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猿揖别，人类带来了一面“镜子”，那就是艺术。在这面人类自己磨明的镜子里，人既能看见他者，也能看到自身，即看到关系中的人，进而认识关系中的人。因此，艺术这面镜子，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以审美的形式把握世界的方式。仲呈祥的《文苑问道——我与人民日报三十年》（重庆出版社）汇集作者30年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148篇文章，既是一面平面镜，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文苑30年历史之真切；又是一架望远镜，印证着作者在纷繁复杂的文苑现象中经过反复比较后得出的规律判断；还是一副显微镜，对一些标志性的作品进行具体深入的剖析，为后来者提供理论引领。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每一个时代总有彪炳这个时代的文艺形式，而每一种文艺的创造总是在检验着引领这一实践的理论，同时又促进新的文艺理论的诞生。《文苑问道》记录了新时期以来的小说、戏剧、影视等艺术创作与文艺思潮相摩相荡的过程，虽然由于研究者个体存在理论视域差异，不可能作全景式的历史记录，但是该书对所涉猎的艺术作品的深入剖析，以及对文艺创作一般规律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研究当代文艺思潮史的后来者提供镜鉴。如果说《文苑问道》中《杜绝荧屏“三化”倾向》诸篇是对党的文艺方针导向的呼应，那么《令人忧虑的信息》、《警惕艺坛媚俗文化泛滥》诸篇就是对文艺作品大是大非的价值判断，以及对一些不良倾向的忠言相劝甚至疾呼棒喝，而《中国社会主义电视剧的美学品格》、《重在引领，贵在自觉》等则是彰显功力的个人审美体验和学理阐释。

　　学者的学术价值之一在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深入本质，掌握规律，并在未来的实践中加以检验。《文苑问道》关于文艺的从属论、文艺作品的主题、创作论等重大理论问题表现出的前瞻性和独到见解，促人深思。

　　就文艺的从属问题，仲呈祥认为文艺不能简单地从属于政治或经济，文艺应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一种具有独特审美功能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而关于艺术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他在1993年的《电视剧与文化市场》一文中就已经触及。文中所谈的诸如“怎样认识进入文化市场的电视剧的艺术价值与市场利润产生矛盾的现象”等问题，倘无一定的学术勇气和清醒的规律把握，断难提出。

　　就文艺作品的主题问题，在30年前的《直面人生，开拓未来》一文中，仲呈祥不无忧虑地指出小说创作存在“避世”苗头：“某些作者离开现实生活去追求什么‘永久性’的主题，回避或粉饰尖锐的社会矛盾去追求什么‘安全’、‘稳妥’的题材，甚至投合某些人所好，生编硬造去追求什么‘票房价值’……产生这种状况，固然有其复杂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但究其主观因素而言，恐怕主要的还是作者缺乏时代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主动性。”30年过去了，这种“避世”苗头尚未杜绝，产生了为数不少的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伪现实主义作品，更不要说走在前面引领群众的审美情趣了。

　　就文艺作品的创作问题，仲呈祥针对片面追求“观赏性”、“收视率”的现象，指出“观赏性”仅仅是“艺术性”的有机组成，片面追求观赏性，那就承认了有一种不讲究观赏性的艺术性或排斥观赏性的艺术性。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相统一”，因为“没有思想的艺术不是优秀的艺术，缺乏理想的审美不是真正的审美”。可时至今日，片面追求“观赏性”的观念还有相当市场，“营造视觉奇观”还被一些创作者奉为圭臬，内容上止于“养眼”而不“养心”，目的是为了“化钱”而非“化人”。

　　《文苑问道》对具体作品的理论批评具有方法论意义。仲呈祥将148篇文章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而“不毁少作”，并说“我总以为，文艺理论批评贵在说真话，抒真情，求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随风偏倒，趋时附势，丧失良知，今日曰是，明日言非，不足取也”。究其敢于示人的“底气”，当是他披上的辩证法甲胄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史学观”文艺批评标准贯穿始终。这“一体两翼”是他作为文艺理论家的缜密的批评理论系统，而将这一理论系统坚持30年，就是他的学术操守和学术“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