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籍作家周大新30多年的写作历程中，《安魂》是他写得最艰难的一部，甚至有时，他一天只能写出一两百字。
《安魂》是周大新与英年早逝的儿子的对话。他想用这部作品让自己从悲痛中走出来。同时，用它抚慰那些因疾病和意外灾难而失去儿女的父母。
评论家胡平在评价这部作品时说：“我们尊敬的作家中，恐怕只有两位曾点燃自身，以生命为火炬，照亮了我们意识到的生死两界，一位是史铁生，一位是周大新。”
日前，周大新带着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在由中国作家协会与河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文学中原崛起”活动中亮相，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乡村书写是一种自觉
周大新认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有三个特点：“ 一是，几乎每个河南作家都写过乡村题材作品。因为河南的农业人口比例大，作家大多数来自农村，乡村是他们的牵挂；二是，河南作家笔下的苦难多，这也是历史造成的。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自然灾害也多，这些苦难摆放在那儿，作家不可能不关注；三是，因为洛阳、开封都是几朝古都，宋朝南迁后，中原的风采不再，人们经常回忆往昔，有种深深的失落和怀念。所以不少河南作家都擅写历史题材小说。”
周大新的多部作品都在反映农村生活，乡村书写成为他的一种文化自觉，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湖光山色》。
“乡村生活是中国当下大部分人还在过的生活。虽然很多人在城市打工，但是他们每年还要回到乡村种地、收割。在城市里，他们没有房子，没有根。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天气、土地的收成。”
周大新亦如此。他虽然生活在城市，仍关心家乡庄稼的长势。周大新认为，“我无法摆脱土地给我的记忆。”他认为，书写乡村不仅是为了表达情感、记录土地，也是有一份责任。
“我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有了比较。比如河南农村跟山东农村存在的巨大差距——山东农村靠近海，其生活质量、文明程度比河南农村高。我有一种责任告诉我的乡亲们，还有一种乡村生活跟我们不一样。”
他家乡的村子很封闭，流动人口数量小，很多人一生都没有出过县城。到1990年代，打电话还要到邮电所。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给他们以启蒙。
大鼓书是我的启蒙
周大新说：“我写乡村生活时不会有疏离感，心里也亲近。”他至今都忘不了一个场景：在夏天，月亮高悬于空的晚上，母亲常抱着他去听大鼓书，那些说书艺人把历史小说一回一回演绎出来。月光下，全村人都坐在一起听，鸦雀无声，对周大新而言，这是他的文学启蒙。
“文革”时，周大新正上初中，学校图书馆有3万多册书。孩子们就把窗户敲碎，拿书看。在那时，周大新看到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他对这些故事十分着迷。
当兵以后，文学也一直影响着他。
“当时我的班长喜欢看苏联小说。我偷偷拿过来看，在他回来前，再塞到他的褥子下。”后来他知道，这部作品正是作家托尔斯泰的著作《复活》。
他处女作发表时间是1979年。“一开始我就写长篇，那时候没有什么文学积累，全凭兴趣，写了一个台湾老兵思念家乡的故事。”那时的周大新并不知道要选择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去写作。当时他接触到许多台湾老兵的资料，这些资料打动了他。可事实上，他并不理解老兵的内心世界，也不了解台湾的生活。这部长篇竟写了30多万字，周大新拿给朋友看了，大家都摇头，他一狠心就把稿子烧了。
长篇写作无果，周大新转而写电影剧本。“那时候一个电影就可以让全国人都认识。我写了3个电影剧本，分别投给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结果都被退回来了。”直到此时，周大新才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这样乱写。他从头做起，写起了自己熟悉的题材。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周大新的许多战友参加了战争，他以战友寄回的信件为素材，虚构了一篇小说，终于在《济南日报》发表。
写一天就赚了一天
“小人物才是历史的主体，他所承受的苦难都是大人物给他们的。”周大新的作品中有许多小人物，他感怀于他们的命运，并努力塑造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为他们记录下一笔。
他写过不少作品。熟悉他的读者不难发现，他与众不同的是，写过太多不同类型的作品，而不局限于他最熟悉的部队生活和乡村生活。
“作家的创新除了要体现在观念新，叙事方式的创造之外，题材选择也应该新。曾经有个理论说：作家要在一块地上掘一口深井。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局限在这一口井上。”他觉得作家不应该重复：“我读小说读到我熟悉的领域，情绪马上就降下来，因为我对它的了解和思考可能要超过小说本身。”
一直对明朝的历史感兴趣的他，写出历史小说《战争传说》分析明朝的战争。生活在城市，写惯了农村的他又用《21大厦》把他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写出来。他总能找到特殊角度去诠释一个大家熟悉的题材。
尽管涉及多个领域创作，但周大新并不认为自己是个高产的作家，他想慢慢写，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尽量写好、写完。在他看来“写作就是马拉松长跑，没有尽头。沿途有人为你鼓掌当然好，没有也要一直写到死”。
“我现在不敢做长远打算，因为我不知道生活会在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每写一天都觉得自己赚了一天。”说着说着，周大新笑了，额上的皱纹明显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