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城里最高的商务楼，透过窗户我能看见春熙路上往来的人群。他们行色匆匆，很快消失在形式各样的高楼罅隙，接着像镜头切换般又一拨涌来，如此反复。这就是城市。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只是不停地行走而已。心早被生活染得苍白，只一刹那间想起离家后又回家的日子。

　　坐在老屋的门槛上，看着母亲用芨芨草绑的大扫把用力扫着散落在院子里的杏子花瓣。晚上的时候刮过风，还下过一点雨，园中的泥土都有了一股清新的气息。院子里铺过青砖，但这并不妨碍砖缝中的小草用翠绿突显自己。母亲小声地嘟囔着：亏了这些美丽的杏子花。扫过的院子，处处都留着扫把刺伤的痕迹，一道一道的。扫完院子后，母亲蹭掉鞋上的泥土去邻居撒银芝奶奶家串门了。母亲与奶奶的话题很多，其实也无非就是东家的母鸡多生了几个蛋或者是绣花鞋上那些图案如何漂亮。每次去撒银芝奶奶家母亲都不会空着手，奶奶是一个人，英雄的巴图鲁爷爷在新疆三区革命中牺牲了，有时候母亲会从那绘满了各种灵性动物的收橱里带上些西红柿干，有时候会带上一碗黄得发油的奶皮子，甚至在开春的时候带去几只刚孵出来的小鸡。母亲说，那样的话奶奶就有说话的伴了。

　　墨克纳的琴声徐徐而来，我知道又是撒银芝奶奶在演奏。这种乐器在稀少的锡伯人当中只有奶奶一个人会演奏了，我知道等到奶奶仙去的时候我再也听不到这种美妙的声音了，而我又少了一份可以寄托的信仰。奶奶是如此的固执。她选择夏天的时候在清凉的葡萄架下去“念说”（锡伯族独有的一种文化说唱艺术，锡伯语叫朱伦呼兰比），尽管她的听众越来越少。甚至她拒绝用煤气灶做饭，她认为这是对火神的亵渎。

　　离开她已经有一段时日了。那次让我长大不少的离家出走，让我明白我的血液里始终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为什么我跟别人有着这么大的区别？”只因我是锡伯人的子孙。247年前的农历四月十八日，4700个锡伯人历时一年零五个月，从沈阳西迁到新疆戍边屯垦，抵达伊犁时的人数是5050人。200多年过去了，今天在新疆的锡伯族也就近4万人，按照人类学的算法我们整整少了35万人。从清代中期的守边生活开始，这个民族为抗击外来侵略、反对分裂祖国奉献了35万个生命。

　　锡伯人居住的8个牛录（当时清代八旗制度的编号）“察不查尔”，锡伯语“粮仓”之意。那里有属于她的一座山，我们锡伯人称其为“山音哈达”，还有一条河我们都亲切地称之为“伊犁比拉”。那山，那河，那诱人的村庄都是透进我血液里的定格而又流动的画面。伊犁河把一半的水给了察布查尔，草原，森林，湿地，奶茶漂香……美丽的伊犁我的家。我的察布查尔，给我信仰的地方，用心，听，墨克纳的琴声慢慢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