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是一位在俄罗斯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中国当代作家，其作品自上世纪70年代末被翻译介绍到俄罗斯以来，高居俄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前列。俄罗斯老一代汉学大家，如李福清、索罗金、司格林等人，都翻译、编辑和评论过他的代表性作品，并做出高度肯定的评价。当代青年汉学传人科罗博娃把俄罗斯对冯骥才创作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Б·李福清：冯骥才是一位极有天赋和人气的小说家，自从他的中篇小说俄译本《啊！》在1985年出版，即为苏联读者所知名。
В·Ф·索罗金： 作家和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保存了关于黑暗年代的真实材料，这些材料具有异乎寻常的公民性和人性的价值。
司格林： （冯骥才）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故事主人公的面貌、行为和思想方式，如作者所说，都是现实的人、现实的情境，他们的行为逻辑染上了浓郁的民族色彩。
A·Ｈ·科罗博娃：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作者不同，冯骥才的重点不是在描写大量的镇压和灾难。他展示了以单个“小人物”的命运为例的民族悲剧。这一点是他创作的一个特点。
冯骥才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在俄罗斯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一位。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冯骥才单篇作品被翻译成俄文并在俄罗斯发表的有37篇（不包括重复发表），出版个人专集2部，与其他中国作家合集7部，和王蒙作品的俄译数量不相上下，远居俄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之首。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副教授A·罗季奥诺夫曾分析冯骥才和王蒙的作品在俄罗斯受欢迎的原因说：“冯骥才与王蒙的领先地位除了对读者各有各的吸引力以外（比如，王蒙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与俄罗斯中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心情很吻合，而冯骥才以创造历史和文化氛围见长），还有另一个共同的原因，即，这两位作家在参与中俄文化交流活动中表现得最积极，他们与俄罗斯汉学界的交往最密切。他们的创作也常被作为研究对象。”近年来以研究冯骥才创作而在俄罗斯汉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A·Ｈ·科罗博娃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也说：“从俄国人的角度看，冯骥才作品有三个最被看重的地方：1.关于“文化革命”的小说——俄罗斯老年人很看重，因为和苏联斯大林时代时遇到的困难差不多；2.年轻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化特色（如《神鞭》）；3.有的小说涉及到心理问题（如《书桌》《雕花烟斗》等等）。”（2012年4月12日科罗博娃致笔者信）
俄罗斯最早发表的冯骥才作品俄译文本是短篇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Б·李福清译）和中篇小说《啊！》（B·索罗金译），刊载在莫斯科消息报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王蒙、谌容、冯骥才》上。此后《啊！》《酒的魔力》《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选》等相继刊登出版。进入90年代初，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动荡岁月，前苏联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工作曾一度停顿，直到2002年，莫斯科中央印刷所出版社出版了由Г·雅罗斯拉夫采夫和H·扎哈罗娃编选的《20世纪中国诗歌与小说：谈过去看未来》，其中收有H·杰米多译的《末日夏娃》。2003年，中俄文对照冯骥才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出版，收录了18篇小说，均为司格林在2002年译出。这使俄译冯骥才作品的数量一下子大增。2007年，《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集：命若琴弦》出版，收有司格林译的冯骥才短篇小说《抬头老婆低头汉》。同年俄罗斯发表的俄译冯骥才作品还有科罗博娃译的《雕花烟斗》《书桌》《快手刘》（载华克生主编的《中国变形：当代中国小说随笔选》）和《文学大师们的另一支笔》（载C·A·托罗普采夫编选的短篇小说散文特写集《窗：俄中互观：短篇小说、特写、散文》）。
俄罗斯汉学家中第一个对冯骥才创作发表评论的，是现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的著名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1932~ ）。1984年，他在苏联《文学问题》杂志第1期上发表文章《1981年天津会见》，文中提到他读了冯骥才的小说《啊！》之后的感受说：“冯骥才的小说吸引了我，也许比他的传奇（指冯骥才以前与人合作出版的《义和拳》——笔者）要更大……”1985年，李福清为《人到中年：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选》撰写了序言《论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及其作者》，文中写道：“‘文化大革命’的可怕情景，像对大多数作家一样，也对冯骥才产生了很大影响，印象非常深刻，他决心创作一系列的中篇和短篇小说来反映这个悲剧的时代。”他评论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说：“读了冯骥才这篇作品以后，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不仅仅有人物复杂的内心感受，而且有只有目击者才能发现的那些细节。”李福清评论冯骥才的中篇小说《啊！》说：“这是一声震撼人心的呼喊。”
1987年，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了李福清主编的《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选》，该书收录了冯骥才的4部中篇小说和8篇短篇小说，反映了自1984年冯骥才作品俄译第一次在前苏联发表以来，短短三年间前苏联翻译介绍冯骥才作品的热情和力度。李福清在题为《冯骥才创作的三个主题》的序言中写道：“冯骥才是一位极有天赋和人气的小说家，自从他的中篇小说俄译本《啊！》在1985年出版，即为苏联读者所知名。这部小说已经再版了两次，并立刻找到了通向读者心灵的道路。”李福清评论冯骥才在198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神鞭》说：“这是一部不寻常的作品。它在《小说家》杂志上一发表，就在报刊上引起大量的反响。”
稍后于李福清对冯骥才创作发表评论的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В·Ф·索罗金（1927~ ）。他在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与艺术（1976~1985）》（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撰写的第一章《在文学镜子中变化着的现实》中，对中国新时期前十年文学创作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作了概略的论述。其中在谈到“反思文学”时对冯骥才具体作品有介绍，之后索罗金写道：“作家和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保存了关于黑暗年代的真实材料，这些材料具有异乎寻常的公民性和人性的价值。它们证明了‘体验过的痛苦’没有被遗忘，证明受害者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精神力量来提高痛苦与抗议的声音。”他指出：“无可争论，‘反思’作品中有许多属于过去十年最优秀的文学成就之列。”
2003年圣彼得堡望楼出版社出版的司格林翻译并作序的中俄文对照本《俗世奇人》，是一部在翻译上极具难度的作品。除了在北京长大、精通汉语及中国民俗的老汉学家司格林，在俄罗斯几乎无人能担此重任。司格林在序文中指出：“（冯骥才）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故事主人公的面貌、行为和思想方式，如作者所说，都是现实的人、现实的情境，他们的行为逻辑染上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冯骥才小说的主人公一般说来都是来自底层的人物。这些人是城市里的普通人。所有他们这些人或多或少是走运的、机灵的，有自己的智慧、狡猾，同时又是忠厚老实的。”他分析《俗世奇人》的艺术特色说：“作家所讲述的故事的特点是精巧的幽默、轻松的冷笑话，当然，最后还有展开事件的令人惊奇的过程。作家的语言也是独特的，拥有大量的方言词和俗语，这特别涉及到有多种能指的形容词和原文中的比喻。”这一方面说明了冯骥才作品的翻译难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它恰好是一部活生生的大众口语教科书，而这也正是司格林选择它作为俄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阅读教材的原因。
上述李福清、索罗金、司格林都属于现今俄罗斯汉学家中老一代的重量级学术大师，他们对冯骥才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为后人的工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继续攀登，并在冯骥才研究方面达到新的高度的年轻一代学者，则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女研究员阿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科罗博娃（1973~ ）。
A·Ｈ·科罗博娃1997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1992-1993年在中国天津外国语学院进修。2003年起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2009年答辩通过副博士论文《冯骥才创作的进化：从尖锐冲突情节到“市井小说”》，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她在给笔者的信中谈到自己研究冯骥才作品的动因说，在她1992-1993年在天津外国语学院学习汉语期间，从当时使用的《四级对照汉语读本》上读到冯骥才的《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很受感动。回国后她才知道这篇小说已经被译成俄文，于是她就在图书馆借了李福清主编的《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选》。后来，她进入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做研究生，她的学术导师是著名汉学家索罗金教授，而他正是冯骥才小说《啊！》和《船歌》的俄译者。于是在和导师商定学位论文选题时，就决定研究冯骥才的创作。
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前期成果，科罗博娃先后在2004年和2006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主办的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冯骥才作品中对“文革”主题的独特揭露》和《现代中国作家冯骥才创作中的市井主题》两篇论文。在《冯骥才作品中对“文革”主题的独特揭露》一文中，科罗博娃指出：“反思‘文化革命’的主题”是冯骥才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科罗博娃指出，虽然冯骥才的“这部小说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纯洁的、坚信崇高理想的年轻人会成为凶暴的红卫兵？”然而，“作者成功地指出，‘文化革命’的极左思想对年轻人起了怎样有害的影响。”她说，在这个意义上，冯骥才的小说“与著名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彼此呼应的”。认为“作者非常准确地描写了‘从众情感’、群体行为。半大孩子们坚信，他们是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他们并不怀疑，但实际上是闹剧导演的绳圈在狡诈地驱使着他们”。科罗博娃写道：“需要指出的是，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作者不同，冯骥才的重点不是在描写大量的镇压和灾难。他展示了以单个‘小人物’的命运为例的民族悲剧。这一点是他创作的一个特点。”科罗博娃指出，冯骥才的反思文学作品也塑造了“不可战胜的人的有力形象”。如中篇小说《斗寒图》中的老画家。
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2006年6月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科罗博娃发表了论文《现代中国作家冯骥才创作中的市井主题》。这篇论文把研究对象从冯骥才的“文革”主题作品扩展到“市井风俗小说”，分析了冯骥才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至上世纪90年代期间有“浓厚天津味儿”的创作。她把冯骥才这类创作划分为“回忆童年”、“从义和团起义开始的城市新的历史”（也就是进入半殖民地时代的天津——笔者）和“民族学”三个部分，并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论。
2009年，莫斯科《远东问题》杂志第2期发表了科罗博娃的论文：《冯骥才“文革”小说中背叛行为的心理分析》。同年，她在母校圣彼得堡大学答辩通过了她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冯骥才创作的进化：从尖锐冲突情节到“市井小说”》。这篇论文是她此前多年研究冯骥才创作的总结，有些问题在以前发表的论文中已经谈过，所以我们在这里拟重点评介她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科罗博娃指出：中国“文革”结束后相继兴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其基本主题之一就是“背叛亲人的难以愈合的创伤”。而“‘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最显著的成就就是冯骥才的早期作品”。她说：“冯骥才属于勇敢地承担起提出并克服与‘文革’影响相联系的问题的第一批作家之一。”科罗博娃把冯骥才“文革”题材小说中所表现的“背叛”心理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由于恐惧而背叛和抛弃亲人、同事、熟人和朋友”；二是“由于‘三种人’的骗术而无心地背叛”；第三则是“为了得到好处而背叛和出卖”。她说：“这些背叛‘类型’在十年‘文革’期间是经常遇到的。”科罗博娃认为，像冯骥才中篇小说《啊！》中的吴仲义和《斗寒图》中的潘大年，就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背叛。她指出吴仲义背叛的原因是“性格软弱”，潘大年“背叛的动机是恐惧”。而《啊！》中“赵昌的出卖是另一种类型的”，“他背叛的动机就是害怕，为生存和部分地为争夺‘显要的地位’”。
科洛博娃引用冯骥才作品中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来分析他们之所以背叛亲人、朋友、同事的原因，指出，尽管当年其他一些“文革”题材作品也写了这类人物，但正是冯骥才得出了结论：“缺少积极的人生倾向，柔弱的性格，不能捍卫自己的观点，是将来背叛的可能条件。”科洛博娃写道：“在指出像‘文革’这样现象的发生与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特点相互联系的问题时，作家涉及到了全民族重要理念的整体综合。”她引用冯骥才自己的话说：“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笔者认为，冯骥才对造成“文革”悲剧的民族心理根源的分析，是深刻的，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而科洛博娃在自己的研究中注意到这一点，并把它归结到解读冯骥才这类作品，乃至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国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钥匙，也同样是深刻的和慧眼独具的。
近年来，通过文学和文化研究来了解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汉学研究中一个时髦课题。现在，科洛博娃通过研究冯骥才“文革”题材作品，又一次把学术视角聚焦到民族心理问题上来。她指出：“阅读他的作品后产生的结论是：没有巨大数量的普通人，‘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总是被迫的）而被包含在这次行动中。”揭开伤疤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面对现实才能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这正是冯骥才“文革”题材作品的现实价值之所在，也是科洛博娃这一研究的价值之所在。科洛博娃在论文结尾处还进一步指出：“超越对民族心理特点思考的框子，冯骥才也涉及到全人类的背叛心理问题。”这也就把冯骥才创作的思想意义，提升到了更深广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