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纪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美学研究所所长，价值与文化中心研究员，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编委。兼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教授，澳门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中华美学学会理事。

　　日本街景

　　虽然，我们每天都在渴望生活中美好的一切，比如天际一抹粉色的晚霞，或者少女在风中一掠而过的媚眼。但事实上，美也许并不是好东西。

　　记得去日本参加会议期间的一个夜晚，因为加班赶制一份文件，错过了吃晚餐。至晚上10点，突然想到宾馆附近的居民区走走，并顺便找个小馆子将辘辘的饥肠装满。

　　夜晚的京都很宁静。尤其在远离马路的居民区，灯光暗淡，行人稀少，这又使宁静中透出几分冷清。

　　走过一条小街，拐弯处有一家居酒屋。门虽然掩着，但里面依然有灯光。于是推开房门，便看见一个中年食客，正和近于老年的老板及他的两个女儿闲聊。

　　店主人很热情，但他的热情我却一句不懂。记得出发前，我曾经告诉会议的主办方，自己一句日语不懂，可能到时候只能用微笑应对各种困难的场面了。他的回答也很幽默，说：东亚人交流的最好方式就是微笑，it’s enough!

　　好在，日本人普遍教育程度较高，尤其是战后一代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说上几句英语交流。于是，一切变得基本顺畅。点了一份面，一份菜，便开始大嚼。期间，看到邻座的中年食客喝着日式的清酒挺享受，于是也要了加冰的一杯，慢慢喝起来。

　　日本的居酒屋是卖散酒的。这种清酒口感一般，也只有25度，但倒很容易激起人说话的兴致。于是和屋子里几位日本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起来。日本下层民众倒没有知识阶层那么多的客套，话题也朴实，无非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一类。听着也说着，不知不觉就饮了三大杯。

　　出得门来，周边世界有点恍惚。抬头一望，一弯清月高悬于天边。其中，恍惚与酒精的作用有关，清月则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在那里悬着，似乎与夜行者此时此刻的心境或际遇缺乏必然的关联。

　　但身处异域，这弯清月依然是让人感动的。遥想起张孝祥对洞庭月夜“表里澄澈，肝胆冰雪”式的体现，所谓的感动也就慢慢地变成陶醉了。

日本料理

　　最近我常常认为，审美也许是一种病吧。所谓的忘我或陶醉，往往是以人对自己当下真实际遇的失忆为前提的。对于执业医生来讲，这很可能是一种由情感刺激而起的生理性病变。世界上因美致病的例子很多。记不清哪本清代笔记小说中曾讲过，一个贵族少女因读《红楼梦》而起了春情，最后抑郁至死，但这并不是中外历史中的孤例。在现代，也有据说游览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游客，看过米开朗基罗西斯廷教堂的壁画，也会数周迷乱。这被称为因艺术而起的“佛罗伦萨症”。

　　我不想夸大京都之美的感染力。无论是它精致入微的园林还是美术馆里的艺术杰作，我欣赏，但如果说达到了非理性的沉迷或陶醉，显然也有些矫情和夸张。但是我想，在日本，美对于人和生活的作用却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我总感觉，这个民族有种审美中毒的症候，它铸成了古代日本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化生活方式，但也应为这一民族带来了诸多与人性自由相背谬的负面影响。

　　比如，看日本园林，几乎是每一根草都是被认真梳理过的，几乎是每一棵树上的叶片都受到了园艺师的特别关照。这是一种让人无法言喻的细腻，但也由此极易让人想到中国古戏文中一个充满讥讽的段子。说一个秃子光光的头顶上剩下了一根头发，这头发让他珍爱，也让他怜惜。于是，睡前梳洗这根头发，起床后对它进行细致入微的护理，就成了每天必做的繁琐功课。于是，一根头发，也就成了他的事业，他的人生，直至终老。

　　这根头发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日本园林的故事。记得2001年在京都相国寺，就曾经在墙角的位置发现一根被精心打理过的草。这根草长在泥土里，但草根部的周围却如秃子的头顶一样一尘不染。当时我是深感震撼的。真难以想象，对这根草的护理，每天得花费园林师多少时间和精力。

　　日本人注意细节，也表现在人际交往和饮食中。会间，受主办方邀请，吃了一次著名的京都料理。席间先上了一道烤过的稻穗，一粒粒将稻米从壳子里抠出来再填进嘴里，确实是对人的耐心的重大考验。然后，一道道菜端上来，每一道菜的菜量都少得惊人，同时菜的数量也多得惊人。于是吃日本料理的过程，极类似于蚂蚁搬家式的艰难跋涉。最后，这星星点点的菜肴终于被全部搬进了胃里。于是集腋成裘，倒也饱了。

　　注意细节是一种巨大的优点，尤其是与凡事习惯于胡里马哈、大差不差的国人相比，更值得展开深刻的反省。但是，就人而言，往往习惯于在芥子壳里做道场，便会疏忽芥子壳之外的广大世界，一味执拗于微观便会导致对宏观世界的遗忘。这种缺少视野和格局、抓芝麻丢西瓜的性格，对日本人的影响是致命的，既表现于艺术创造也表现于现实政治。许多中国人，一方面佩服日本人的细腻，另一方面又嘲讽日本人缺乏男性的大气和格局，甚至据此称其为“小日本”，原因概出于此。

日本枯山水庭院

　　在美学方面，日本人情感细腻，感觉洗炼。东山魁夷在述及中日绘画的差异时曾讲：“日本风景画具有西方与中国所没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往往不从广阔的视野把握风景，只是将大自然的一小部分作为作品的主题。这大概可以称为‘花鸟式的风景’，就是把从近处看到的一部分自然风景构成画面。这种画面的构图很特殊，没有远景、中景、近景的设置。只有近景。这可以说是出于装饰性的感觉，但正如一棵野草也能表现大自然的生命，也是日本人热爱自然的象征。捕捉大自然微妙变化的敏锐感觉正是日本人独特的纤细锐利神经的体现。”（《与风景的对话》）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细腻与缺乏格局，与艺术上表现出的特点是一致的。

　　真不知道是日本人的性格造就了日本艺术的特点，还是其艺术特点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个爱美的民族，艺术应该是这种特征的极致性反映，并反向对其民族性格形成变本加厉的强制和规定。我坚持认为，日中近世园林的营造，是中古画中的山水意象诉诸实践的产物，是将表现于卷轴并悬于墙壁的画中山水向现实的物化兑现。进而言之，日本家庭的营构和布置，又是对贵族或士人园林的进一步移借或向日常生活的蔓延。据此来看，是日本艺术的细腻造就了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细腻，也是日本艺术、园林的缺乏格局铸成了日本人性格和日常审美方式的缺乏格局。这样，原本是让人自由解放的艺术，在日本，则成了对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进行强制性建构的原则和力量。

　　于此，美的自由解放的特性，也就彻底转换为专制性。艺术作为日常生活必须遵从的范式，也就成为压抑人性、钳制自由的异化式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看到，美和艺术，与其说在成就着人性，倒不如说在扭曲着人性。与其说让人性开敞，倒不如说是将人装入了艺术范式的芥子壳。如果说日本人的局促和小气是在芥子壳里做道场，那么它的艺术显然起到了极其负面的示范作用。

　　一个民族，在其文明的极限处，极易被美挟持或绑架，以致于日常生活中为维持一种反人性的优雅，而变得缩手缩脚。真不知道这是一个民族的幸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