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双年展的举办地——利物浦泰特美术馆

　　文化早已不再是一种“赔钱的买卖”，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早已被“文化产业”这个新词所取代。

　　说到文化与地区发展的关系，让人不禁想起当代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双（三）年展，其中，利物浦双年展和越后妻有三年展成为对地区城乡发展建设推波助澜的绝佳例子。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热极一时的口号，时至今日很多地方仍然将其作为地方发展的策略之一。平心而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初期，这样的观念的确有其合理的逻辑出发点，毕竟经济发展曾是中国人的第一要义。但显然，这样的口号背后隐含的逻辑是：文化无足轻重，不过是拉出来遛遛走走过场，真正的内容是经济因素。这样的逻辑显然严重轻视了文化的地位，无怪乎冯骥才曾说这样的口号“是一个很无知、非常粗鄙化、已经过了时的口号”，是“政府官员的提法，而不是文化界的提法”。

　　实际上，恐怕只有在亟待解决经济问题的特殊时期，才会对经济如此偏重，完全背离中国历来尊重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文化也早已不再是一种“赔钱的买卖”，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早已被“文化产业”这个新词所取代。尽管把文化当做产业来操作的思路仍然与文化作为一种独立价值的本质有着错位，但至少为文化争得了些许体面。

　　说到文化与地区发展的关系，让人不禁想起当代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双（三）年展，其中不乏对地区城乡发展建设推波助澜的绝佳例子。

　　提到双年展对城市之贡献，不得不提英国之利物浦双年展（Liverpool Biennial）。无论是媒体还是双年展组委会本身，都大肆宣传自己为“以双年展振兴地方城市”之楷模。作为欧洲当代艺术的重镇，英国在双年展领域的起步很晚。伦敦同巴黎一样，双年展并不是他们向世界展示顶级艺术家的唯一平台，因此，他们并没有这方面的迫切需要。官方有泰特美术馆，私人有萨奇画廊，英国人似乎自信满满地应对国际双年展格局的风云变幻。历史推进到1999年，利物浦双年展的出现，才打破了这一平静的局面。虽然起步较晚，但一出现，凭借英国在世界当代艺术中的强大实力就立刻打响了自己的名号，一举成为世界知名的双年展之一。当然，利物浦双年展的成功，功劳有一半要算在泰特美术馆身上。我想，英国人之所以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双年展放在利物浦这个城市，而非伦敦，也是一种策略。泰特美术馆无疑是英国最重要的艺术机构，1988年在利物浦建立了泰特美术馆分馆。另一方面，对于英国人来说，利物浦也不是泛泛之辈——利物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曾经孕育过甲壳虫乐队，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抓住全世界人民的心。

　　利物浦双年展的建设也是一种城市策略。作为英国西部一个传统的港口城市，曾经的利物浦是以港口贸易和传统制造业作为其经济支柱。但随着新兴经济系统的发展，利物浦越来越感到发展的压力。它已经丧失了作为港口城市的重要地位，第三世界制造业的兴起，也抢夺了利物浦传统的制造业经济。从1988年建立泰特美术馆分馆开始，管理者和决策者们敏锐地看到了文化产业的巨大价值。双年展这种当代艺术的展示形式，如果运作得好，不仅可以搭建国际当代艺术的煊赫舞台，吸引英国和国际艺术界的参与，同时吸引媒体的高度关注，更吸引多元立体的艺术产业的发展，单凭艺术爱好者和游客的到来就能大幅提升旅游产业。这恰恰与新时代绿色产业的方向高度一致——从高能耗的工业、制造业向低能耗绿色的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方向转变。经过几年的打造，在利物浦建城800周年（2007年）之后，2008年利物浦被命名为欧洲文化之都。可以说，利物浦双年展是继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圣保罗双年展之后最成功的双年展之一。

　　如果说利物浦双年展的例子是城市建设的典范，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发展，这样的例子在全球范围逐渐普及开来，那么日渐荒疏的山村，曾经是我们家园的美丽乡村则更加严重地被人们所遗弃，如何发展更成了严峻的问题。这一方面，日本的越后妻有三年展（Echigo-Tsumari Art Triennial）提供了绝佳的范例。

　　2011年日本的大地震和由此引起的核泄漏事件引发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灾难”成为一时间的关键词，日本艺术界也引发了艺术和灾难之间关系的讨论，尤其以渡边真也（Shinya Watanabe）的文章《观点：艺术如何帮助日本？》最具典型。人们突然开始注意到一个全世界最具特色的三年展——越后妻有三年展。首先它的题目就引人入胜：越后妻有到底身处何处？越后妻有三年展位于新潟县（旧称越后），在明治维新时代是日本的繁华之地，是日本重要的稻米产区。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年轻人纷纷前往城市，农村逐渐荒芜，也造成这一区域人口急剧减少、老龄化严重、传统资源丧失殆尽等问题。该展的重要发起者，北川弗兰（Fram Kitagawa）从1996年开始就向当地政府提出通过举办当代艺术活动来激活日本乡村的意愿，但却遭到全盘否定。经过不懈努力，首届越后妻有三年展终于在千禧年面世。在“振兴地方、发扬传统、回归自然”等核心观念的主导下，该展已经成功举办了4届。

　　越后妻有三年展被戏称为“乡村三年展”，因为它的展览场地是山村田野的自然环境和废弃建筑的荒凉之境。但妙的是，正是这样的环境给予当代艺术家极大的创造力和充分表达艺术观念的广阔空间，恐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和展览场地都无法与之相比。通过利用大量空置房屋和被废弃的校舍、采用当地资源就地取材、聘请当地工匠制作等方式，以及每届一二十万的参观者无疑对当地经济环境和民众信息给予了很大的提升。成功地营造了一种“变伤心地为乐园”的美好图景，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当然，这种方式是否有其持久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无论如何该展以其强大的创造力和雄厚的观念高地越来越吸引全世界艺术家的瞩目和参与，应该予以重点关注。如何“变荒芜为绿洲”，将死气沉沉变为活力充沛，日本人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这不仅让人产生些许羡慕嫉妒恨的情愫——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这十年，为何中国人只能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审视中国日渐荒芜的美丽乡村，却从未有人像北川弗兰那样有过如此巧妙的谋划？

　　西方的利物浦和东方的新潟县，一个是英国近代工业革命的重镇，一个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繁华之地，若干年后，竟然都通过双年展找到了自身新的未来，这不得不让人深思。更值得深思的是，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都给予了文化和艺术足够的尊重和重视，他们也都认认真真地、非常专业地在“搞文化”，而不是在玩弄文化，把文化变成“擦在经济脸上的一层脂粉，成为经济的马前卒和开场锣”（肖复兴语）。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始终是一种独特的价值元素，善待文化，文化也终将恩泽人民。所以不仅要好好为文化搭起漂亮的台，更要让文化好好唱一出漂亮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