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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常青

时间：2017年06月21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陈果

　　他们舍不得脚下这片土地。这片土地是母亲，给予他们生命之源和生命之床；这片土地是儿女，是他们让她脱胎换骨并茁壮成长。这片土地已经是他们生命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鲜血、汗水和青春，已经化为尘土化为雨，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他们的血管和神经，已经和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合则息息相通，分则生离死别。

　　与此同时，他们又期待更加美好的生活。他们希望命运不要被蒜薹的价格主宰，希望男人平安家庭圆满，希望子孙后代走出河谷走出大山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和地，拥有一个和他们的人生不一样的未来。

　　而这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他们清楚。

　　他们于是在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感伤的同时，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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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终于尘埃落定：瀑布沟水电站作为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正式列入国家“十五”规划。

　　回溯历史，她是一座桥梁，接续古今；指向未来，她是一个路标，终须仰视。

　　从玉斧划界的蛮夷之地到平畴沃野的鱼米之乡再到烟波浩渺的水下泽国，她的人生，同相依相伴的大渡河一样，有过石走雷奔的轰轰烈烈，也有过浅吟低唱的散散淡淡。只是不管是壮烈的奔腾还是平静的向前，她的每一次呼吸，都和人们的心跳连在一起。

　　在雅安，在四川，在中国，大树都应该是一个让人侧目的地方，一个值得尊敬的名字。恰恰相反，又一次热烈的绽放之后，大树进入了生命的深秋。时代的大风猎猎吹过，她却没有花枝乱颤，没有叶语喧哗，只有满树繁花零落成泥碾作尘后的一腔清愁。

　　一

　　大树已不年轻。

　　此地古为邛都夷地。《汉源县地名录》载：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普雄诸酋反叛后，始置镇蛮堡，后因街口有大树一株，其姿婆娑，苍菁绝伦，视为吉祥之物，故改为大树堡而入巂州；民国时期置越巂县佐，设大树镇。新中国成立后划归汉源，仍置大树镇。

　　大树的得名可以一笔带过，而她的身世，却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

　　1253年，忽必烈10万大军征伐大理。直到那时，越巂一带还是南诏王朝和大理国的势力范围。

　　忽必烈来得并不算早。先于元世祖革囊渡江，蜀身毒道上早已有人来车往。蜀乃四川，“身毒”为印度，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蜀身毒道”已在崇山峻岭间兀自蜿蜒。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印证了汉武帝和张骞关于蜀身毒道的猜想，南方丝绸之路自此登上历史的前台。忽必烈当年越过大渡河时想来志得意满，他可曾想到，这个时候，司马相如跋山涉水的脚印，早已被1300多年的岁月风干？

　　蜀身毒道和灵关古道都打眼前经过。大树虽小，大人物大场面却见得不少。

　　忽必烈既要大军压境，大理国必会戍边守防。只是历史已经走得太远，志在必得的蒙古铁骑是如何吹角连营，严阵以待的大理守军是如何怒目北望，两军对垒短兵相接时的场面又是何等宏阔惨烈都已经是模糊的背影。如果历史可以给想象一点空间，那里一定充塞着硝烟和号角，一定被将士的呐喊和战马的嘶鸣毫无保留地填满。

　　而这已是后话。公元829年，南诏“大容”嵯颠以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侵扰为由，操纵南诏军渡河北上，向大唐王朝发起进攻并一举占领成都，在大唐王土上招摇达一年之久。走时还不忘顺手牵羊，奇珍异宝、名媛淑女、能工巧匠，能带走的好东西统统带走，不能带走的创造条件也要带走，以致“成都以南，越西以北，八百里之内，民畜皆空。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

　　嵯颠洋洋自得地班师南下，“及大渡水，嵯颠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

　　这悲情一幕，被《资治通鉴》记录在案。曾任雅州刺史的雍陶也为此留下了《哀蜀人为南蛮俘虏》的诗篇：“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

　　赵匡胤记性不坏，平定后蜀的捷报并没有冲昏他的头脑。有人要他乘势出兵直取大理，他牙齿一咬，忍了；大理国低眉顺眼想要藩属大宋，他抿嘴一笑，否了。

　　宋太祖手里天天舞弄着一把文物级的玉斧，这天他站在地图前，一任恣肆狂放的大渡河在心中横冲直撞。也不知过了多久，太祖终于身心俱累，便将了手中巨斧，砍掉心中的痛痒牵绊，依着大渡河的走势劈出一道凌厉的锋线：“此外非吾所有也。”

　　大渡河由此成为宋王朝与大理国事实上的边界。

　　这便是那个人尽皆知的典故：宋挥玉斧。

　　玉斧划界究竟是宋王朝仁慈的举动还是软弱的表现到今天还有人争执不休。这样的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果，却是在不经意间为一个谜底的揭开提供了一个思路——嘉庆己未年纂辑出版的《清溪县志》中，“大树”之名，竟为“大戍”。“大戍”之称，究竟是“大树”的讹误，还是对“大理国界、戍防前沿”的解读？

　　到今天，谜依然是谜。

　　二

　　都与名震古今的大事相关，都与你争我夺的“戍”字相联，不知是为了顺应历史还是呼应历史，又两件家喻户晓的历史事件在大树上演。

　　如果说翼王折翼是一首家破人亡的悲歌，那么它的序曲正是在大树奏响，而大幕也是在大树落下。

　　石达开算得上深谋远虑，早于由滇入蜀之前，他就派赖裕新率大军数万先行渡过金沙江，把沿途诸军吸附在赖部身上。这调虎离山的一招果然奏效，来到安顺场之前，石达开算得顺风顺水。

　　先锋“赖剥皮”却摊上大事了。

　　过了清溪峡就是大树堡。渡河北上，便可以为翼王偷渡大渡河投石问路。

　　赖裕新的心早飞到了大树堡，可他的腿却在清溪峡被田坝土司岭承恩给死死拽住。

　　名字秀气的清溪峡布满杀机。深峡长近10公里，绝壁危岩，俯仰惊人。岭承恩设下擂石滚木阵，凭着天险要了赖裕新的命。

　　所幸大军还在。8万太平军在大树堡休整三日后，继续为石达开引兵开路。

　　两个月后的1863年5月14日黎明时分，安顺场走来了一身轻松的石达开。后无追兵，前无阻敌，登上成都的城头，似乎指日可待。适逢喜得贵子，翼王心花怒放，下令将先期过河的军队召回身边，他要设宴摆酒，大庆三天。

　　所谓乐极生悲。大渡河水位陡涨，唐友耕不期而至，石达开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山穷水尽。抢渡失利，买路不通，强渡未果，妻子投河。石达开不得不接受清军的“和谈”条件：余部2000精壮移驻大树堡，4000残弱兵士就地解散。

　　翼王把“宝”押在了大树，把东山再起的梦想寄托在移师大树的2000将士身上。

　　这个算盘却彻底打错了。

　　石达开不久后在成都科甲巷被凌刑处死。而他“以命全军”的2000精兵，也在大树禹王宫被斩草除根。

　　大树下街的禹王宫，一个“鲸鲵封处”的纪念石碑，悠悠讲述着这个悲壮的故事，并深深嵌入当地人的记忆之土。

　　72年后，仍是5月，还在大树，也是生死存亡的关口，还是调虎离山的谋略，照旧是取道清溪峡，依然是成全安顺场。

　　蒋介石放出狠话：要毛泽东做石达开第二。

　　毛泽东比石达开淡定多了。他说，红军有三只虎，先放一只去大树堡，摆出造船渡河之势，为强攻安顺场打掩护。

　　左权和刘亚楼就这样来到大树堡。

　　红军忽悠敌人的本事不赖。部队招兵马买，砍竹扎筏，为了“造船渡河”，还把关帝庙、陕西馆、王爷庙和越西设在大树的监狱也给拆了。

　　时任红一团侦察科科长的刘忠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连红军自己的战士都认为真要从这里渡河。”

　　不管大树堡的老百姓信还是不信，反正蒋介石信了，刘文辉信了。安顺场一带的守兵，迅速向与大树一河之隔的富林集结。

　　大树堡一番“假打”，安顺场一举成名。

　　安顺场应该感谢大树堡。这个低调的兄弟，两次从身后发力，把他推举到历史的前台。

　　台前的是英雄，幕后的也是英雄！

　　三

　　英雄不问出处。很多时候，中国人喜欢这么说。

　　恰恰相反，刘化石面临的课题是：麦坪遗址，这个4500年前的文化遗存，它的缔造者最初来自哪里？最终又去往何处？

　　刘化石来自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麦坪遗址相与枕藉的地方，正是大树。

　　早在2001年，麦坪遗址的发掘工作就已展开。更早一些的上个世纪70年代，与大树堡一衣带水的富林文化遗址被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麦坪遗址就进入了考古专家的视线。以麦坪为中心，狮子山遗址、龙王庙遗址、大地头遗址、金钟山遗址、摆鱼遗址、姜家屋基遗址，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史前遗址井喷般出现。

　　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苏秉琦大胆推测：“四川将会对中国人类文明的起源，给出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答案。”

　　刘化石和同事们的工作，印证了苏秉琦的预言。

　　从2005年至2009年，刘化石和同事们一直驻扎在大树。5年时间，8次发掘，出土文物10万余件。碳十四检测表明，遗址的碳颗粒距今4500-4000年。通过对文物面貌的分析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处遗址，不同于三星堆，与十二桥遗址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麦坪遗址于是成了超级明星。那些日子，好像不报道麦坪遗址的报纸都不是报纸，刘化石的手机差点被全国各地的记者打爆。

　　没有埃及金字塔宽广的流布，没有阿克苏姆方尖碑王陵的气势，麦坪遗址依然因为古老而神秘，因为本真而庄严。

　　考古发掘工作旷日持久又严谨精细。刘化石们用手铲，用毛刷，用极大的耐心和热情，一点点拂去笼罩在岁月之上的尘土，一点点接近这个4000年前的世界。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在若干次的铲铲刷刷刷刷铲铲之后，麦坪遗址的门闩终于发出一声纤弱的响声，敞开一道窄怯的门缝。于是，4000多年前的一个秋日，在时光流成的河面上，麦坪遗址迎着一片喜悦、激动和迟疑交织的目光，一叶扁舟般惊艳逆袭——

　　阳光已经灿烂了千年万年。太阳透过参天大树，在茅屋顶盖上撒下柔和的光斑。这个规模不小的史前社会，房舍多为干栏式结构，沿一条直线分列两边，看起来像今天一座小城旧城改造前的某条老街。房屋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有“刚需”的单间，也有“改善型”的套二、套三。房屋布局如出一辙，门向北，灶形圆。屋里放着些敞口宽沿罐、敞口平沿矮领罐、敛口瓮一类大小不一的家什，东西种类不多，纹饰却也富于变化、华丽精致。除了陶器和石器，铜器和玉器也进入了居民们的生活。一位佩戴耳环的男士从“街”上走过，耳环一环紧扣一环，斜晃的背影传来铜质的声响。

　　靠山吃水，靠水吃水，人们练就了一身上山打猎、下地耕种、撒网捕鱼的本事，随着刀叉举起、锄耙劈下或是渔网撒开，他们用原始粗犷的吼声，喊出收成的大小和心中的悲喜。就在这些应山应水的喊声起起落落的时候，在离他们的“居民小区”不远的地方，传出了叮叮当当的声响。那是又一个创造的空间，又一首生活的旋律。人们在这些集中成片的作坊里，炮制剑、叉和渔具、陶器等生活所需的大小物件，分工合作，秩序井然。

　　当然也会有“安全事故”，也会有生老病死。在居住区和作坊区之外，躺进石棺的男女老少被“集中安置”，这和今天的公墓惊人的相似。

　　既有“产城一体”的科学布局，又有功能分区的深层考虑，这样的史前遗址，在四川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十分罕见。也就难怪会有媒体发出“雅安发现史前特大中心城市”的尖叫，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冲着这个从史前穿越而来的“特大城市”从全国各地涌入大树。

　　正如云杉在《文化的非洲》里所说：“一个家族要敬仰自己的先人，一个民族要礼敬自己的历史。”大树人何其幸运，捧起脚下的一抔黄土，就可以观照祖先的样子。

　　四

　　先人的筑城建邦，朝廷的拓土开疆，商贾的南来北往，民族的过从扰攘，起立于大树，交锋于大树，集散于大树，融汇于大树，也因而成就了历史的大树、文化的大树。

　　有了这历史的根须，有了这文化的厚土，大树人却并未就此昂起高傲的头颅。他们弯下腰去，是为了亲手托举一份自己创造的历史。

　　于是就有了又一段不同寻常的往事。

　　“好个海螺坝，终年风沙大。出门尘扑面，风吹沙打牙。”这是一首大树人口口相传的民谣，也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和起始。故事的时序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空间则为距麦坪几公里外濒临大渡河的一片台地。

　　海螺坝为大树所辖，为海螺村和中坝村的统称。

　　一个“坝”字，听起来平静安详温顺大气，实际却飞沙走石面目狰狞。那时的海螺坝，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是沙地。开春种庄稼，一锄一股白烟，一犁一道飞尘。

　　秋天未必就是丰收的季节——遇上洪水侵袭或天气干旱，这一年的海螺坝就会从夏天直接过渡到冬天。

　　大树人终于饿得坐不住了。

　　见过了刀光剑影，听惯了鼓角争鸣，大树人有的是胆魄，有的是血性。

　　大渡河不是打此经过吗，干嘛要年年水患！投石截流，围筑10里长堤！

　　清溪峡不是水势汹汹吗，干嘛要哗哗流走！劈山修堰，修建60里长渠！

　　海螺坝不是沙洲成片吗，干嘛要白白浪费！开田改土，再造1000亩良田！

　　晨星埋荒秽戴月荷锄归的日子，抛家舍业风餐露宿的日子，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先说劈山修堰。从清溪关建渠引水，60里长渠的难度不在堰深而在山高，不在路远而在天险。堰渠依着山势在崇山峻岭间曲折回环，有时要在峭拔的绝壁上凿出一条通道，有时要在横亘的山梁上转过一道急弯。山是铁齿铜牙的花岗岩，路是步步惊心的鬼门关，材料要靠肩挑背扛，掘进全凭一双肉掌。大树人硬是啃着玉米馍馍洋芋坨坨用钢钎二锤在坚硬的花岗岩上杀出一条水路。8000亩田地，就此旱涝保收。

　　再看投石截流。都说大渡河性子野，大树人却受不了它得寸进尺的窝囊气。他们依山取石，凌波飞渡，号子声中，带着保卫家园的不屈信念，一块又一块巨石被抬到船上，驶向江面，抛入河中。船如箭驰，石如雨下，势如攻城，声如惊雷，“老鸦怕”迎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杀。在骇浪惊涛中较量，在激流险滩中斡旋，大树人用比石硬比水深的胆气，用圣乔治斩龙的豪气，生生在大渡河里垒起800米长堤。大渡河终于败下阵来，拱手改道，低调绕行。大树人乘胜追击，又用10年时间，砌就千米长堤。1300亩田地，就此脱离“虎”口。

　　还有开田改土。“沙坝头”曾经占据了海螺坝的半壁河山，沙凭地利、仗风势、借水威，扩张成一片小沙漠，几座小沙山、无数小沙丘，直把海螺人的生存空间挤压至龙塘山下逼仄一线。好在脚下有取之不尽的黄土，身上有用之不尽的力气，心中有改天换地的壮志，眼中有苦尽甘来的图景，海螺人破釜沉舟，在漫天黄沙中竖起绝地反击的大旗。用锄头挖，用手抬，用肩挑，用鸡公车推，沉睡千年万年的黄土，铺展成平畴沃野，连缀成麦浪稻香。

　　20余载的光阴就这样不停不歇地过去了。在大树人的记忆里，那段红旗漫天卷的岁月，没有昼夜之分、男女之别、童叟之说。他们用汗滴滋养家乡的土地，他们的生命已经与这片充满磨难的土地融为一体。

　　陈林春曾在此间担任过大树公社党委书记。历史的脚步远去，荣誉的光环褪去，一组数据在他的脑海里却愈发清晰：“三大战役”耗时20余载，投工140万个，挖填土石101万立方米，整个过程中上百人伤残，约20人牺牲在工地。

　　张必政是中坝大队的干部。那时的干部最大的特殊就是苦干实干带头干，在开田改土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曾经有好几个日夜，他竟没有合过一次眼。一个下午，背着几百斤泥土的张必政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他的世界从此只有黑夜，就像之前的几天没有夜晚只有白天。

　　40多年后，再次见到张必政，再次回望那段岁月、那个下午。“瞎都瞎了，有什么办法。不过如果眼睛亮堂着，却一天被风沙吹得睁不开眼，和瞎了又有啥子两样——不如瞎了！”

　　如果不是那个陷入黑暗的下午，张必政笑着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定睁得很大，而且有一抹亮光掠过双眸。

　　但张必政说了，他不后悔。

　　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

　　五

　　岁月老去，容颜老去，那些与青春岁月一起燃烧的旋律，却在大树人的记忆里永远年轻。

　　“大树人是英雄汉，劈山引水斗自然，深山修出林罗堰，大渡河边地变田……”这首名为《歌唱大树》的民歌，一度在祖国的大西南广为传唱。与激情的旋律一起流传的，还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全国学大寨，西南学大树。”

　　凭着“三大战役”，大树人使粮食产量比农业合作化初期增长七成多，比土地改革前增长近3倍。1964年12月，国务院授予大树公社“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单位”称号。一时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把大树的故事讲得热热闹闹。大树人成了英雄，成了楷模，一批又一批被请到北京。

　　与此同时，盛名之下的大树迎来了络绎不绝的“粉丝”，成千上万的人从全国各地涌到大树参观学习。

　　人们于是有机会听到这首大树人张口就来的民谣：

　　小喜鹊，叫喳喳。

　　大树姑娘回娘家。

　　咋个屋头没得人？

　　但见兄弟李二娃。

　　爸爸去了林罗堰，

　　要等明儿才回家。

　　哥哥今天开河坝，

　　姐姐大战“老鸦怕”。

　　大姐力量就是大，

　　每次要背二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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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的还是大树人，还是大树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风骨精神。更多的赞美却送给了“大树铁姑娘”，这些和水一样柔美铁一样坚硬的伟大女性。她们在腰间系上绳索紧贴绝壁打炮眼，她们把手中的二锤抡得像风车一样转，她们和男人一样在激流洪峰中大战“老鸦怕”，她们在运土埋沙的来来回回中双肩负重二百八……“大树铁姑娘”成了大树人的标签，成了那段峥嵘岁月里最为鲜亮的印记。

　　人群里走来了中国美协原副主席华君武。看过听过感动过，身为美术大师，面对如此大美，总要留下点什么才压得住不断上涌的热血。

　　1965年10月16日，由中国美协四川分会拨款创作的泥雕群像《大树新愚公》正式破题，担纲领衔的正是华君武。

　　50多人的创作团队走进大树人辛劳而快乐的生产生活，走进他们简单而丰满的精神世界。5个草图，5次修改，“新愚公”的形象在艺术家们心里一天天明朗、成形。

　　当时的汉源县文化馆前院有一栋木结构平房，华君武、李少言与县委商定，塑造群像的地方就选在那里。

　　一年后，随着占地47平方米的《大树新愚公》正式落成，33个人物雕像，把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重现在世人面前。

　　1966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以接近整版篇幅，对雕像进行了全面介绍。11月，《人民画报》也刊登了展览馆全貌和部分组照。

　　人们排着长队到展览馆参观，开馆第一天，场面几乎失控。大家都想看看，这组与《收租院》齐名的群雕，到底与真人有什么不一样。

　　雕像和真人一样大小，一样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虎虎生气。真正不一样的却是两组雕像天壤之别的命运。

　　《收租院》安放在成都大邑的刘文彩庄园，头顶着“中国现代雕塑代表性作品”的桂冠，检阅着潮水般的膜拜者。德国独立艺术策展人哈拉德·塞曼毫不掩饰他对《收租院》的喜欢，他甚至忘情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前卫、最现代的作品。

　　如果有缘，哈拉德·塞曼也许会给《大树新愚公》相似的评价。

　　可惜无缘。《大树新愚公》亮相不过一年半时间，就被神勇的“红卫兵小将”们毁于一旦。

　　第一天，他们轻而易举地让33个雕像无一例外地身首异处。

　　第二天，余怒未消的他们把这些残缺不全的泥塑粉身碎骨。

　　事情发生在秋天里的两个晚上。

　　汉源的秋冬季节很少有雨。据说两个晚上，汉源的天空都在哭泣。

　　六

　　大渡河一路狂奔，带走多少浩浩荡荡的往事。

　　累了总要休息，索性找个地方，停下脚来，做个深呼吸。

　　不偏不倚，大渡河把目光停留在大树。这实在是个好地方，河床宽大，群山拱卫，可以枕着文化的厚土，可以应和历史的涛声。抬起头来，就是身姿伟岸的龙塘山，山脚始建于唐的观音寺，年年香火鼎盛，日日晨钟暮鼓。放眼远望，隐约可见传说中唐僧西天取经留下的晒经石，地老天荒的经石旁边，似乎仍能听见白龙马得得的蹄声。向着大渡河日夜奔涌的东方，不出40公里，就是堪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比肩的大渡河大峡谷，这是大渡河1100公里行程中最为艰险的一段。两岸巍然对峙，头顶天光一线，而深深的谷底，犬牙交错的石屋石山壮硕得像铁浇铜铸的千军万马，它们与从果洛山下卷起千堆雪涌起万重浪的大渡河水日日厮杀，一刻没有喘息，永远没有输赢，凌厉的呼啸和惨烈的号叫撼天动地，让每一个第一次见到听到的人不寒而栗。

　　在穿越这道惊心动魄的天险之前，大渡河需要养蓄精气，需要提振底气。

　　江山形胜，人文辐辏，最后的伊甸园，就是这里了！

　　大渡河好有诗意，可这实在是个狠心的主意。

　　此刻的大树，就像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的一棵就要成材的桉树，在无风的春日里潜生暗长，日夜丰盈。说不上名贵，说不上繁茂，但它已是一抹醒目的绿色，已是一道不错的风景。

　　大树人的生活仍然忙碌，仍然充实。只是这忙碌已不是生存所逼，他们精耕细作，是因为习惯了以这样的方式亲近土地。这充实里也开始有了殷实的意味，虽然只是浅浅淡淡的丝丝缕缕，却也清晰可感，怡然自得。

　　在大树呆上两天，你会发现大树农民实在是口福不浅。天刚蒙蒙亮，外边机耕道上就吆喝开了：“卖豆腐嘞端豆花，豆浆油条将就热。”一早上准会过上十拨八茬。到了中午，卖水果蔬菜的又开始放声“高歌”。要是逢年过节更是热闹，卖猪肉的鲜鱼的，卤鸡卤鸭卤牛肉的，活脱脱一个流动市场。你只需招呼一声，立刻就会有人送货上门。

　　这是刊登在1998年8月2日《四川日报》2版头条的一篇千字文中的一段，题为《大树镇人好潇洒》。时值改革开放20周年，一个大树人把他和乡亲们的衣食住行诉诸笔端，字里行间，勾勒出大树人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大树人的生活为何这般轻松快意？另一则新闻通讯从一个侧面隐约给出了答案：

　　夜幕还未降临，海螺村5公里长的机耕道上就传来贩子们“收薹子——收薹子”的喊声，此起彼伏。待到掌灯时分，整条机耕道都沸腾了。商贩们用以收购蒜薹的汽车、拖拉机和摩托车马达的轰鸣声以及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争论声交织在一起，那热闹景象，绝不比县城农贸市场逊色……

　　文载1998年3月11日《雅安报》一版，题目《海螺夜市》。时光之轮转过数十圈后，海螺坝夜晚的热火朝天以另一种方式再度呈现。这是因与果的转换，是奋斗的报偿、理想的实现。

　　翻阅同一时段的报章，这样或长或短的消息还可以找到好些。先于21世纪的曙光，来自媒体的注视第三次照亮了这个普通却绝不平凡的乡村。

　　单从这些遥远的零散的局部的信息来看，大树人是值得羡慕的，正如他们苦尽甘来的生活一样。那时他们种上了蒜薹、广柑、“02”号药材这样的经济作物和看上去舒服吃起来更舒服的各种蔬菜，只要地里丰收，如果价格再“抽”一把，收入一定不赖。

　　在大树，“抽”用在这里是助人一臂之力的意思。地肥水美人勤快，丰收几乎不成问题。价格却未必“抽”人，有时甚至会釜底抽薪。1994年，大树蒜薹提前上市，与外地撞了“车”，起初还两三块一斤，最后垮到了5分钱一斤。蒜薹已经剥回家扎成捆了，老乡们却宁愿倒掉也不愿卖——猪不吃蒜薹，否则他们也许会选择喂猪。那年3月，海螺坝到处是成堆的蒜薹。春天原来并不都是醉人的馨香，蒜薹慢慢变坏了，发出阵阵刺鼻的酸味，那味道像极了大树人的心。

　　价格老是没准，每个人又只有半亩地，发不了也闲不住，农闲时甚至不管闲还是不闲，男人们招呼着外出打工，留下“半边天”看门种田。

　　大树人肯学肯干，走到哪里哪里喜欢。可打矿修房哪会没有死伤，每当有人客死他乡，悲戚的噩耗，多少会让那些准备外出的脚步产生动摇。

　　大树人不知道自己过的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他们却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的是更加富足无忧的日子。

　　也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个消息：一个国家级的水电项目就要上马，大坝建成时他们就要搬家。

　　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传出了要在大渡河上修电站的消息，苏联专家还亲自到了下游的顺河乡勘察大坝选址。只是消息像一阵风就过去了，大家并未更多在意。

　　这次风却是越刮风大、越刮越紧了，不像是“撵山雨”般一晃而过的样子——电站连名字都有了：瀑布沟水电站。

　　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们的心情终于无法平静。

　　而这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他们清楚。

　　他们于是在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感伤的同时，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兴奋。

　　是长相厮守还是壮士断腕？有时说服自己，有时又否定自己。就是在这样来来往往反反复复的摇摆挣扎中，他们又以同样矛盾和纠结的心情，怀疑起项目最终启动的必然性。

　　事情终于尘埃落定：瀑布沟水电站作为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正式列入国家“十五”规划。

　　消息来自全国“两会”。真实性和权威性无需怀疑。

　　这是2001年3月，又一个蒜薹丰收的季节。

　　七

　　莎士比亚说，再好的东西也有失去的一天，再深的记忆也有淡忘的一天，再爱的人也有远走的一天，再美的梦也有苏醒的时候，该珍惜的绝不放手，该放弃的绝不挽留。

　　如果不是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几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段话莎氏是专门为大树而写。

　　瀑布沟电站的开工典礼2004年3月30日在大树下游40公里的电站坝址隆重举行。震天的礼炮向他们传来清晰的信号：曾经的家园即将消失，过往的一切都将淡入记忆，朝夕相处的远亲近邻，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各奔东西。

　　这一天来得如此缓慢又如此突然，以致大家不知是应该为之庆祝还是应该为之伤感。

　　事实上，早在电站正式开工之前，安置政策就已经与移民见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开始有了对未来的担心：10余年前出台的移民安置政策如果不作调整，他们今后的生活也许不如今天。

　　民以食为天——相信说这样的话不算反动。他们于是开始以农民所能有的渠道和方式反映问题。村民找组上，组上找村上，村上找镇上，一级一级往上找。

　　听说一个又一个报告打上去了，却都石沉大海。这让他们想起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种子带着他们的希冀，却被干旱一口咽进肚里，连嗝都不打一个。

　　直到瀑布沟上空传来了开工的礼炮，摆在面前的，还是老得发黄的政策条文。

　　“国家建设我们坚决支持，移民诉求也应合理解决。”他们以另一种方式重复着莎士比亚说过的话：“该珍惜的绝不放弃，该放弃的绝不挽留！”

　　落差之中总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道理再简单不过——哪一个水电站选址，又不是依着这个原理？

　　眼前的事实是，这个原理似乎只适用于开发水电。

　　并非只有民众才需要被唤醒。现在，一个基本的原理需要被他们唤醒。

　　日积月累的焦虑、担忧、不解和懊恼把成千上万的民众推进了情感漩涡，推向了电站大坝。2004年10月27日，以及接下来的两天里，成千上万的汉源人搭车走路，络绎不绝地涌到修建中的瀑布沟电站。他们安静地站着或是平静地坐着，黑压压的人群里，响起轰隆隆的雷声。

　　他们中的大约半数来自大树。

　　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电站建设重重地踩了一脚刹车。

　　刹车带来的颠簸震动中央，震惊全球。

　　一个伟大的时代与大树人历史地相遇。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工作组进驻汉源、深入大树，作出了“大多数移民群众的合法合理要求没有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前不复工”的庄严承诺。

　　移民政策的调整细化完善随即进入了议事日程，国家水电移民政策的封闭试验地由此诞生。大树人又一次以挺拔的腰身，让自己站出了应有的高度。

　　“以人为本”四个字此后像汉源冬日的阳光一样温暖着人们。每每这时，大树人往往倍感亲切，这个词里流淌着他们的青春岁月。

　　百感交集中，搬迁的日子已在眼前。

　　大树镇界定农业移民人口18740人，约占全镇农业人口的95%。由于容量有限，在大树境内2个点后靠安置只能解决1610人，其余的要在3个市的11个县区分散安置。能够成为1/1610是幸运的，毕竟还没有被老家彻底抛弃，很多大树人这样认为。

　　一张摊开的面饼，要分成大大小小的几十块。一经分开，就再也不能合上。

　　指印在纸上摁下，面饼被永久分割，故土在身后挥手，热泪在脸上流淌，疼痛在心尖舞蹈！

　　带着一份乡情一份牵挂一份崇高一份期待，他们从老家走向新家，从一段历史走进另一段历史。

　　搬家的车队很长，可很多东西汽车注定无法容纳，要被永远遗失在家乡。

　　这些东西却必然带在身边：从屋基上挖取的黄土，从菜园里采撷的种子，和亲朋好友最后完整站在一起的瞬间，从走村串户的摄影师手里购买的巨幅大树全景图。花1块钱坐车他们或许会心疼，花100元买一幅照片，没有人觉得吃亏。

　　一个老大树说：这些东西还在身边，家乡就还在身边。

　　——家乡面前，人人都是诗人！

　　八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2009年11月1日10时16分，瀑布沟水电站成功下闸蓄水。

　　随着水位渐渐上升，大树堡缓缓沉入水底。一起消失的，还有这片土地上曾经的苦难与辉煌、幸福与悲怆、畅想与彷徨。一切都如博尔赫斯所言，“仿佛水消失在水中”。

　　其实，大树并未就此消失。就像麦坪遗址，谁能料想在4000多年后，会又一次在万众瞩目里复活。

　　几千年的光阴毕竟等不及了。又一个春节来临，陈云富又一次站在汉源新城萝卜岗上。脚下几十米处就是84平方公里的汉源湖，湖底躺着日思夜想的家乡：大树镇，海螺村。

　　陈云富2006年随着移民大军举家搬迁到了成都龙泉驿。村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柏杨。

　　这个以树为名的村庄常常让他想起家乡。于是这个春节，他又一次专程回到汉源。家是回不去了，那就站在高高的萝卜岗上，让心情在宽阔的湖面飞翔，让怀旧的魂魄缱绻在水汽氤氲的家乡。

　　柏杨是个好地方，如果抛开故土情结，这里的发展前景甚至比海螺还好。对于新家，平心而论，陈云富觉得很舒服——乡亲们的看法也大抵如此。

　　天下何处不家乡！

　　陈云富知道他的祖父来自乐山，祖父的祖父来自广东梅州。如今，城镇化的洪流已经涌到了位于柏杨的新家门前，他和全家面临着又一次的搬迁。如此看来，不管大树还是柏杨，以及之前的乐山、梅州，于他一路辗转的家族而言，都不过是长途迁徙中的一个驿站。就像一部电影，主题一以贯之，主角一以贯之，却总是在不同的场景中不停地切换。

　　只是这个驿站不该仅仅属于过去，不该渐渐化于无形。陈云富说：当年的“三大战役”，后来的移民搬迁，这些都是历史，都是文化。大树人离开了汉源，但大树的故事如果就此沉入水底，是不是有些可惜？

　　历史无数次地证明，我们从来不该轻视农民。

　　于是，在陈云富的目光穿过水雾跌落湖底的时候，蒙沫水雾中，他看到在大树的新场镇山阳坪，汉源湖的潋滟波光辉映着宋挥玉斧的雄伟塑像；汉源城湖滨的公园里，33尊真人大小的群雕在汉源人骄傲的眼神里重新站立；新县城星罗棋布的挡墙上，移民大军挥别家乡的浮雕栩栩如生……

　　如果大树真的是一棵树，它一定有两粒基因良好的种子，一粒是大树移民的化身，一粒是大树文化的结晶。种在他乡的移民的种子，将会起孢发芽，生根开花，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而文化的种子呢，是否有人播种，何日能够发芽？

　　拾人牙慧是可怜的，即便对于“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过去”这样的至理名言也是如此。历史的更可怜之处在于，明明可以拾起记忆，却偏偏要选择忘记过去。

　　大树常青，或许不该只是大树人深埋心间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