是谁？

莫言先写了一篇作业，叫《天马行空》，文中发泄了他对许多同学不把他放眼里的不满；之后不久，系里召开李存葆《中山，那十九座坟茔》作品研讨会——机会终于来了。莫言在会上把这部人人说好、个个赞扬的小说，贬得是一塌糊涂。而李存葆则表现出了老大哥的涵养，自始至终一声未吭。

我问莫言：“你是怎么说的？”莫言说：“原话真是记不清了，但确实很粗暴、很野蛮，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太过分、太不应该了。”

是的，否定一个人很容易，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行了，但有本事你拿出让大家公认的好作品呀？莫言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梁山。

自研讨会后，莫言的压力更大了，每天都沉在忘我的写作中。不久，《透明的红萝卜》等四五个中篇面世。莫言说：“李存葆大哥是个真正的大男人，有胸怀、有涵养，对比之下我真的很惭愧。存葆大哥看了我的《白狗秋千架》后，赞扬我说‘莫言这小子是有点造化’，让我很感动。”

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也是逼出来的。1985年总政召开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一批老作家忧心忡忡地说：“苏联卫国战争只打了4年，可描写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一批又一批，眼看着我们就写不动了，而青年作家又没有经历过战争，怎么办呀！”

怎么办？莫言接过话头，说：“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参加过演习；我们虽然没有打过鬼子、杀过人，但在家不还杀过猪、宰过鸡，咋就写不出来呢？放心吧，我们不是吃白饭的。”当场就把老人家顶了回去。一位著名的老作家显然生气了，站起来斥责莫言说：“年轻人呀，别太狂妄！”

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好交给创作了。莫言说，当时就憋了一股气，非要写几部战争小说给他们看看。于是，便有了《红高粱》《高粱殡》《奇死》等一系列战争小说。正是从那时开始，莫言一路飙升，被全国乃至世界关注、接受、喜爱、批评，影响也越来越大。

其实，莫言一直都有人批评，包括《红高粱》等有定论的作品。最厉害的是1996年针对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一系列“行动”。那已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文艺评论。

自1989年莫言来军艺给我们第三届同学讲《小说的矛盾论》至今，我每次见他，都试图摸到莫言内心的激流。而只有说到对他的批评时，我才体会到莫言的疼痛。而惟其疼痛，莫言才在听到一些西方批评家批评他，说他总是走中间道路，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时，便忍无可忍地迎刃而上了。

莫言说：“数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但作家不是政治家，小说不是批判文章，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绝大部分作品，看看我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看看我刚刚出版的《蛙》，可以说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最痛的现实矛盾与冲突。写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对某项政策的批判，而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写人的灵魂、写人的忏悔，那才是作家所要做和可以做的。”

莫言曾在北大有一个演讲。上台之前，陈晓明教授向两百多名师生推介他说：“莫言是中国文坛超重量级的作家，超重量级并不是指他的体重，而是指他的文学才华、他的创造力。莫言的高度，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高度。莫言有多高，中国当代文学就有多高。”

热烈的掌声如雷滚动，而莫言却心跳得不行。只见他急忙吞了三粒速效救心丸，在陈晓明教授“给予名利”的逼迫下，又上了梁山——走上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