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作为一种文艺现象，一般特指从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至1948年春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这15年中，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在内的革命文学艺术。
今年5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纪念。随着众多亲历者的先后离世，抢救收集第一手原始资料，整理还原“延安文艺”本有的格局和情景，系统记述中国革命文艺洪流的形成和发展，以典籍的形态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来，让“延安文艺”的活化石留存后世，已经刻不容缓，需要分秒必争。
一
“延安文艺”最值得重视的价值，在于它凝聚了“人民文艺”的基本精神：文艺来自人民生活，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家要和人民结合。——这是一条通过人民结合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由“延安文艺”在实践中踏勘出来、而由《讲话》在理论上总结出来的。这个永恒的命题，是“延安文艺”生命之所系，也是一切文艺生命之所系。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文艺如何变化，“人民文艺”这一基本精神是长青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延安文艺”运动指导性和总结性的文件。毛泽东从“延安文艺”运动鲜活的实践出发，从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使命入手，对历史实践主体与艺术创作主体的关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答。人民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最终选择，也是艺术的最终选择。文艺的美学价值最终体现为文艺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历史实践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业绩和主动性，以及他们在历史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形象——性格、心理、感情、情绪等等。这既是作品社会价值的主要体现，也是作品艺术魅力的主要体现。
文艺如何将新的生活美转化为新的艺术美？“延安文艺”和《讲话》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出一条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路子，这便是要求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然后进入创作过程。丁玲、欧阳山、柳青、李季等正是遵循这条路子，塑造了一大批已经成为历史主人的新的工农兵形象的作品，开创了新的生活美转化为新的艺术美之先河。
《讲话》进而提出，作家艺术家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有一个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感情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要改变文艺工作者对人民大众不熟不懂的状况，要深入生活和群众结合，学习他们，描写他们，同时教育他们和提高他们。文艺来自人民生活，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家要和人民结合，——《讲话》紧紧抓住“人民”这一核心价值，由此出发，展开论述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作家世界观的改造、文艺批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指导人民文艺发展的思想体系，引领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文艺实践。这使“延安文艺”当之无愧被誉为中国当代人民文艺的渊薮和圭臬。
历史上一切进步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与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情绪保持着某种深刻的联系。“延安文艺”运动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美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文艺观得到了创造性发展。《讲话》的理性精神通过大众化的“延安文艺”运动，转化为整个社会的艺术行为，在千百万老百姓的实践和心灵中开花结果，乃至造就了一个中国文艺的灿烂时代。
二
五十四年前（1958年）我第一次读《讲话》，记得当时最真切的感受便是它的开拓创新精神，便是它的察人之未察、言人之未言的勇气与气度，以及包蕴于其中的创造激情、思考穿透力和表述的鲜明与机智。以后每读一次，使我怦然心动的都是这种创新激情与开拓精神。正是这种感受，激发了一个普通读者与那位伟大作者之间的共鸣和交流，点燃了潜藏于心的创造激情，拓宽了自己的眼界和胸襟，也诱使我进一步去探寻《讲话》的开拓性思维结构和思维方法。
每一项社会实践，每一种物质的、精神的产品，给予历史的都有好几个层次的留存。首先是这一产品在具体实践中包含的物质和理论的既在性成果。其次是含纳在某项社会实践或物质、精神成果中的结构性内容。再次是实践主体或创造主体固化在某项社会实践活动或物质、精神产品中的特有的情绪心理内容。
我也是从这几个层次来理解“延安文艺”和《讲话》的。“延安文艺”和《讲话》留给历史的，既包含着毛泽东从“延安文艺”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观点和文艺方针政策，以及“延安文艺”成功的实践；也包含着毛泽东在提出、阐述他的观点时表现出来的开放性思维结构和创造性思维方法，以及流贯于“延安文艺”运动中的那种自由开放的、极富创造性的情绪状态。这几个层次，都是《讲话》留下的精神财富，在过去70年乃至今后，都会对我国的文化艺术深远地发挥作用。
在三个层次上，“延安文艺”和《讲话》的内在气质都是开放、开拓、创新的。
从既在性内容的层次看，“延安文艺”和《讲话》的历史首创精神和思想启蒙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使命的关系，对历史实践主体与艺术创作主体的关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答并用艺术实践作了验证。如前所述，这种解答既是反映论的、又是辩证法的。古往今来，能够将这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解答得如此深刻而又浅显，如此具有真理意义、又有中国特色，恐非“延安文艺”和《讲话》莫属。二是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入手，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力地促进了新的现实美转化为新的艺术美这一精神创造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张，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美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延安文艺”和《讲话》反复强调并印证了这一观点。问题不止于此，当历史发展到了人民大众已经由被压迫被剥削者翻身作了主人，而且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开始有了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时，社会生活新的根本性的变化，必然产生新的美。如何将这种新的生活美（包括新的人物、新的精神面貌、新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图画）转化为新的艺术美，是延安文艺工作者所面临的新课题，也是他们能以建立新的人民文艺，为中国乃至世界文艺宝库做出新贡献的历史机遇。
三
从结构性内容的层次看，“延安文艺”和《讲话》在文化结构、思维结构和思想方法上，多方面表现出创新和开放特色。这不仅与《讲话》作者毛泽东的文化构成和思维结构有关，也是延安文艺运动、延安文化人、乃至我们党整个领导层文化构成和思维结构的一种聚光。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汇，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革命现实斗争的结合。为准备《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界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研究中外哲学和美学，重读《鲁迅全集》，读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车、杜”的论著。知识结构的多维会给思维结构的开放以重大影响。
从延安当时的文化环境来看，也是比较开放和重视融汇的。且不说“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以西洋文学的输入而开始的”（周扬）这样一个五四以来就形成的大文化背景，就拿陕甘宁边区来说，文艺工作者相当一部分是从沦陷区、国统区聚汇而来，其中不少人在欧美和日本、东南亚学习或生活过，直接受过西方和东方文化的影响，他们构成边区传播和应用世界文化的重要因子。反法西斯战争的世界性决定了中国抗战文艺的世界性，延安是中国抗战文艺的中心，中国抗战文艺是世界反法西斯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延安文艺”在精神上、题材上、艺术追求上与当时的世界文化有着血缘的联系。
这种开放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结构，是《讲话》唯物辩证法理论建构和思维方法的重要成因之一。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和文艺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以此为立足点来解决其他问题，在论述各种问题时又总是在两种或多种要素的结合中来建构理论框架。
《讲话》不只是一般地谈多种因素的结合，还具体分析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过程，也指出各种因素在结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平衡状态。比如，强调现阶段中国文化不是封建的或殖民地的文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它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同时也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包括在服务对象中。他既批判了“宁要大众不要艺术”，强调政治忽略艺术的观点，又批评了强调艺术否定政治，主张“艺术至上”或“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这就抵制了“左”的和右的倾向。
《讲话》认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艺术创作的规律是一致的，因而重视文学艺术的美学意义，强调文艺的典型化原则，主张对中国和外国丰富的遗产和优良传统，要继承、借鉴、为我所用。《讲话》明确指出，革命文艺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而不是要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这里，既反对苏联拉普派那样简单地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代替文艺创作方法，又批评了否定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的倾向。《讲话》反复强调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既重视作品的客观性（“人民生活”），又重视作家的主体性（“作家头脑”）。也正是由此出发，毛泽东强调了作家深入生活（客体）和改造世界观（主体）的同等重要性，等等，都无不充满了辩证法。
四
从情绪性内容这个层次看，在“延安文艺”和《讲话》中，鲜明地流贯着一种思想启蒙者、精神解放者和文化开拓者那种自由、自主、自信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是一切历史进步期和社会上升期的主流精神状态，也是一切创造者、拼搏者的主流精神状态。它会超越具体的行业、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历史实践，对人类生命和每个人的生命起引燃、激扬作用。
毛泽东是五四运动这一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是在那一代思想启蒙者和开拓者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发育和成熟了自己精神创造者的心态。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者和引领者。《讲话》与先后发表的《反对党八股》《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以及活跃的边区文艺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磅礴气度和创造激情，使我们能以将潜藏在其中的情绪性内容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博大精神气度交融为一体，让你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新历史时代的脉搏——
那是敢于面对新的现实，鲜明地提出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开拓新的思考路子、理论路子和实践路子的创新意识；
那是善于抓住机遇，从社会的整体环境和宏观格局中，借助历史推力，果断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历史智慧；
那是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平等真挚的讨论讨教中，在传统、现实、未来的交集中，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凝聚新思路的开放融汇精神；
那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能迅即将启蒙的思考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共识，转化为社会实践行为，转化为新的文化艺术模式，而进入历史的文化实践力、执行力；
那是论者和实践者在从事精神创造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素质和潜力，而进入一种自如、自信、自主的最佳精神状态；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智慧，创新的内容、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激情——这就是我们从“延安文艺”和《讲话》中强烈感受到的。
五
坚持、发扬“延安文艺”传统和《讲话》的精神，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就要坚持它的基本精神，既包括坚持它富于历史首创精神的既在性内容，也包括坚持它多维开放的结构性内容，更包括它自由创造、积极开拓的情绪性内容。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文艺面临着全方位发展、创新的历史新课题。“延安文艺”和《讲话》关于“人民文艺”观的三大要点（文艺来自人民生活，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家要和人民结合）所涉及到的六个主题词：“文艺”、“文艺家”、“人民”、“人民生活”、“服务”、“结合”，几经历史性变迁，内含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人民”的内容变了，“人民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变了，“文艺”的面貌也变了，“文艺家”的思想艺术素养变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路子宽了，文艺家与人民结合的目的任务方法手段也丰富多样了。在这每一个变化中，都有着创新、拓展的广阔天地。
而且，现代人知识构成的变化和现代科学特别是思维科学的发展，既印证了、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使我们思考文艺各类问题有了更好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奉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现代市场经济引发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引发了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中华民族更是进入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大解放的新时期，这更为我们继承发扬“延安文艺”和《讲话》的基本精神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和社会环境。我们要不辜负时代的要求，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