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溥心畬(右）的合影
溥心畬逝世五十年，台北市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逸笔儒风”纪念书画展。左为《洛神图》，右为《仕女图》。
1930年代中期，张大千与溥心畬分峙中国南北画坛，时人称“南张北溥”。1949年之后，二人相继渡海，又多年，先后病逝于台北。溥心畬逝世至今，五十年矣，台北市历史博物馆特别举办了纪念书画展。我看了其中一段介绍文字，颇生感慨。
溥儒字心畬，恭亲王奕訢之孙，末代皇帝溥仪之堂兄。自幼成长于恭王府，接受严格的满族皇室教育，不仅文武兼修，更全面地继承了传统素养。正因如此，溥心畬一生坚持传统价值，尽管以绘画名震天下，却自认在经学方面成就最高，其次是诗，第三是书法，最后才是“雕虫末技”的绘画。
溥心畬这样的排序，今天看来，当然有些怪异。毕竟，以溥心畬画作之精，若活在眼下绘画市场火爆、拍卖价格屡创新高的时代里，单凭其画作，不仅财利丰饶，更能轻易享有大名。至于经学，除了满腔经世致用的怀抱之外，相较于绘画，显然是乏人问津了。但即便如此，溥心畬若生在当代，真再问他，恐怕，他仍是要不改其志，还会将绘画继续排在最后的。
事实上，你若当溥心畬面前，直接冠以“画家”头衔，老先生大概不太乐意的。当然，溥心畬去世多年，实已杳远，不妨姑且按下。单单就说五年前，2008年暑日，台湾的《联合报·联合副刊》举办《大风起兮》一文的朗诵会，诗人陈育虹与联合副刊主编宇文正代为朗读，开场时，文章的作者林谷芳先生就只声明一句，他非作家。
此话寓意，可能有二。一、其文盖直抒本然，不费安排，“辞，达而已矣”，既不等同一般“作家”文章之着意，也不同于“作家”之讲求姿态；二、更重要的，乃在于林谷芳先生身份的自觉，是个禅者、修行者，也可以是传统意义下的文人。但是，他并非今日专业主义下的“文学家”，更非社会分工里所谓的“作家”。
现代“作家”的身份，当然是从西方传入的产物。如此“作家”，一如“画家”，与律师、会计师等等，都是一种专业的分工，也是市民阶层的一种职业分类。作家既是专业之分工，所从事的文学，便与其他学问分隔开来，遂界定孰为文学，孰为非文学，于是，举凡历史、哲学、宗教等等，皆剔除在外，从而产生了所谓“纯文学”。这样的“纯文学”，继而又细分小说、戏剧、诗歌，各自分工，美其名是专业化，实则类似工厂每个作业员锁着特定的那几颗螺丝；说白了，人亦如物。
在中国的传统里，一向不贵所谓的“作家”，亦不以“纯文学”为美。事实上，中国文学是遍在于非文学处。中国最好的文章有《史记》、《庄子》和《孟子》：若以西方专业主义来看，前者为历史，后两者是哲学，皆非“纯文学”。但中国人读《史记》，读的是天人之际；看《庄子》，看的是游于大化；至于《孟子》，则喜爱他讲王天下时的神采奕奕，佩服他谈人性本善之气象岩岩。这些书，当然可以是历史，可以是哲学，但在中国人眼里，更多的是风光。因为风光无限，才能读之不倦，也才可以是千古文章。
文章写的是什么？是风光。中国真正的人世，风光可以处处；正因风光处处，故可处处文章。中国人说“政事文章”与“道德文章”。政治与道德，若有人世之风光，便可俱成文章。今年3月我在金门，还看到许多闽南式建筑的大门上，贴着四个字：“礼乐文章”。中国文学之所以遍在于非文学处，其实就是遍在于礼乐人世之四处。正因如此，读《史记》，不必为了历史；看《庄子》、《孟子》，也不须为了哲学。中国人之所以千百年观之不尽，是因那里头有着人世的好风光。
因为文章是开向人世，是人世之间的风吹花开，于是，文章的作者自然也要胸怀整个人世，断不可自限于所谓的专业。在中国传统里，今天所谓专业的“作家”，约略等同于艺人。自古以来，中国一向对于陶工、雕匠、优伶等只视为一件活计来做，所谓做生活。“专业作家”、“专业艺术家”的身份，其实与雕匠、优伶几无二致。如果安于“作家”、“画家”这样的身份，又执着所谓文学、绘画的成就，格局便小、心量也就窄隘了。正因如此，当年汉朝的扬雄才会说：“文章，小道也。”
中国古人，向来自觉于此。因此，李白的诗，固然名传千古，但他真正在意的，却从来不是诗；他一生好任侠，最大的抱负，其实是《长短经》讲的“王霸之学”。至于苏轼，不仅诗文惊动天下，即使书法，也都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然而，当时有人求字，追随年余，得一筐而去；对苏轼而言，书法本来就只是这样的余事风流，原本，他就另有怀抱的呀！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身为修行者，对林谷芳先生而言，真正的根本要务，乃是了生死；其他，皆余事也。若不直指死生大事、根柢烦恼，则文字再精巧，都可能是误入歧途。文学云云，也不过是玩物丧志。换成是溥心畬，身为皇族之后，受过中华文化最精粹教养的他，必然比任何人都清楚，孔子为何要说 “君子不器”。事实上，作为一个君子，当然可以有种种的才能，但是，却万万不可执于这各种才能。一旦执着于此，他就离了战场、忘了本务。昔日，南唐后主深湛于诗词，北宋徽宗精妙于书画，可中国人素来不以之为贵，毕竟，他们都离开了战场，也忘掉了本务。
孔子说，“士志于道”，对读书人而言，经书里所标举的内圣外王之道，才是真正的本务。当然，今天是个专业主义盛行的时代，读书之人，多半已孜孜于所谓的专业成就；于是，“大学者”、“大作家”、“大画家”，个个声势烜赫，人人光鲜亮丽。但若仔细看他们的作品，却常会发现，里头似乎总缺了极关键的啥东西。这时，我读着溥心畬的介绍，看着他对绘画“成就”的不以为意，忽地恍然明白，溥心畬其实不只是个满清遗族，更是一位中华文化的遗老。这样的遗老，虽不光鲜，也不亮丽，可他知本务，更别有怀抱。如此怀抱，看似不合时宜，但在中华文明初初重建的当下，既可令人心生憬然，也该另有一番召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