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可以说就好像一个“扇轴”，其他问题则是围绕这个“扇轴”展开的“扇面”。《讲话》从主张文艺与群众结合发展到作家艺术家与群众结合，集中力量解决作家艺术家与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思想感情距离问题，这是其思想深刻、独到之处，也是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精髓的一把钥匙。

　　一 延安《讲话》历史地位的特殊性

　　◎如果把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到了1942年出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表明它已进入这条河流水面最为宽阔、流量最为宏大的一段。正因如此，《讲话》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发展到毛泽东文艺思想阶段的一块鲜明的界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一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中国化的典范，它所体现的立场、原则、观念和方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理论资源和精神财富。

　　《讲话》是毛泽东思想进入成熟期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个标志性产物。从《讲话》形成全过程来看，可以说它是“五四”之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以来中国文艺经验的历史性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讲话》形成的过程中，从它的思想高度、精辟程度、美学境界来看，应当说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修养、语言才华和艺术眼光起了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讲话》中的文艺理论和美学阐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创造性是在这些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紧密结合中生发出来的。《讲话》的一系列论述，依据中国实践并参照外国实践，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过的观点和见解，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宝库。

　　似乎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讲话》的历史地位：如果把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到了1942年出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表明它已进入这条河流水面最为宽阔、流量最为宏大的一段。正因如此，《讲话》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发展到毛泽东文艺思想阶段的一块鲜明的界碑。只要研究一下一百七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还可打这样一个比方，即毛泽东思想是一片参天的林木，而《讲话》无疑就是其中高耸云霄的一棵；如果说毛泽东的思想园地里面盛开着许多精彩、深邃的理论之花，那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肯定是属于最为耀眼、璀璨、绚丽、光彩的一朵，它的生命力是会很长久的。这一点，七十年的历史已经给予了证明。在中国乃至世界，一切进步的文艺家，一切共产党人文艺家，都从《讲话》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和精神营养。

　　为什么《讲话》会有如此的魅力和威望？我认为，这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宗旨、优秀的理论传统以及毛泽东领导文艺和文化运动的非凡经历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关注的持久和深入，涉及面的广泛与博大，著述和言论的数量之丰，并善于把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且本身就是杰出诗人、散文家，有着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都是极为罕见的；就是同现代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相比，也是很难找到的。

　　如果从“五四”回顾起，那么不难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而这个过程，无论历时之长久、问题之复杂、斗争之激烈，还是所花精力之巨大，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和人类文艺史上都是仅见的。《讲话》可以说就是这个经验的科学化凝聚，它所开辟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之路有着永恒的价值。这正是我们要永远学习和纪念它的地方。

　　二 延安《讲话》对审美理论的突出贡献

　　◎《讲话》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作家艺术家的“必须有的知识”。毛泽东还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这看似谈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其实，透视出的依然是作家世界观对创作方法具有制约性的道理。

　　《讲话》常常被人指责和误解的地方，是说它“不懂审美”，只是“文艺政策”，是典型的“文艺政治学”和“庸俗社会学”。刻薄者甚至把它说成是“系统扼杀作家文艺家审美感觉的流水线”。这显然是种歪曲。我的看法与此正好相反，认为《讲话》的理论功绩恰恰在于它出色地开创了新的、以人民为本位的审美途径，从而带来了革命文艺生产力的破天荒发展和审美视野的拓展性解放。

　　具体一点说，我把《讲话》的审美理论贡献归纳为三点：其一是在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前提下，集中解决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的结合问题，从而开创了作家艺术家审美的新视野；其二是在高度重视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基础上，重点解决了作家艺术家主体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对文艺创作的作用和关系问题，从而提出了作家艺术家审美世界的新理念；其三是在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条件下，通过论述熟悉对象、熟悉语言、熟悉艺术规律等问题，创造性地揭示了作家艺术家审美情感实现的新方法和新途径。这些论述，在人类文艺思想史上可谓是又一次壮丽的日出，极大地照亮了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艺术家在审美领域的实践活动。

　　我们知道，《讲话》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对此，《讲话》给出的答案是：“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同时它也指出，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讲话》所要集中系统解决的不是“为群众的问题”，而是“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样，就把文艺问题提到了新的理论层次。这恰是《讲话》的一个关节点，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讲话》的许多论述具有了理论的推进性和原创性。“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可以说就好像一个“扇轴”，其他问题则是围绕这个“扇轴”展开的“扇面”。《讲话》从主张文艺与群众结合发展到作家艺术家与群众结合，集中力量解决作家艺术家与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思想感情距离问题，这是其思想深刻、独到之处，也是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精髓的一把钥匙。

　　作家世界观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这在中外古今都是有争议的一道美学难题。《讲话》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是有战略高度的，做得是非常出色的。先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比较简约，而毛泽东的论述相对比较全面和系统。《讲话》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作家艺术家的“必须有的知识”。毛泽东还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这看似谈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其实，透视出的依然是作家世界观对创作方法具有制约性的道理。

　　1938年4月28日，《讲话》发表四年前毛泽东在延安“鲁艺”作演讲时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解放后，毛泽东仍然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明确表示不赞成有人把具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文艺创作之间看成“二律背反”的关系，认为“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这些都说明，毛泽东阐述作家世界观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这些论述，属于审美理论的范畴，它防止了因创作方法的多元性或多样性而忽视作家艺术家自身树立先进宇宙观和审美观的偏颇。

　　《讲话》中明确地主张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就把苍白、空虚的形式主义审美论彻底颠覆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延安《讲话》是坚持了文艺“审美”本性论的，并且在“审美”观上是有自己的理论创造的。《讲话》对“审美性”的认识注入了新鲜的时代、阶级、历史和价值观的人文内涵，丰富了审美理论的精神意蕴。这个创造，亦可以看做是《讲话》对作家艺术家如何才能达到“审美性”即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真实与倾向等矛盾统一关系的科学论述。《讲话》从多方面对审美“转化”加以阐发，说明它是抓住了文艺审美特性这个“牛鼻子”，找到了作家艺术家实现新的审美感受的有效路径。这一点，我们从《讲话》对语言问题、主体情感体验问题、读者问题、典型化问题、源流问题、接受问题、形式问题、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民族性和革新性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讲话》说道：“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看来，关键是如何揭示文艺家去实现自己作品“美”的思路。1962年初，毛泽东跟当年曾在延安“鲁艺”任教员的何其芳谈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看来，毛泽东注意到“美”的问题的复杂性。面对这些材料，再联系1942年前毛泽东已经创造出多首杰出的诗词作品，像《沁园春·雪》攀上艺术创作巅峰，说延安《讲话》“忽视了审美”，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 《讲话》至今对我国文艺事业具有指导意义

　　◎无庸讳言，当前我国文艺创作中存在一些精神匮乏、内容空虚、脱离生活、价值倾斜、缺少信仰、境界低下的现象，这些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作家艺术家的素质造成的，但是深究起来，仍是在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些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上出现偏差造成的。

　　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性论著，《讲话》实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考察、研究、论证文艺问题相当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继承和发展，至今对我国文艺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讲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讲话》毫无疑问是应当放在需要认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列的。《讲话》对于当前我国文艺和文化建设事业来说，依然具有“指南针”和“方向盘”的价值，依然具有现实的引领功能。我国的文学艺术面临着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和任务，同时也面临着具体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标迈进这样一个路线性与战略性的选择。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不行的，唯有继续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引领，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激发力量，战胜困难，排除险阻，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无数正反面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讲话》的思想及其精神，正是指引我们破浪前行、克艰制胜的法宝。

　　无庸讳言，当前我国文艺创作中存在一些精神匮乏、内容空虚、脱离生活、价值倾斜、缺少信仰、境界低下的现象，这些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作家艺术家的素质造成的，但是深究起来，仍是在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些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上出现偏差造成的。《讲话》曾以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为例指出：“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讲话》引述鲁迅的话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可见，克服软弱涣散，克服宗派主义，克服庸俗化，克服拜金化，克服理想缺失，克服脱离群众倾向，《讲话》无疑仍是一剂有特效的“良药”。

　　《讲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和以后的革命文艺运动中既然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成为我党的根本宗旨和思想方法论在文艺领域的出色发挥和自然延伸，那么它的理论意义就还有进一步发掘和探讨的可能，它的思想精华就还有进一步垦拓和展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