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演出市场的复苏繁荣备受瞩目，已多年不怎么冒头的“黄牛”非法倒票现象又逐渐活跃起来。为此，北京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演出票务市场“黄牛”非法倒票行为，取得了积极成效。比如，近期北京有关部门针对“五月天”演唱会依法打击处理了倒票人员29名，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黄牛”现象并非今日才有，似乎利之所趋、必有滋生。1929年，梅兰芳访美前跟马连良在上海大舞台联袂演出，“黄牛党”就在戏院外大卖“飞票”，票价连番上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起步和商业演出重新回到日常生活，“黄牛”现象时有冒头，一些时期甚至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演出市场秩序。恐怕很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华灯初上，随意走到某个即将开演的剧场外面，就有挎着小包的神秘陌生人走上前来，压身低头搭话，问“要不要票”。

　　演出市场苦“黄牛”久矣，不单是较传统的剧院演出，一些热门的演唱会、电影节展等，几乎都能看到“黄牛”的影子。有的为个体，捏三两张票迎风顾盼，通过倒腾内部票、赠票等谋个差价；有的则托关系、钻空子或秒杀抢购，囤积居奇，批量出货。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其积弊。正常来讲，演出票务衔接着创演生产和观演需求，出票情况往往直接反映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和票房收入情况，也是对创演环节的信息反馈，对进一步修改打磨作品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可在“黄牛”环境下，类似的反馈和循环往往是被扭曲的——一边是很多消费者“连票的影儿都没看到”，一边是不少“黄牛”在朋友圈嚷嚷“有票，有票”或在剧院门口“低调”蹲守“要不要票”，一切显得荒诞离奇。平价的票越发少了，高价的票越发多了，创演单位的收入未见得增长起来，而通过各种钻营阻断观演畅通的“黄牛”却大获其利，压抑了正常的消费增长。更值得重视的是，在票务活动逐渐网络化的环境中，“黄牛”抢票也有了技术加持，甚至出现了票务平台和演出票造假等涉嫌诈骗的行为——转了钱两手空，拿了票进不了场，诸如此类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黄牛”倒卖之风，是该整顿了。

　　客观来讲， “黄牛”现象是有一定经济学根源的，整顿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一定程度上，它反映出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不同侧面在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特征。在供需不平衡的状态下，商品流通就带有了资本参与、进行剥削或再分配的可能。当演出票成为稀缺资源，瞄到有利可图的某些人，就会利用各种手段和可能，去钻营牟利，而这种钻营必然会进一步造成新的人为的稀缺，如此链式效应，滋生“黄牛”现象进一步演化的环境。有的“黄牛”在此“钻营文化”中也俨然成了圈内“专家”，对一些热门演出往往是一本账门儿清，甚至还颇能谈论一二；而且大多精明世故，善于捕捉人的心理，倒卖时间卡得巨准，三五分钟后就要开演，还能高价把票卖掉。今年4月，有关部门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明确要求“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解决的就是供给侧的“稀缺问题”，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

　　相对于可能临时起意想看演出的普通消费者，往往长期浸淫圈内、门路通达甚至具有一定“专业性”的“黄牛”，不管是对演出还是票务的情况都占据着信息的、渠道的优势。这些客观情况，使得仅仅改善供给侧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梳理票务流通过程和规范引导需求侧的消费。在这方面，网络上有很多人支招，建议采取“实名制+不可转赠+限时退票”或者“人脸识别”等措施。有的不乏可行性，但有的则因涉及到保护隐私、人之常情等诸多方面，就很有商榷余地。临时看不了而给家人朋友看，本属正常的观演生态，若管理过于苛严，恐怕也不可取，容易无形中增加消费的成本和选择的谨慎度，不利于市场发育和繁荣。

　　在笔者看来，要有效整顿“黄牛”现象，必须多措并举。一是加强规范、严厉打击。如此次打击处理“五月天”演唱会倒票人员，有关部门通过加强执法力度来增加倒票成本、抑制倒卖行为。二是增加供给、釜底抽薪。除了有关部门所明确的“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创演单位和票务部门在设计工作赠票等其他票式时，也尽量对此给予科学评估，进一步加强管理，压缩“黄牛”钻渠道倒票的空间。三是倡导正当渠道购票。其实很多倒票行为之所以能够兑现，跟部分观众的非理性消费有很大关系，而这部分观众往往可能是某一个明星名人的粉丝，为了见到自己的“爱豆”不惜成本，却正中“黄牛”下怀，助长了倒卖风气。因此，有效引导必不可少。此外，票务平台还可以通过研发，用技术手段增加“黄牛”抢票退票的牟利成本，压缩他们的操作空间。总而言之，在经济学根源上解决稀缺问题，在商业逻辑上挤压牟利可能，在消费行为上引导良好生态，对于整顿“黄牛”现象，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