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兰亭雅集，今有京华佳会。在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召开之际，来自全国的文学艺术界代表欢聚一堂，共商文艺发展大计，可谓群贤毕至。代表来京时见到本报记者，都纷纷表示，此次盛会可以见到老朋友，结识新朋友，感到十分兴奋，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上相与为知音，更常在工作中共享雅趣。欣逢盛会，以文会旧友，以丹青写良朋，就是他们彼此交流的方式。本报因此特别推出“代表眼中的代表”，为他们，为本次盛会，记录下这温暖的时刻。 ——编者
感受茅威涛
□ 张抗抗（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代表）
茅威涛印象
很多年来，凡是遇上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来京演出，我总要设法去观赏。一是因为越剧之优美，可让人寄情怀乡，更多的，是为了去看茅威涛。
我曾看过茅威涛主演的《西厢记》《孔乙己》《陆游与唐婉》。每次，在台下，默默地欣赏茅威涛，或远或近。每次见茅威涛，她都会变成另一个男人，一个为我所艳羡，也可能厌烦、怜悯的男人。大幕拉开之前，也许并不一定喜欢她扮演的那个剧中人，但每当大幕落下时，便欣然接受她塑造的那个人物，这是被她的演技感染和征服了。剧中人在剧本中的生命本是静止的，是表演艺术家以自己的声音将其唤醒，在自己的形体中使其复活，在惟妙惟肖的表演中让“他”在“我”的主体中显形。那么究竟是剧中人的幽灵附着于表演者身上，还是表演者将自己的灵魂交付于剧中人了呢？
一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也许当是后者。
很多年来，就这样静静期待着茅威涛的每一次盛装出场，期待着她“化身”的每一个新角色。无论是飘逸俊朗、风流倜傥的书生，耿直感伤、愤世嫉俗的失意文人，蒙昧愚钝、淳朴生动的小人物……百人千面，栩栩如生。茅威涛摇身而成张生，是一个潇洒落拓、缠绵悱恻的情种。茅威涛演陆游，重在表现陆游的“忧思”和“无奈”，报国无门与母命难违的复杂境遇与错失爱侣的大悲大恸，浑然交融一体，令人悲怆怅然。茅威涛塑孔乙己，是新旧交替时代混沌愚昧却又自私狡猾、可怜可悲的个体活生生的再现。茅威涛为演孔乙己，不惜剃去满头青丝，“光头”亮相以达到人物的真实感和艺术的严肃性，即此一项，可知她对外形塑造的严格，对艺术“纯度”的要求之苛刻。
我还在电视中见过茅威涛的专场演出，她所有的优秀保留节目，一场一折，都是最精华最精彩的片段，听得耳朵都酥了，看得眼睛都满了。那一晚的越剧飨宴，从茅威涛飞扬而又忧郁的眼神中闪过两个字：哀伤；从茅威涛爽朗宽厚、带有磁性而更具魅力的唱腔中，传来两个字：磊落；从茅威涛每一个华丽转身的洒脱甩袖中，留下两个字：大气。
那是一种经年累月的艺术修炼，终至炉火纯青的境地。
那晚的电视专场结束后，还有电视主持人对她的采访，那是我惟一一次见到她卸装后的“真人”形象，她的魂灵重新回到自己的躯体中，端庄沉着，落落大方。我听到她用很好听的南方普通话阐释自己的艺术理念，丝毫没有刻意表现表演艺术家的“明星气派”，而是还原为一个善于思考的现代知识女性。
源远流长的越剧“女小生”这一奇异的表演艺术特色，因茅威涛等诸位优秀的艺术家而得以传承。也许，在女性塑造的那些刚柔相济、富于同情与哀悯、重情重义的男性角色身上，在那些身体线条流畅、音质淳厚动人、动作舒展洒脱的男装女人身上，寄予了观众更为丰富的男性想象。“女小生”也许是一个曾经被误导的女性理想——女人可以成为男人、女人应该像男人那样。但事实上，在越剧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男性却被逐渐地改造了，那些由女性塑造的男性舞台形象，在阳刚勇猛的传统印象之外，被赋予了更多体贴与柔情。
由于茅威涛的存在，也许使得更多的人不会轻易放弃观赏越剧。尽管“小百花”的演员整体都是如此优秀，但一个好演员的诞生，确实能够救活一个剧种。近年来茅威涛一直亲自担任着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长，从剧目的选择、改良到音乐、唱腔、表演和舞美的重新设计，她都已经承担起了超越于一个演员的责任。
就那样远远地欣赏茅威涛。就像读一本好书，而无须结识书的作者那样，我至今没有在舞台之外见过茅威涛。我宁愿在心里保留着一点关于她的神秘与牵念。仅仅是倾听她回肠荡气的声音、感受她目光流盼中的深情诉说、回味她无言的背影，已足够。
观新编越剧《藏书之家》
舞台的大幕拉开时，我们首先看到了深藏于高墙中的天一阁一角。虚拟的庭院与天井笼罩在浓重而悠远的书卷气中。当忧怨而哀伤的越剧乐曲缓缓飘起，人们预感到这里将会发生一些同书有关的故事。几百年前，这座书楼就已悄然隐藏于江南的蒙蒙烟雨之中。天一阁的浩瀚藏书收藏了几千年汉语书业的兴盛，却也掩藏了藏书人家的全部艰辛与孤独。
幽暗的灯光下，隐隐看到了那面顶天立地的墙，守护并承载着天一阁四百余年岁月的藏书楼。我们通过书墙来感知书楼的存在，封闭的书墙阻隔了世间的欢娱常情，也设定了一个往心灵纵深发展的舞台表演空间。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人，那个固执顽韧的守书人，天一阁阁主范容，从泛黄残破的书页中昂然走来。书墙虚化为明朝末年的惨淡背景，纵然山河破碎、田产皆尽，对范容而言，却有那位异端思想家李贽所著的《藏书》陪伴。若是有一日能将李贽被禁的《焚书》，与《藏书》双书合璧归于天一阁，范容的世界就仍是完整的。他以文人的梦想筑就了一座坚实的书墙，得以守望自己孤傲的精神城堡。因此，在最后一刻，我们看见了书——被月光或是烛光照亮的千册万卷厚重典籍，使整座天一阁通体透明，在黑暗中发出异样的光采。范容的身影融入墙内，化作了其中一册薄薄的小书。
“我本天地书一卷”，这是剧中范容的唱词。范容成全了李贽的传世之作，而《藏书》《焚书》又成全了范容的人生。世俗的人生升华为精神之旅，束之高阁多年的这本书，终有一日被后人细细翻阅，一页一页化成这一幕一幕的立体舞台剧。
此前尚未曾有过这样一台戏，为我们一扇一扇地推开尘封的古旧木门，让百年寂寥的民间私家书楼在舞台上破壁而现。以小说斐声文坛的编剧王旭烽把舞台变成了一座“动感书屋”。守书人的书缘已了，情缘却断，书香余墨散复聚，人去楼空书犹在。当收书、守书的行为过程变成藏书人非功利的一种自觉，传承延续的是千年的历史文脉，深层的民族精神内涵也因此得以彰显。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茅威涛戏剧工作室经过近十年来一次次剧目创新，反复锤炼三年之久的《藏书之家》又一次成功地诠释了一个厚重的文化命题。这是一次商业时代的艺术冒险，是对传统越剧模式的又一次勇敢突围。看似守望，实为前行。若说范容守书是“抱残守缺”，那么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所做的却是“抛残补缺”——抛甩传统越剧中那些受众群正在逐渐萎缩的观赏性，弥补以往才子佳人戏所缺乏的思想性，对于现代观众而言，这或许能唤起的心灵的共鸣。这是一种以出击达成的文化守望，试图寻找越剧这百年剧种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百年越剧以悲情动人，《藏书之家》的剧情依然悲切感人；百年越剧以优美著称，《藏书之家》的音乐唱腔设计依然优雅凄婉；《藏书之家》的舞美设计落在一个“藏”字、一个“书”字上，书楼的中华文化意味隽永而大气。剧情设置了“晒书”、“抄书”几场特有的众人戏，伴唱合唱烘托出欢乐明快、矢志不移的书楼氛围。
然而，藏书之重，守书之难，注定了《藏书之家》不可飘逸、不能洒脱。小百花越剧团的领军人物茅威涛这一回又大大“变脸”——她在戏中饰演主人公范容，把女子越剧以往风流倜傥的“女小生”改造成了一个负有文化责任感的志士，一个忧心如焚、忧心忡忡、忧国忧民，陷落于“藏书”与“情感”复杂心理矛盾冲突中，无奈而又寂寞的末世文人。茅威涛的表演素以流畅、细腻、丰富著称，在《藏》剧中“三跪求书”的经典唱段和表演更是丝丝入扣、回肠荡气，具有外柔内刚的文人气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茅威涛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优秀表演艺术家，本可以因循守旧，按越剧的固定程式轻车熟路地继续扮演那些俊朗秀美的“女小生”，但她却偏偏放弃了许多前辈艺术家通常采取的那种稳妥的“投保”方式，将自己的艺术才华无偿“投资”于越剧的创新。这种探索是以艺术生命作为抵押的。当帷幕徐徐落下，我依然听见她醇厚的声音在剧场上空经久不去，“我本天地书一卷”——那个瞬间，真不知是她荡逸的长衫变成了一本奇书，还是世上的好书都被她的宽袖轻轻吸纳了。
剧场外的俗世间，优秀文化正在流失并被商业吞噬，这个小小的舞台上，却颂扬着寂寞守志、藏书承志的美德。饥藏书、寒藏书、孤藏书、忧藏书、喜藏书、乐藏书……恍惚间，发现场内场外竟然具有如此鲜明的反差。我作为一个写书人，亦心生惭愧。一部《藏书之家》恰恰印证了小百花越剧团演创人员为人类文明传承付出的汗水。走出剧院或正在走进剧院的年轻观众会觉得，这一张戏票，多少是有些重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