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文代会是1979年10月召开的，“文革”十年，把文艺队伍都打散了。开会之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1979年3月18日，中央又开了理论务虚会，这些会使文代会有了思想的理论的准备。在文代会之前，又积极落实政策，几乎把全部右派都平了反，解除了大家的包袱，调动了文艺界的积极性。

　　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时，四面八方被打散的作家、艺术家3200多人齐聚大会，这个会是开国以来文艺界第二次划时代的大会，真正团结的大会，那时就叫新时期的开始。这个会可以说是开得悲喜交集，人们的情绪活泼生动，团结气氛非常浓。很多老文艺家不顾身体的不便，前来参加会议。比如天津的作家方纪，腿残废了，拄着拐棍前来参加。夏公(夏衍)当时是腿被打瘸了，也来了，作为会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着大会，大家看着非常感动。那种气氛既非常悲壮，也非常快活，文艺界老朋友相聚，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描绘，好多人抱头痛哭，也抱头大笑，快乐的笑。我与贵州的代表关鹔鹴住在一个屋，她是著名京剧演员，在“文革”中受过很残酷的迫害，但她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每天只要一散会，她就要练功，50多岁的人，但腿一举就到了头顶，她说一定要继续自己的艺术，要把被耽误的时光追回来，自己的艺术会保持青春。我看她的身体其实已经不太好，但她精神头很大。湖北汉剧名演员陈伯华也是每天都要练嗓子，他已经60多岁了，我永远忘不了他说的话：你看再过一年，我会变得更年轻，我不会老，这个会将使我青春永驻。歌唱家马玉涛，年纪比较轻，也是快活得像个孩子。丁玲老人在文艺界是受迫害最严重的，那是经过炼狱过来的。四次文代会期间，她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党籍还没有恢复，但她很乐观，作为老党员，老作家，那种对党的文艺事业充满信心的忠诚令人敬佩。

　　大家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见面了尽管悲喜交集，但没有一人唠叨怎么受迫害，讲的都是欢乐的话，那种坚强的精神，真不得了。

　　大家决定要同心协力把文艺队伍组织起来。在这之前，作协的恢复已经有了一些筹备工作，已经发展了500多个会员，当时《文艺报》、《人民文学》也都恢复了。

　　在会上，小平同志的《祝词》很令人激动。当时，有两个问题使我不能忘怀。一是对建国后17年文艺的肯定。“文革”中，“四人帮”把文艺界说成是黑线专政，“文革”后这种思想还有残余影响，有人把建国后17年文艺的成就也否了，认为那时党的文艺路线有问题，无什么成就可言，也没什么作品。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文革”前的17年文艺，认为“文革”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另外就是特别强调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因为以前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文革”结束后，围绕是否继续沿用这个提法有些争议。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很多老同志想不通。这是文代会之前争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小平同志在《祝词》里没有正面谈到这个问题，只提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有一句名言：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句话大家听着非常高兴，人民确实是母亲，没有人民就不存在文艺，文艺来自于人民。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没有涉及以前的争论。小平同志在另外的会上具体讲到了“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小平同志接着解释道：“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四次文代会在很重大的问题上取得思想的统一，在思想路线、文艺方向上明确很多问题，大家在原则问题的认识上统一起来，团结起来。文代会之后，大家以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工作，文艺界出现新的面貌，各方面涌现出很多新的作品，出现了一批新人。文艺界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四次文代会的成功也离不开认真的组织工作。这个会当时有很强大的组织班子。在距开会还有半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周扬同志起草大会的报告。报告起草组抽调了一批人，成员不少。当时大家思想很活跃，很民主，在起草中经常争论，畅所欲言，有时甚至是尖锐对立，但这并不影响大家的团结，没有什么左右之分，反而是在争论中取得了一致意见，几经修改，写成了最后的报告。

　　总之，准备工作调动了很多人的积极性和智慧。大家都摩拳擦掌，准备开好文代会，把文艺的队伍再组建起来。当时我们成夜成夜地忙，很多老同志在会前、会中、会后做了大量工作。比如诗人李季负责组织工作，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心脏病经常发作，每天靠吃大量的药来支撑，十分劳累，为文代会组织工作出了大力。

　　（丁宁为第四、五次文代会代表，第三至六次作代会代表）

　　（本网记者冉茂金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