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我从南京到香港，参加了在那里的“人间画会”，当我得知自己是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时，却因为交通的问题，没有能参加这次盛会。所以那时的第一次文代会，我虽然是美术界的代表，却没能及时赶到北平参加，现在想来非常遗憾。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际，香港的文艺界人士组织了留港文代会代表的座谈会，座谈会由作家邵荃麟主持，参加的文艺界人士有40多人，作家居多，美术界的同仁比较少。会上我们写了很长的文章，表达了我们对新中国和组建文艺工作者自己的协会的希望和建议，这些文章和我们在那年上半年写的关于新中国美术展望的文章一起，都刊登在香港的报纸上，算是我们这些没能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文艺工作者对于那次大会的向往。同时，在会上我们还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大会，还起草了发向中央人民政府的致敬电。

　　第二次和第三次文代会我都参加了，但一次是列席代表，一次是以旁听身份参加的。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北京，在中央美院从事美术创作和教学工作。第四次文代会是“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文艺界盛会，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我被选为中国美协的理事。第六次文代会我是作为美协代表团的团长参加的。回顾我参加的这几次文代会，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片断，特别是在大会上能见到很多我非常欣赏的艺术家，能和他们做深入的交流;同时，我也能在会上见到很多其他艺术领域的杰出工作者，可以说文代会汇聚的都是一些在各个艺术领域里面成就很高、非常杰出的人，每一次文代会都是一次优秀文艺工作者团聚的盛会。

　　曾经在香港参加留港文代会代表座谈会的40多人中，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之中有一些人留在香港，有一些人和我一样回到了大陆，和那些参加了文代会的艺术工作者一样，为中国的艺术事业工作着、探索着、展望着！

　　（王琦为第一、四、六、七次文代会代表）

　　（本网记者张亚萌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