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我以第一志愿考取陕西师范大学。之所以报师大，一是家庭困难，上师范不交伙食费，还可申请到一至三元的助学金。二是文科院校中，中文系是陕师大的重点系，资格老，名师多。帮我拿主意的恩师王建文讲：报志愿主要是选系，选老师，学中文，当然是师大！
正式开课前，照例安排一段时间进行“巩固专业思想”教育。这期间，系上组织了一次师生见面会。地点在学生宿舍十六楼门前。傍晚时分，师生自带方凳，陆续围坐在楼前的空地上。楼门口台阶上，就着防雨檐下15瓦灯光，摆一张长桌，算是主席台。那天到会的，有系主任高元白等许多教授和讲师，其中的几位在主持人介绍后，被请上台作简短讲话，霍松林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他年纪在四十开外，中等身材，着蓝色中山装，鬅鬙的头发不大驯服地梳向脑后，使略带倦容的面部显得稍长。所讲内容，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是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程，要学好这门功课，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下苦功夫、笨功夫。他强调指出，在四年时间里，每个学生务必背诵四百首诗词、六十篇古文，精读十部古典文学名著，等等。印象深的，是他讲话时挺直的腰板和飞扬的神采。特别是他那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的语调中显示出的洒脱与自信，使同学们深受感染和激励，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散会后，有位宝鸡来的学生还惟妙惟肖模仿他讲到“古、典、文学”时一板一眼的语态和神情，逗得大家直乐。那天的会时间不长，但学生和教师们都显得异常兴奋。
由于霍先生给别的班授课，后来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所以这大约是我在师大唯一一次聆听他的讲演。以后，便是经常听到同学们以钦佩的口吻谈论他的种种情况。例如，他如何天资聪颖，奋发有为，上小学前便熟读四书五经，中学就常有文章发表，五十年代曾就一些学术问题与当时的权威人士在报刊上进行论争，影响颇大。又如，他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如何深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器重和关照，给他资助学费，并推荐他参加南京社会贤达和文化名流的酬唱雅集，他每有佳作，语惊四座，备受激赏。这些，后来都通过霍先生一些“夫子自道”的诗文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揭发批判材料”得到正反两方面的印证。十年浩劫中，霍先生主要是由于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发表了论述形象思维的著名论文而陷于灭顶之灾，而他与于右任先生的那段交往，也作为了不得的政治问题，招致精神凌辱和身体摧残。多年前，我在访问台湾时曾到过玉山公园，从山下遥望远处山头白云萦绕的于右任墓，心中默读那首“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千古绝唱，又联想到他当年曾悉心关爱、尽力扶植的“西北才子”（于右任语）虽属著述等身，功成名遂，却也是岁月蹉跎，皤然白头，心底不禁涌出一种说不清是欣慰还是酸楚的滋味。我还想，霍先生尽管现在已是名重四海的古文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但如果不是接连不断的坎坷遭际耗去大量宝贵年华，以他的才气、功力，他是应该对国家、民族作出更多贡献的。而像霍先生这样经历的人，在我们的周围又何止一两位！辗转沉吟，言念及此，对那段特殊年月中种种荒诞世象，我只能发出几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在我就读的中学里，几乎所有的语文教师都毕业于陕西师大。据他们讲，霍先生解放初便应侯外庐校长之邀到师大（最早为西北大学的师范学院）任教，先讲中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以后重点转向明清和唐宋文学。由于他的博学卓识和惊人的口才，讲课极受学生欢迎，又兼时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有锐气有锋芒的论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深得学校领导和教育部的赏识。但在后来的“反右”“反对厚古薄今”和“拔白旗”等运动中，也都因此受到过冲击。也许是由于心有余悸的缘故，我的中学老师们在谈到霍先生的学术见解时总是语焉不详，但对他治学的严谨、勤奋则是异口同声，言谈间往往不经意地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推崇和作为受业门生的得意。受这些影响，我入校后曾到师大图书馆查阅过他的著述，当时能借到的计有《文艺学概论》《西厢记简说》《诗的形象及其它》《白居易诗选译》《瓯北诗话校点》《滹南诗话校注》，以及《打虎的故事》《古人勤学故事》等十来种，这在学术风气纯正，出版单位又较少的五六十年代，已属非常引人钦羡的成绩。霍先生在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又身兼古典文学教研组组长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么多著作，所付出的辛劳、心血可想而知。有一次，我在去图书馆的路上与先生迎面相遇，见他腋下搂着十多部图书擦肩而过，走路的样子十分吃力而急迫，心下甚觉诧异。当时图书馆规定每次借书学生不得超过三本，老师五本，霍先生何以能借那么一大摞，这么多书又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读完？回到宿舍，我向同室的同学谈起这件事。他们讲，那不算什么，推半架子车的时候也有，可能因他是学术尖子，学校领导特许的吧。同学还讲，霍先生隔一段时间就跑一次图书馆，回家便杜门谢客，潜沉其中，即便大暑天也不例外，总把门关得严严实实，汗流浃背，刻苦治学，要不，身体能垮成那个样子？四十来岁的年纪，就经常熬中药吃。对他们的说法和看法，我自然是相信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路上看到的霍先生，果然是面色灰暗，神情又那么疲惫，显得病态。由此，我又增加了几分对他的敬意和同情。离开学校几十年了，我常常在想，在目前普遍浮躁的社会风气下，高校教师队伍中，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着这种沉心静气、废寝忘食的治学精神？
霍先生家学渊源，根底厚实，于教学、科研之余，每以诗词歌赋自遣。八十年代末，出版有《唐音阁吟稿》，曾签名赠我一本。但在师大上学时，我只是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见过他写的四首七言绝句，情感浓烈，意境高远，令人久久难忘。那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成堆成捆弃置于教室里的大量抄家书刊中，无意中翻出一本仿线装的铅印书稿，书名《壶春乐府》，收有著名曲学家孙雨廷先生的散曲和戏曲。封皮装帧古色古香，相当考究。但无出版单位，显是内部印制。说到这本书，不能不提起我们的校长郭琦同志。他是四川人，早年投奔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到中宣部系统工作，后来到陕西师大做副校长、校长。他是知名历史学家，又是一位治校有方，卓有建树，颇具见识和魄力的教育家。到师大后，为了施展建设名校名系的抱负，千方百计从省内外延揽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其中不少是学有专长但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人。为稳住这批人，他想方设法，积极创造各种途径让他们各得其所，展其所长。其中包括对在当时政治气氛下不宜上讲坛的，就安排他们专门从事研究和著述工作，顺便带带年轻教师。有的早有研究和写作成果，但因各种限制无法正式出版的，便由学校印刷厂负责印刷，用以在学术圈和朋友之间赠阅流传。通过这些办法，确实为学校罗致了一批人才，到我入校时，师大师资队伍的阵容和实力都是为社会各界广为称道的。这部《壶春乐府》，我估计，很可能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几十年过去了，书稿的内容已然模糊，但是书前霍先生的四首题诗，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第四首的后两句“老树犹然花烂漫，新松不长欲如何”，我敢保证记得一字不差，并常引以自励。四首诗引喻得体，风格明快，字里行间，充盈一种见贤思齐的焦渴和奋发向上的朝气，读来情真意切，催人奋进。而霍先生的品格、襟怀与志趣，也于兹可见一斑。
我一向自卑，在校时与霍先生少有直接接触，亦缘分所吝，常以为憾。1988年，我到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1995年又奉调中国作家协会，因先生兼任陕西诗词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工作中便逐渐有了一些联系。先生每有新著，总会托人惠我一读，也偶尔带来口信或便笺，对某项业务提供意见和建议，但从未因个人事情提过要求。这种潜沉学问又诲人不倦，热心公益又与世无争的品性，在众多同事和弟子中有口皆碑，想来与他饱览诗书、邃密群经、见贤思齐、自尊自强的问学志趣和人格修养密不可分。记得在一则“文革”后所写的短文中他曾说过：余童年读《孟子》，即有志做“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稍后读李卓吾《童心说》而此志益坚，数十年来虽备受摧抑，依然未改童心，耻做“小人”。其痛定思痛、九死未悔的决绝操守，着实令人感佩。好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先生晚来诸事称意，境况大好，曾收到他寄来的一组诗，其中最后一首写道：“幸全性命脱红羊，文运欣随国运昌。橘种千头终献果，兰滋九畹正飘香。岂徒学友盈三輔，更有吟朋遍五洋。儿女成才妻尚健，年丰人寿乐无疆。”足见壮怀如昔，身心俱佳，读之无任欣羡。
1999年时，母校来函，告以次年将举行霍先生从教六十周年暨八十华诞庆祝，希望到时参加并预有题贺。我自知谫陋，但于命难违，踌躇再三，写了一张“学高德劭，一代师表”的条幅寄去，过后又觉未能尽意。惶恐之际，想起柳宗元的《送崔群序》。“贞松产于岩岭，高直耸秀，条畅硕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气之发也！禀和气之至者，必合以正性，于是有贞心劲质，用固其本，御攘冰霜，以贯岁寒。故君子仪之。”由是更赧然于心力的不逮：要表达对先生的心仪，这段文字不是再确当不过的吗？
好在不久便收到先生来信，称“字写得极好”“足为纪念文集生色”“当编入书画集，并届时装裱悬挂”等，循循勖勉之意，一如化雨春风。这或许是先生迄今唯一一次为我批改作业，但他奖掖后进、甘为人梯的诸多懿行，在学界早成美谈，能亲承其炙，即只一次，又何憾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