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文学现实的一次冲击，多次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在内的重要文学奖项，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十余种语言，在近二十个国家出版发行。最近，阎连科的散文《一个人的三条河》出版发行。小说家写散文，一定是因为有话想说。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阎连科发表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坛很多作家的看法，认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莫言，不能相提并论。
“蒋方舟改变我对年轻作家的看法”
记者：去年您曾经和梁文道、蒋方舟一起做客腾讯的奥运节目“杯中话风云”，您的微博中也时常转发蒋方舟的微博。我想知道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作家，您怎么评价蒋方舟等80后90后新生代作家？
阎连科：我认为80后和90后这一代作家最终会取代上一代。蒋方舟的出现让我改变了之前对新生代作家的看法。之前我觉得这一代作家很少关注社会，更加面向自己内心写作。虽然有些西方伟大的作家也是面对自己内心的，中国的文学传统还是更加讲求文以载道。蒋方舟的写作却完全是关心他人的，她和之前的50后或者60后作家在这方面是相同的，有共同的文学目标。另外包括韩寒的杂文，张悦然的小说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现在有些年轻的作家会向我推荐一些书，可以说80后和90后的年轻作家、批评家是我的另外一个书店。
记者：您最近的散文集《一个人的三条河》、《我与父辈》等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小说家写散文似乎也很时髦。比如最近张炜也出了散文年编。小说家为什么热衷于写散文了？
阎连科：首先，我认为并不是小说家开始写散文了，而是散文的写作伴随大多数小说家一生。每个小说家都在写散文，只是写多写少的问题。比如当代比较有名的作家韩少功、李锐、张炜、莫言等都在写散文。当然，一个好的小说家不一定能写出好的散文，虽然也有小说和散文都很好的，比如贾平凹和史铁生。《我与父辈》之前，我的散文没有被过多地关注，现在销量和反响还不错。写散文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调整。小说是虚构的，里面的人物和事件离我身边真实发生的还有一定距离，散文则和社会现实更近。小说和散文一虚一实，散文又能直抒胸臆，对作家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记者：您如何评价您和同代人的写作特点以及共同之处。
阎连科：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这一代作家对社会的认识是和社会现实同步的。比如贾平凹近30年来的写作就是和我们国家30年来整个发展相同步的。王安忆、莫言或许还写了一些新中国成立之前遥远的事，但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关注社会现实，关注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人在这样的历史现实中所处的窘境。这是因为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时代跨度太大，不仅仅是跨时代的人，也是跨文明跨制度的人。我们对国家和民族从哪里来，又将走向哪里，特别关心。80后和90后的写作比较少关注社会和他人，大概正由于这代人不了解当下是从何处而来，他们生下来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了。
“因为《温故1942》，我对刘震云的人格十分敬佩”
记者：您和刘震云同为河南人。他描写大饥荒的作品《温故1942》前段时间特别受关注，您亦有《四书》这样相似题材的作品。您认为思考大饥荒对于这个民族的意义何在？
阎连科：《温故1942》是刘震云所有小说作品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在他一生的写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很多好的作品，我们读了觉得好，但是不会对作家本人产生尊敬。但是读完《温故1942》之后，我们会对刘震云的人格产生敬仰之情。所有去写饥荒、文革等苦难的作家都在试图用他们的笔来恢复人们对民族的记忆，用个人的肩膀去承担属于整个民族的重量。无论《温故1942》好与坏，这样的作家都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思考。我希望中国的出版能更加开放，因为小说只是作家个人的艺术思考，文学作品只是为了作家的一点理想和一点艺术追求。
记者：您的散文对自己的解剖很深，比如完全不回避在父亲病重时，产生的希望父亲死去的闪念。您的写作为何这样大胆？
阎连科：我自己在写作中，从来没有想过“大胆”这两个字。我觉得真实是一个艺术家最基本的要求，是最高也是最低的标准。一个作家能否正视自己，是对于作家本身的考验。在我们的作家队伍中，没有特别重的宗教情怀，也没有忏悔得特别彻底的作品。比如杨绛的《干校六记》、巴金的《随想录》，我们看了都觉得很高兴，里面有对自己的反省和忏悔，但事实上这些作品忏悔得还不是那么彻底。我们可以面对别人，却无法面对自己，但事实上通过反省自己，也能够了解他人。
记者：您怎么看待小说的影视改编，蒋方舟说您语言“嗖嗖带风得好”，是这种语言不容易改编为影视剧吗？比如严歌苓，人们认为她的语言特别适合改编。
阎连科：小说的奇妙之处，在于没有一种统一的标准。如果文学像数理化那样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了，就没有意思了。对于不同的作家，语言的地位不一样。有的作家会认为情节最重要，有的会认为人物最重要。我觉得最好的语言是“个人化的语言”，有时候我找不到个人化的、不能和小说中人物很好结合的语言，我可能不会去写。如果我的小说语言完成了前进和变化，这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成果。莫言的语言非常有特点，是非常个人化的语言，在他刚刚登上文坛的时候，比如《透明的红萝卜》等小说，给文坛带来了很强硬的旋风。严歌苓的作品我没怎么读过，一部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谈不上好与坏，但过度影视化并不是好事。如果一个作家的每一部小说都能改编成影视作品，那么就有可能偏离文学，和文学有些远了。
“《泰囧》票房过10亿是观众的喜剧、民族的悲剧”
记者：电影《一九四二》票房被《泰囧》拦腰截断，中国的观众和读者似乎都特别不喜欢苦难题材的作品。但是在希腊文化传统中，又有悲剧净化人心的说法，西方很多伟大的电影都是在讲苦难的。您怎么看待当下中国观众和读者主动回避苦难的现象？
阎连科：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意识改造在完成两件事：一是忘记，二是不予思考。这两点正成为一种文化深入人心。《泰囧》如果票房在5个亿，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当它冲破了10个亿，我认为这部电影就应该和《一九四二》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样的电影票房冲破10亿，只能说明人们的忘记和不予思考完成得很彻底。我们也不能怪罪《泰囧》的制作人员，我们只是能看到“某种教育”的成功。这样的票房差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民族和孩子们忘记民族历史和选择不予思考的情况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也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去思考。对于观众，《泰囧》是一个喜剧，对于民族，这是一个悲剧。
记者：您在微博上也比较活跃，和您同时代的作家们，似乎不太擅长用微博，比如贾平凹。您如何看待这些新兴的传播方式？
阎连科：其实我比贾平凹还笨，不会用这些电子的设备，我现在也仍然用笔写作。但是我身边很多年轻人拉我进来，慢慢地就写一些微博，也看和转发别人的一些微博。对我来说，如果有时间就写，没有时间就不写，没有特别去经营微博，粉丝的多少我看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微博让我多了一个和社会联系的渠道，多了一份作家看不到的报纸和杂志，它和我们能接触到的报纸杂志等媒体是完全不一样的。
记者：您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慈悲之心的作家吗？
阎连科：我不认为我是。我的小说中有很多批判，多于同情和爱。但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觉得他对于人类的理解和爱是非常伟大的。我希望自己的怨气能越来越少，更多地追求爱和同情。
“年轻作家应该认同经典村上春树和莫言不能相提并论”
记者：您曾倡议80后和90后作家首先认同经典，为什么这样说？
阎连科：我觉得一个作家对于某一经典的认识，是好或者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要有一种认同。因为经典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比如鲁迅，有那么多人骂他，我也批评过鲁迅的爱太少，批判太多，但是他确实伟大。我们民族毕竟产生过李白、杜甫、白居易、曹雪芹以及沈从文这样伟大的作家，只有从经典中汲取营养，才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好比现在问一个博士生的导师是谁，大致上可以了解他的文化背景。写作虽然不能这样绝对化，但是也有相通之处。有些年轻作家就认为村上春树是唯一的伟大作家，我就难以和他们继续交谈下去。村上春树我也读，当然也很好，但是和之前日本的那些伟大作家比起来，村上春树仍然是不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的。村上春树也不能和莫言相提并论。他们的写作方式、对文学的认识和追求是不一样的，人生观决定他们的艺术追求不同。总之可以骂鲁迅，但是也请看完之后再骂吧。
记者：莫言获奖，是去年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大事。作家木心曾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全球范围的中状元，凡是中状元就有运气的成分在。也有人因此认为获得诺奖不是多么难的事情，只需要自己的译作被评委读过，并且认为不错。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阎连科：诺奖有幸运的成分，但是特别要强调：一个作家能否被诺贝尔文学家关注，具有很大的必然性。首先，这个作家的作品要有很多人翻译，但是这么多翻译家为什么单独翻译这个作家的作品呢？我们先不去评论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公平，但是作家的写作、翻译家的翻译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我们都看到莫言获奖的现在，但是在他获奖之前那种写作的艰苦，又有多少人看到呢？有人说翻译家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是一种美化，但是如果没有翻译家，我们又怎么能读到优秀的作品呢？我觉得一个作家，得不得奖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还原写作本身，是否真正能写出好作品，是否能最终被人们所接受。沈从文就曾经差一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所以得奖是有偶然性，但是被诺奖关注，是有必然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