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讲话》具有深远影响，它开创了人民文艺传统，从外部前所未有地把文化权力赋予人民，从内部提出重塑人民主体性的问题。

　　就外部赋权这一层面来说，在此之前，科举制度、尤其是宋以后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士大夫文化政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化权力开放：相较于贵族门阀制度，科举制度打开了平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文化权力中心的门径。到了五四运动启蒙时期，文化权力进一步开放，启蒙精神提倡平民教育，让文化走进乡村走向县城。但是，无论是科举还是启蒙，这种开放只是让平民获得被教育的权利，而教育的形式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平民接受教育之后，获得的是个体身份的改变，而不是整个阶层文化地位的提升：平民中的个体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变成士大夫、文化精英，但平民整体仍然处于整个文化结构的底层。

　　《讲话》中提出很重要的理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历程中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它颠覆旧的、创建新的文化权力秩序。《讲话》对文艺的理解，首先不是教育功能，而是为工农兵服务，这就颠倒了我们长期以来所习惯的知识分子在上、平民大众在下，我启你蒙的模式，知识分子首先要学习工农兵的生活观、世界观，从此以后，千年以来即使出现在舞台上也只是龙套、过场的工农兵，不但占据了舞台中心，而且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舞台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比如《白毛女》中知识分子一开始设置的一个情节是喜儿怀孕以后，以为黄世仁会娶她，于是披上红袄在舞台上且歌且舞，非常欢乐，农民看了之后觉得不可以，“我们农民的女儿怎么会这么没骨气”，因为农民不同意，所以这个情节被删掉了。现在看来也许不足为奇，但让我们回想一下启蒙时期的文艺作品，阿Q和祥林嫂他们未必就愿意自己被写成那样，但是那时他们对文艺是没有发言权的，《讲话》开创的这个传统中，劳动人民劳动一天之后，把锄头一放就观看秧歌剧、《白毛女》等作品，看完了就提意见，而且他们的意见被大量地吸纳，人民可以参与到创作和批评中，有了鉴赏的权利，从赋权的角度来说，这是《讲话》非常伟大的一点。

　　就内部重塑人民主体性这一层面来说，《讲话》对启蒙传统是一种继承和超越，它在一个新的文化模式下，强调文艺的教育功能。这种教育与启蒙时期的教育最根本的不同，是它的教育权力主体从经营知识分子转化为现代政党。启蒙提倡的教育是以西方现代性内容为支撑的教育，《讲话》中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以自己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去重塑一代人的思想，它既是重塑劳动人民，也是重塑知识分子，是在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劳动人民化的双向运动中，从外部赋予人民文化权力，再从内部教育人民如何掌握这种权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和历史的主人，令他们产生以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觉悟。

　　近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纪念《讲话》研讨会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卢燕娟做了以上发言，本报记者怡梦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