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恰在重阳这天接到《中国艺术报》送来一张照片。正当中是写小说刚露锋芒、摹古画早已闻名的小帅哥“大冯”，对面是青年作家费礼文和福庚，面对三人瞎白话的竟是在下。几个人都规规矩矩穿着干部服，唯有大冯把领子翻下去，向西装靠拢。看着这张照片，恍然回到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起步时代!

　　果然，照片背后的说明写道：“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

　　1979年那次大会，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1953年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参加了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会上前辈们和领导关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重要发言，大大鼓励了我的创作热情，想在创作形式和题材上试求探新。结果就写出个《在悬崖上》，招来1957年的那场横祸。在以后的20多年，除去“文革”中写过“认罪书”、“检讨书”，没再动过笔，和文学界也断绝了联系。关于作家协会，起先还从报上看到点消息：一会被说是“裴多菲俱乐部“，一会儿叫它“文艺黑线大本营”，最后连这消息也不见了。只听说已驻进军宣队和工宣队，造反派夺了权。哪还有“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一说?

　　1976年打倒“四人帮”，天下大变。呼吸舒畅了，神经轻松了，情绪活跃了，胆子也大了。在阿姐志鹃的命令下，我勉强重新拿起笔来试着再写小说。没想到赶上1978年作协举行第一次小说评奖，就获了奖。而在这期间，陆文夫、李国文、王蒙、刘绍棠、从维熙、高晓声等在报刊上消失多年的名字，像出土文物般又一个个冒了出来，同时还出现了张洁、陈建功、张承志、达理……一连串新人，不管老的新的，个个出手不凡。刹那间文学界真的出现了梦幻般的“百花齐放”局面。尽管如此，我对于是否继续写下去仍在犹豫之中：好容易“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过上宽松日子了，有必要再为写作冒险吗?

　　正在这时，第三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了。一些分别的老友和只知名未见过面的新朋友骤然相会，十分惊喜。而更令人惊喜的是领导全党全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小平同志百忙之中来到了会上，为大会作了激动人心的《祝词》。他刚说了句：“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人就擦起了眼睛。接着他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的发展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接着他对党的文艺政策，对文艺团体的工作要求作了具体而深刻的讲述。受尽“四人帮”迫害的文友们，听着真有“敢叫日月换新天”之感。会议结束后，大家走在路上纷纷议论：“小平同志今天的讲话，一字千钧，功德无量！”

　　这张照片就是那天散会后，我等兴高采烈得忘乎所以的情形。

　　（邓友梅为第四、五次文代会代表，第二至七次作代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