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雕塑家做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没有地方放，都得进入公共的户外空间进行展示。”深圳雕塑院雕塑家夏和兴直言，公共雕塑主要就是展示空间的力量。问题是，如何让这些进入公共空间的雕塑展现出空间的力量？

　　《风驰》，以抽象的形态表现一只带翼飞龙正在随风而起的形象，光润的石材和多变的形体轮廓，给观众的视觉带来丰富的感受。这是在由中国雕塑学会、中国美术学院与芜湖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刘开渠奖”国际雕塑大展暨芜湖雕塑公园开园仪式上，意大利雕塑家吉欧·菲林获金奖的作品。从11月27日起，《风驰》将和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521名艺术家的2017件投稿作品中遴选而出的66件作品一起，在安徽省芜湖市占地3800亩的神山公园永久展出。

　　不锈钢恐怖主义=城市垃圾

　　“20世纪，一种新的雕塑样式从西方引入到中国，它使雕塑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雕塑分为架上雕塑和公共雕塑，后者放置于户外公共空间。在公共雕塑部分，自从1982年，以刘开渠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雕塑人倡导城市雕塑建设，中国的公共雕塑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除了一部分雕塑继续承载主题性使命以外，更多的公共雕塑以轻松活泼的方式，与城市空间和环境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美化环境、提升空间品质、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说。

　　诚然，优秀的城市雕塑作品可以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珠联璧合：很多户外雕塑——广州五羊雕塑、深圳的拓荒牛、珠海的渔女、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罗马的母狼塑像、哥本哈根的美人鱼、华沙的持盾女神、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它们使城市更具亲和力，有的上升为一座城市的标志，甚至都成为城市的文化象征与文化符号；而中国极负盛名的公共雕塑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从1952年建成开始，如果按每天3万人次参观，到现在已经超过5亿人次的参观量，而实际数字远比这个还要巨大。”艺术评论家殷双喜计算的结果，在雕塑家曹春生看来，有力地说明了“雕塑就是强迫的艺术，人们天天都能看见，如果做得好，赏心悦目；如果不是好作品，那就是城市的垃圾。”

　　“在城市文化的构建中，公共雕塑艺术担当着独特、甚至是不可取代的作用。它是视觉化、物质化、持久性的文化载体；它是一种公共空间、公共环境当中的艺术形态和艺术现象。”中国美院公共艺术学院副院长于小平说。然而，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公共雕塑还存在一些盲区：全国“城雕热”持续升温，出现了一些问题，给城市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一些雕塑甚至成为“景观污染”。

　　据长春世界雕塑大会上专家的统计，近30年来全国各地的“托球式”公共雕塑就不下100万座。而今很多地方的公共雕塑是越做尺度越高、越做体量越大、越做数量越多，但大多徒有大构架而缺乏灵魂；大批量的、短周期的、高速的作品太多，城市雕塑俨然成了一种快餐式产品，缺乏内涵和创意，常常沦为模仿、克隆，形式雷同，没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精神指向。在很多城市，眼前耸立的都是面目差不多、含义不清的抽象雕塑，业内戏称为“一个球、几条线”；以“腾飞”、“崛起”、“向上”等为题材的不锈钢雕塑泛滥，甚至成为望而生厌的“不锈钢恐怖主义”作品；有些地区还开辟文化一条街，把一些长袍马褂真人大小的雕塑送上街头，以此来强调文化和历史。专家们坦言，这些貌似雕塑的“东西”实际上已经与雕塑艺术的实质渐行渐远。

　　“近些年城市建设一哄而上，在急迫改变家乡面貌的良好愿望与刺激经济腾飞的现实利益的共同驱动下，城市快速膨胀。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缺乏冷静梳理与理性规划，对公共雕塑的组织和创作盲目立项、仓促上马，造成公共雕塑徒有其表、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许多地方的公共雕塑都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很少能引起公众的共鸣、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些都是丧失‘灵魂’的作品。”于小平认为。

　　可以说，公共雕塑是一种强加于人、强加于环境的艺术品，它在占据一定空间的同时，又总是具有不同程度的视觉冲击性，给人造成视觉以至心理上的刺激。正因如此，一个公共雕塑工程的甲方、乙方中一旦有一个环节缺乏对客观环境条件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或者片面强调了某些方面的要求，就有可能违背雕塑艺术创作的规律，产生“不锈钢恐怖主义”式的“城市垃圾”。

　　芜湖模式：将公共意见纳入创作之中

　　永久展出。这4个字对于雕塑家而言，真是颇具吸引力。芜湖市副市长洪建平介绍说，这个项目的源起，是基于主办方认为公共雕塑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对于营造和谐的城市空间、优美的城市环境和高品位的城市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而产生的。

　　“这次‘刘开渠奖’活动起点高，邀请了40多个国家500多位艺术家参与展览；依托中国雕塑学会、中国美术学院，有强力的专业支撑，征集的作品也是高质量、高水平的；期待这个奖项和展览都有延续性。”在探讨“雕塑艺术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动中，湖北美术馆艺术总监冀少峰认为，在中国缺少或者不具备西方艺术基金会支持模式的前提下，以政府、学术机构、艺术家三方参与建设户外雕塑和雕塑公园的“芜湖模式”的形成，以及“芜湖模式”给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都值得业界探索。

　　孙振华介绍，此次“刘开渠奖”活动，在组织创作方面，主办方采取了两段式的做法，一方面给予参加创作的雕塑家以相应的物质鼓励，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具体制作上，由中国雕塑学会组织有制作经验的雕塑家进行质量的监制，以保证艺术品质。这种结合，改变了过去存在的重设计、轻制作的情况，使作品质量能得到整体上的监控。“芜湖市政府在合作过程中，充分尊重艺术规律，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对当前中国户外城市的建设是有着示范意义的。”中国雕塑学会会长曾成钢说。

　　当代公共雕塑要有某种精神指代，通过雕塑达到情感、理念的共识。雕塑除了要有审美功能和文化含量，还要与当下需求发生关系。“雕塑艺术如何介入公共空间？从中国的语境来看，这是一个政府、艺术家、艺术机构三方协调、博弈的过程。个人化的艺术创作偏向自律，而公共的艺术则偏向他律——户外公共雕塑应当在自律和他律之间找到‘混合策略’。”中山大学教授冯原认为，以创作在先、任务在后为核心的“芜湖模式”，是一种新的混合策略。

　　在这个混合策略中，艺术家的作用尤为重要。《雕塑》杂志社社长范伟民认为，雕塑家从事公共艺术的时候，应当冷静思考周围环境区别好公共雕塑与绘画及室内架上雕塑的明确意识，真正做到大处着眼，细心下手，才可创作出适合环境的雕塑作品来。

　　而在美术评论家鲁虹看来，这种混合策略中，需要甲方意志的消减和艺术家意志的增强。“比如前几年深圳组织创作《深圳人的一天》群雕，在创作过程中吸收了众多市民的观点，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深圳人、深圳历史和深圳文化，做出来的作品包含了各行各业的人物群像，非常受公众的欢迎，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去和这些雕塑合影。”鲁虹认为，艺术家意志的增强，应当将公共意见纳入创作之中，调节政府和社会、社区组织、公民的关系，借此达到一种和谐。

　　芜湖所探索的这种混合策略，既有普遍适用性，也具有自身的不可复制特性。“建设好的公共雕塑园区，也得要天时地利人和。”曾成钢表示。“混合策略”对于建设公共雕塑，是提升地方文化品质的好方法，但后续城市不宜简单模仿，还要因“城”而宜，根据自己城市的规划和文化战略，建设有特色的户外雕塑和雕塑园区。“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让公共雕塑和其他新建及原有建筑、景观、市政设施巧妙、智慧、富有创造力地结合，让独特的地域文化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不应仅仅是一位雕塑家的理想。

风驰（雕塑） 吉欧·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