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芭蕾舞比赛等诸多赛事活动为中国芭蕾舞界提供新视野

　　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的组委会设立在北京东三环边上的写字楼里，那里也是赵汝蘅的办公室。

　　玻璃门永远大敞着，迎面是一张芭蕾舞演员们候场的巨幅黑白照片；转过去，几个茶几、座椅悠闲地围在一起，办公隔间也是由玻璃门来构成，一个宽敞的所在，练功房一般，仿佛随时都会有几个舞者跑进来，在灰色地毯上来上一段GALA。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舞协主席、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艺术委员会主席赵汝蘅就那么闲闲地靠在墙上，和工作人员谈着事情——谈那些有关筹备芭蕾舞比赛的事情。灰色毛衣、黑色短发，红边眼镜，不同的体态和气质让芭蕾舞演员在人群中很是耀眼，赵汝蘅亦明显属于此类。在她28岁因受伤手术后就再未登台的双脚，如今踏着厚底的运动鞋，走路却依旧如50年前她刚接触芭蕾那般轻盈。

　　赵汝蘅轻轻走过去，又坐回隔间，手里多了几份宣传画册。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的回顾画册和第二届的宣传折页，“2013年7月举办，现在我们已在宣传期，在国内外五家知名舞蹈杂志上做了广告。”虽然早已脱下舞鞋，赵汝蘅依旧在做着有关芭蕾舞的事情。

　　　编舞

　　还应有文学底蕴

　　和音乐修养

　　“从1984年我带队出国参加比赛，到如今我已担任很多国际赛事的评委；一些朋友都鼓励我做比赛，我现在就想做这个对大家有益的事。”从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到团长，再到艺术管理者和中国舞协主席，身份变化了，但赵汝蘅总还想为芭蕾为舞蹈多做点事。在国家大剧院的支持和刘銮雄慈善基金会的资金赞助下，举办芭蕾比赛的想法水到渠成。

　　她和她的团队从2009年开始策划组织这个比赛，“找了很多比赛的资料，学习借鉴其他比赛的经验，一切从零做起，很多志愿者、社会精英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就连这个办公室，也得益于赞助和支持，最初办公都是在我家。”

　　从最初赵汝蘅口中的“4个女人”——加上她，负责组委会日常工作的也只有四五个人，多数是女将——到如今首届比赛得到北京市委领导和国际芭蕾舞界的肯定和赞誉，赵汝蘅“为大家做事、让北京成为芭蕾的国际重镇，汇聚人才和作品以推动芭蕾舞发展”的信心也越来越坚定。

　　而这种信心，“居然”是建立在如今有影响力的国际芭蕾赛事从20多个逐渐减少到不足10个的现实之上。洛桑、赫尔辛基、莫斯科、瓦尔纳、杰克逊等重要芭蕾比赛上获奖的舞者，立刻都会被国际知名舞团签下，“比赛成为签约会”的现实，也让赵汝蘅感到新一代的芭蕾舞人才需要比赛平台，中国芭蕾舞想要让世界更清楚地看到、要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也需要这个平台和机会。

　　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比赛的亮点是加入了跨界的编舞比赛，实际上赵汝蘅深知编舞比赛不好做：“评委都有个人爱好，这个‘度’就不好掌握。”语调清晰而缓慢的赵汝蘅说：加入编舞赛，是为了吸引各舞蹈门类的编舞参与，提高中国编舞的水平，挖掘年轻优秀的编舞人才，在中国各地的创作很迷信名牌编导，其实有些小编导都很有才华，我们需要给他们搭建一个平台。同时，大赛还请来多莉丝·莱恩、林怀民等重量级艺术家组成的，有着9位古典芭蕾评委和5位现代舞评委的评委会，保证了比赛的专业性和高水平。

　　去年夏天的比赛上，多个舞种的专家汇聚京城，其中举办的研讨会和大师班也给了赵汝蘅延续的信心：“现在我们的教师和编舞力量薄弱，究其原因，是交流太少；芭蕾本身是海纳百川的，所以坚持国际化艺术交流的做法应该延续。”她希望中国的编舞，不仅是肢体语言的堆积，而是能有讲故事的本事，有文学底蕴和音乐修养。

　　在她看来，中国的芭蕾制作普遍缺乏想象力，“雷同的太多了。很多都是以大晚会的模式来安排节目，以领导意志为重——要的是豪华、大制作，过分地炫富，所以就拼命突出灯光、布景，忽略的是舞蹈本体。”谈及舞蹈的晚会化和重形式轻内容的制作思路，赵汝蘅显得不大高兴，一边慢慢说，一边慢慢拿纸巾去擦翠绿外壳里iPad的屏幕。

　　　交流

　　倒贴钱的走出去

　　不应是走出去的方向

　　不仅有创作上的“不满意”。如今面临丰富多彩的演出市场，在文化体制改革大潮中，中国舞蹈及中国芭蕾如何生存、怎样发展？尽管很多舞者在国外获奖、优秀剧目得到好评，中国芭蕾及中国舞蹈艺术在国际舞台位置的确立值得赞誉，而这门艺术的真正生存现状似乎仍未得到很有力的改善。

　　面对这种情况，在赵汝蘅看来，确立正确的艺术方向和创排优秀的剧目能够让中国舞蹈及中国芭蕾艺术获得改变。“跨界合作很重要。我理解：继承就是学习——对你有帮助的就都可以学。”

　　跨界的思想，源于学习西方芭蕾史，也源于在国内看黑匣子话剧：京剧、现代舞、话剧同在一个舞台上，这让她思考如何让观众知道芭蕾不仅仅是《天鹅湖》《红色娘子军》。“我希望不同流派的编舞和艺术之间的跨界，会给芭蕾带来全新的视角。”

　　《红色娘子军》的大胆创新，为中芭奠定了国际声誉，更是为实现芭蕾舞的民族化而进行的成功实践，她大胆地挑战了西方古典芭蕾的传统模式，创新并发展了中国的芭蕾舞剧。“这让我们明白西方芭蕾艺术必须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得接过这个接力棒——不能永远停留在《红色娘子军》的水平上，得有更多的舞剧，让老百姓能够欣赏芭蕾舞、喜欢芭蕾舞——中国的芭蕾舞不能远离老百姓，繁荣芭蕾艺术，在群众中进行普及是不可或缺的。”

　　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希望中国的芭蕾舞剧能够跳出舞蹈圈，从其它艺术门类中获得更多灵感：“我们尝试把经典音乐《黄河》《梁祝》用芭蕾表现，也尝试用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创作表现中国春节版的《胡桃夹子》，更尝试过许多现代芭蕾。”

　　本着这样的思路，1999年，民族舞编导陈泽美为中芭排演现代芭蕾《黄河》，成为中芭自《红色娘子军》以来首部大型中国芭蕾原创作品；2001年，赵汝蘅带着中芭，排演了以中西合璧的全新审美感觉和充满舞台实验性的芭蕾《大红灯笼高高挂》，邀请不同艺术门类的人才参与到芭蕾舞的艺术创作中来，在国内亦掀起评论的热潮，为中国芭蕾舞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2003年，中芭赴英国皇家歌剧院演出，十分成功，空前的盛况也让赵汝蘅意识到“另外一种现实”。“当时有人问我怎么组织观众的，我很惊讶——怎么还有这种说法？我说我们从来不组织观众。”

　　组织观众来看演出，这几乎成为当今一些中国文艺团体在国外演出时的惯例。“给钱就能去奥地利金色大厅演出。但我们的交流，不能是倒贴钱的，只求走出去，不求走入当地主流社会，没有交流机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演出市场。有些在国外演出的报道是很不真实的。”在赵汝蘅看来，舞蹈艺术的走出去需要时机成熟，应当一步一个脚印去走；在迈出“走出去”步伐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请进来”——“你让国际知名的编导、经纪人来中国，看我们的演出，看我们中国艺术的发展，他们发现好的剧目好的演出团体和优秀人才，一定会主动请上门的。”

　　运营

　　有戏、有演员，

　　市场会跟着你走

　　自从1993年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芭与国际的交往日益频繁，她也因此成为中国舞者签约海外院团的见证人。舞蹈演员出国，是艺术交流的好事，却也是人才流失的难事。

　　对于这个困境，赵汝蘅的艺术管理生涯中曾经有一个成功的实例。1993年底，刚上任团长不久的她碰到第一个难题：广州成立芭蕾舞团，用高薪来挖中芭的创作骨干。赵汝蘅设身处地去想——演员的心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想跳舞。

　　那就让大家跳——她决定排全本《睡美人》，希望能让很多人有上台跳舞的机会。之后，果然绝大部分人留了下来。这个做法让赵汝蘅坚信不移：艺术是能留住人的。

　　“现在所有院团团长都在用艺术留人；对于众多舞蹈家来说，对艺术的热爱要远高于对高薪的追求。”

　　“但目前在国外，由于社保制度健全，舞蹈家能把舞蹈当作职业来看待；比如法国明确舞者42岁退休，那么他们很明白自己什么时候干什么，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有个规划。而目前我们的人事制度还是一刀切，呼吁了很久的舞蹈演员退休制度无果，所以很多人不认为跳舞是自己的终身职业，就会在很年轻时想办法去国外发展，或转行，不完善的制度是制约人才留在国内的关键。”

　　人才的流动、市场的压力，诸多现实问题也让一些芭蕾舞团开始用增加演出场次的办法来稀释运营成本。到底是你跟市场走还是让市场跟你走，赵汝蘅显然倾向后者：“全年80至85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毕竟创作、排练、演出是一个有规律的程序和系统，遵循艺术规律，如果这个系统运转好，出好戏、出好演员，相信市场会跟着你走。”

　　总监的视野

　　艺术上特别要包容

　　如今，身为中国舞协主席和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的赵汝蘅，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在培养中国的舞蹈观众的方向上做些请进来、走出去的实事。

　　在大剧院的艺术定位上，她一开始就确定了“名团、名作、名人”的高品位、高标准；“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垫起这个台阶，让公众知道、也感受到国家大剧院的舞蹈项目的品位与水准。今年10月，我们将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舞蹈艺术节，会介绍一些新东西给观众——比如我最近看到的以铁臂阿童木漫画为主题的舞蹈作品，视觉效果和舞蹈、音乐融合恰到好处，想象力极为丰富，也可以吸引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新的、高质量类型的舞蹈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使国家大剧院的艺术节能够有质有量地吸引观众。”赵汝蘅认为，只有更多的人接触到舞蹈艺术，才会真正传播、放大它的艺术魅力，而且也会培养起一批舞蹈艺术的忠实观众，形成稳定的舞蹈演出和交流市场。

　　而对于未来，赵汝蘅总爱偏着头想一想。“我希望艺术上的眼界再开阔一点，艺术上特别要包容。”赵汝蘅“一辈子就做芭蕾一件事”的声音言犹在耳。她此言非虚。

　　在她办公室的玻璃门上，吸着个钥匙串。上面的装饰，还是一只粉红色的芭蕾舞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