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歌手陈奕迅的演唱会，香港的最低票价为180元港币，最高为680元港币；而在深圳，最低票价为180元人民币(约220元港币)，最高票价却达1280元人民币(约1562元港币)。一场张学友的演唱会，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离“歌神”最近的“握手位”只需880元港币(约713元人民币)，但在深圳，最高票价高达1380元人民币……

　　演出事业如火如荼给广大歌迷带来了听觉和视觉的享受，但动辄上千元的演出票价让市民大呼“伤不起”。是什么造成了如今演出市场高票价的局面？文化市场演出票价应该多高，文化消费应如何解决“亲民”之困？

　　高票价让人望而却步

　　“北京、深圳、香港、马来西亚、台湾的演唱会都买票看过，明显感受到深圳的票价贵。比如，在香港红馆，一般的演出价位为200元至800元港币，但在深圳，几乎都是300元到1000多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国外超级巨星在香港演出的票价。”一位香港观众告诉记者，对于香港观众来说，看明星演唱会几乎不会成为生活负担，“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只要想看，都可以买票观看。”

　　而如今在北京、上海等地，一些商业性演出票价，动辄几百元，一些大腕明星的演出票价更高达几千元。实际上，早在十年前，北京一些演出的最高票价就已经升高至普通观众难以接受的程度。

　　2001年，在北京紫禁城举办的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演唱会，最高票价达到了2000美元。尽管这一档位的票极少卖出，但2000美元的票价就此为北京日后的演出票价设置了一个标杆。与之相对应，当时世界三大男高音在其他国家的音乐会，最高票价也就两三百美元。

　　据统计，2010年有1238位艺人在美国开演唱会，平均票价约为205.3元人民币，而我国2010年演唱会的平均票价则达676.5元，是美国的3倍多，遥遥领先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内地的演出票价到底高不高？对此，北京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杨乾武直言，现在的演出票价“就是高”，演出高票价一直以来都是阻碍市民走进剧场的一大障碍。

　　歌华中演总经理张长城则表示，“票价高不高”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有着直接关系。一般人买东西超过其可支配收入的5%，就会觉得价格高。

　　降低票价到底卡在哪里

　　有业内人士指出，演出高票价源于成本持续走高。据杨乾武分析，在欧美演出市场，剧场作为文化设施，要么是剧院的，要么是独立的，它往往自己承担风险，或者主动制作或邀请演出单位合作，共担风险。它不会把风险完全推给演出方，自己稳收场租。但我国的剧场几乎都属于后者，而且场租费不低。

　　有数据表明，同等档次的场馆，内地一线城市的场地费是香港的8倍。除此之外，内地演出商还要承担高额的舞台费用，而且巨大、粗放式的投入也使演出商把成本摊到票价中。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宇认为：“就流行音乐演唱会来说，首先是它本身的成本高，比如说场地、安保、宣传费用高，主办方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收回成本。”

　　话剧制作人袁鸿对此也有着深刻感受。北京的小剧场每场场租为3000元至5000元，而一些大剧院平均每天的场租高达数万元，4小时一个单元的装台费高达两三万元。过高的场租导致演出成本增加，票价自然居高不下。

　　对于过高的票价，观众不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觉得“不值当”，票价与演出的艺术水准很难吻合。“现在各类演出鱼龙混杂，质量良莠不齐，如果花高价能看到一场优质演出也行，但现实中很难如愿。”一位观众忧心地说。

　　因此，演出票价高低与艺术水准息息相关。“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票价高或者低。比如意大利歌唱家在北京演《图兰朵》，只演一场，票价1500美元一张，这场演出是为了满足一个小众群体的兴趣爱好。但是有些政府、事业单位的演出团体，以及文化馆、工人俱乐部等，他们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就应该实行低票价甚至免票，所以票价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影视演员杨立新说。

　　杨立新分析认为，票价问题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演出者的经营成本，票价过低，经营成本受到伤害，就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演出者没有积极性，要么演出的剧团彻底死掉。另一个是广大观众的经济承受能力。

　　如何让更多人主动走进剧场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大家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消费。当前，演出票价如何更合理，以实现艺术经营与市场经营双赢？

　　谈到票价和经营管理问题，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认为，演出吸引观众的基本经验是艺术上要坚持高品质，运营上要坚持市场运作，这样方能有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因此，在剧目规范上，国家大剧院努力寻求艺术性、观赏性兼具的艺术精品；在原创剧目上，切实解决“为谁制作让谁看”的问题，不以获奖为目的，而以广大观众是否接受为标准。

　　国家大剧院党委副书记郭玉良认为，政府应根据文化产品的不同层次，制定相应的扶植措施。他建议，在提倡培养文化消费理念的前提下，政府应通过资金上适当补贴、政策上有效支持、姿态上积极鼓励的方式，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助推力。

　　“政府要扶植，但也不能全部买单。”郭玉良说，剧场、演出单位在拓展经营模式、提升原创能力，从而降低成本的努力上也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杨乾武表示，要想降低票价，作为占有主要文化资源的政府扶持的院团，应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应以中低价位的票保障大多数观众欣赏艺术的权益，培养和积累观众，并且努力创作、排演高品质的剧目，引导和提升观众的艺术品位和欣赏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