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是想，在棺材捉住我之前，我要送出自己的玫瑰。这个玫瑰代表我对世界的爱，送不出玫瑰我是不死心的。

　　我觉得我所有的一切，必须和文字遭遇，不然生命没有一个表现的形态。像泪，我老是觉得泪是灵魂的血液。灵魂我们看不见，但它真的存在，它存在的名称就是眼泪。一个人不流泪，他的灵魂就萎缩了。

　　再次见到傅爱毛，是在不久前的2012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作家出版社组织了中原作家群的系列活动，她是中原作家群中的一员。当时她刚刚参加完一天的活动回到河南大厦，脸上还带着倦色。她不喜欢大城市，噪音太大，出行不便，人被关在公交、地铁这样狭小的铁壳子里，遇到堵车，一二十分钟都不动一下，这让她很抓狂。望着宾馆窗外十几层的高楼，她说：“那个高高的半空中的一个方格就是家？有时想想真是连鸟巢都不如。小鸟住在树上还能栉风沐雨，人却不接地气。”虽然已是河南省文学院的专业作家，但傅爱毛一直在老家新密工作，她喜欢小城所带来的稳定与温馨。新密紧邻我老家的县城，面对老乡，傅爱毛显得既自然又亲切。

　　记得第一次遇见傅爱毛，她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在2007年中国作协举办的青创会上，当时最受媒体关注的是鲁院80后作家班那一组青年作家。有一天早上旁听这个小组讨论，正好傅爱毛发言。她讲了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也是她的亲身经历，因为与他人死亡的近距离接触，使本来就内向、自闭的傅爱毛更加忧郁、困惑，她最终通过写小说使自己走出了苦闷压抑的生活状态，进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朴实、真诚的讲述，赢得了在场所有人最热烈的掌声。

　　巧的是，我们这次访谈，也是从关于死亡的话题开始的。不过傅爱毛说，与其说是关注死亡，不如说是对于生命的爱。

　　傅爱毛：多年前我和一些作家朋友去俄罗斯，参观了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那里的墓碑都很艺术化，有的做成小提琴模样，你就知道下面长眠着一个音乐家。其中一个少女的墓引起了我的注意。墓碑造型是个没有盖严的棺材，上边留有缝隙，从缝隙里伸出了一只纤细的手，温柔地握着一朵玫瑰。一个生命，已然逝去，但哪怕躺在棺材里，她还要送出自己的爱。我站在墓碑前久久凝视，回来好几年也无法忘记。

　　为什么一个棺材会打动我？

　　或许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儿时家里有好几间房，爸妈和姐姐们住堂屋，我随奶奶住厢房。厢房有三间屋子，仅中间一个有大门，进了大门，右边屋子奶奶和我住，左边屋子存放粮食、咸菜及杂物，正中间的屋子就放了一口棺材。这是给奶奶做的，原放在后院的树下，后来奶奶怜惜，坚持要挪到中间屋里。我的童年就是伴着这口棺材长大的。但是我不怕它，因为奶奶去世前，棺材一直当箱子用，她老是把一些旧衣物、好吃的东西给我们留着放里边，我就经常从那里找吃的。

　　年龄渐长，我脑子里总是有一口棺材在闪现，拗不过去。后来到俄罗斯看到棺材墓碑，忽然和奶奶的棺材有了对应。人生充满变数，唯有死亡可以断定，一定有一口棺材在等着我。我的小说里老是接触这个话题，别人经常问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唯一逃不脱的东西，死亡就像猎狗一样藏在草丛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跑出来把我们捉住。我老是想，在棺材捉住我之前，我要送出自己的玫瑰。这个玫瑰代表我对世界的爱，送不出玫瑰我是不死心的。

　　我这个人特别内向、自卑，不爱和人交流。但生命是有能量的，就像一颗向日葵的种子，只要它在生长，就会一点点长出嫩叶，结出葵花，完满自己，这是生命的本能。

　　记者：您怎样找到了自己的玫瑰？

　　傅爱毛：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晃荡到30多岁时还没有找到自己、和自己相遇。我所说的找到和相遇，是说每个人都有最敏感的一根弦，你弹这根弦就能弹响，弹别的就不会响。就像残障指挥家舟舟，他所有精神能量都通过音乐这根弦释放出来了。

　　画家吴冠中曾说过，很多家长想让孩子学画，但要到什么程度才真正能让孩子学画呢？吴冠中说，就像一棵幼苗，给它浇开水，烫都烫不死，这样就能画出来了。我理解这个过程就是寻找自己的过程，在生命中发现最响的那根弦，然后认定它，敲击它。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至少要在35岁之前完成。

　　我自己的生命打开得特别漫长而滞后，就像庄稼，该打苞的时候没有打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我的那根弦在哪里呢？如果敲错了，一辈子都不会响。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能写小说吗？也不是的。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学校教书，重复的课堂教学让我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周围人可以织毛衣、打扑克消磨时光，但我对这些通通没有感觉。同时我又跟人不合群。实在是憋着没事，就把稿纸藏在教案下边，偷偷摸摸地写小说，当时孩子都三岁了。写完就投给了县上的杂志社，也不敢署名，只留了单位电话。后来杂志社打来电话，说小说写得不错，给发表了。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散文，投到了《八小时以外》，不仅马上发表了，而且很快就被《读者文摘》转载。读大学时我们宿舍8个姑娘，《读者文摘》是大家必看的。没想到我的文章居然会被《读者文摘》转载。这就等于说我第一次敲响了生命中的弦，回音还特别大。千字的散文，《读者文摘》寄来了80块钱的稿费，我当时的工资才60元。

　　然后我又写了一篇小说，《瓜田里的郝教授》，投到《清明》杂志，马上发了头题，而且被《小说月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