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爱恋/你比空气轻/却比整个世界都重/你给了风重量/你给了我重量”

　　“天天靠近死亡/承认所有的路最终都通向死亡/从沙漠平安走出/在海边渴死”

　　“夜幕降临/就像一群乌鸦降落在树上”

　　“如果没有路/我们可以走出许多路/如果路多了/我们却不知道走哪一条”

　　这一组如童话般纯净的诗，出自“90后”少数民族作家麦麦提敏之手。而他学汉语，其实仅仅4年。

　　6月15日，在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协办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上，记者见到了多位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麦麦提敏是其中的一个。他们中有的来自遥远的新疆，有的来自辽阔的内蒙古草原，还有的来自美丽的南国，其中，三位是“90后”作者。此次会议是中国作协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系列研讨的第三次会议。与前两次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讨会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不同，本次研讨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聚焦于十位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分别是照日格图（蒙古族）、苏笑嫣（蒙古族）、鲍尔金娜（蒙古族）、陶丽群（壮族）、马金莲（回族）、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维吾尔族）、艾多斯·阿曼泰（哈萨克族）、陈克海（土家族）、张牧笛（满族）、朱雀（土家族），意义特别。

　　“前辈对年轻人，有时候就一句话，会让他铭记终生。”谈起前辈作家对青年作者的影响，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感触深刻。1985年，中国作协在新侨饭店举行了一个新老作家的聚餐活动。当时铁凝已发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并获了奖，但还是一个年轻人。当她找到桌签，往右边一看，猛然发现旁边竟然是夏衍。“我的天哪！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遇到心里景仰和尊敬的长者前辈，当时很紧张，于是我闭口不说话。这时候，没想到夏公把头偏向我说了一句：铁凝，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很喜欢你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这部小说。当时让我非常吃惊与意外，就是这位老人对年轻人发自内心的真诚和他读你作品一句话的肯定，让我一直记到了今天。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自己的一些作品得到过前辈、评论家、读者的喜爱，我觉得倒不是说我们的作品有多么好，我自己怀念的是那个时代胸中澎湃的对文学的青春激情。当青春不再，人到中年的时候，我想保有这份激情对创作者来说仍然非常要紧。”铁凝表示，现在正是年轻的文学人才不拘一格大量涌现、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这些曾经的青年，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热情帮助现在的青年，支持他们的探索，理解他们的创造，帮助他们中那些优秀者更快地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令人感动的是，为了更有效地交流，虽然是面对“80后”、甚至“90后”的小作者，评论家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掖平认真阅读了维吾尔族小诗人麦麦提敏的诗集《返回》，并写了将近6000字的评论文章。“很难想象，一个从美丽的天山深处走出来的十几岁的学生诗人，在他业已繁多的诗歌创作中，一举抛弃了民族、民间、边地、童心和自然，转而对现代文明、都市生活、庸人精神世界以及主体形而上的孤独倾注了几乎所有的诗情。的确，这种远距离想象的难度会在无意识中转变为一种对其诗歌精神的质疑：这样的一个诗人究竟应该写什么？他是不是在舍近求远故作高深？然而乍看这本诗集，这种质疑的声音会更加强烈：名曰《返回》，那么一个身处青春期末期的孩子究竟要返回到哪里？于是慢慢滋生出一种猜测：一个如此年轻的诗人具有如此执着的归隐情怀，他的成熟是否是一个伪命题？他是否真诚？”这种疑问，也存在于大多数读者心中。然而麦麦提敏发现与捕捉诗意的才力，将平常语言信手拈来、流过诗心便赋得真情的能力，着实令评论家与读者打消了质疑，甚至成为这个小作者的“粉丝”，在研讨会上便请他签名赠书。

　　来自鲁迅文学院的评论家郭艳这样评价哈萨克族作家艾多斯·阿曼泰：他属于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作者，当“80后”青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已经终结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更为平静的心态来看待这一代人的文学叙事和自我表达。他说，可以这样概括艾多斯幸运的文学身份：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哈萨克族少年，漂泊在巨型都市北京，熟练地用一种烂熟文明的方块汉字，叙写着现代少年心性与无法排解的文学乡愁，以诗歌或小说的名义在浮世中寻找自己最终的故乡。

　　在《诗刊》副主编冯秋子看来，少数民族作家写作中消化生活的韧性、耐力，他们的恒久和超然，使他们虽历经苦难，仍能够诗性地存在，使他们的精神天然地超拔于上。活着与死去，本就是文学，像呼吸生命和死亡的气息一样，在他们心里慈悲、神圣地涌流。

　　在发现闪光点的同时，评论家们也给年轻的作者提出了一些建议。评论家李建军指出年轻作家在表达个人经验时也应该关注更广阔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学者杨庆祥则希望年轻作者不要因为单纯追求语言的美而造成对创作的制约。李掖平在麦麦提敏的诗集中看到了某些情思意蕴的稚嫩清浅、某些借喻和化用的粗粝生硬、甚至某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牵强附会，另外，她还因没有阅读到期待中缠绕异域风情的诗行而遗憾，更期待能读到麦麦提敏笔下天山的雪莲、边疆的少女以及博尔达峰下那苍翠的云杉。这也是众多评论家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的忧虑与期待。郭艳认为，不少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地域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印迹尚沉睡在自我表达的情绪里，依然有待母语和更多人生阅历的唤醒。她说，他们需要更多的发现，这包括向内对于自我体验的重新发现和向外对于他者、时代和当下复杂生存经验的发现。这个需要时间和阅历，更需要一颗敏感、细腻而悲悯的心。当他们的写作姿态从青春情绪中出走，才能进入更为自觉的文学写作。“青春情绪（包括初恋和爱欲）可能是他们最初写作的动因，但是真正的写作必须超越这个层面，进入更为宏阔的写作视域。欧亚大陆板块的人文地理、突厥语系和汉藏语系的交融汇聚、民族文化在现代转型期的异质性……这些无疑都可以进入作者的文化视域。如何和个体现代性经验契合从而成就一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才华是必须的，具有和才华相匹配的智识、学养和境界才是大师。”这既是给艾多斯·阿曼泰的诚恳建议，对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也颇具启发意义。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评论家李敬泽鼓励少数民族作家在继承传统、表现民族生活的同时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他认为，我们的文学不仅仅是向后看，也要向前看。我们不仅是看着我们出生、成长的地方，我们也看着我们走向、出去闯荡的广大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实际上面临很大的挑战，也面临巨大的机会。走向广大世界、迎接新的纷至沓来的经验，但同时意识到、携带着自己文化身份的体认，这样的碰撞过程，在文学上具有极其丰饶、极其宽阔的可能性。他说，“在这个意义上说，十位青年作家，有的太年轻了，你们中的大部分在文学创作上都是刚刚起步，但比起我们的祖辈，在地理上、在经验的跨度上，已经走了很远很远，在这个过程中，创作的潜力与可能性是无限宽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