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强调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报告从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出发，把道德建设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把树立和践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道德基础，这对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以文化培育文明风尚提出了新要求，理应成为文艺工作者自觉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伦理道德是人猿相别的分水岭，也是人类生成和谐有序的人际关系和积极健康的人生规范的重要基础。在伦理关系、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善的追求，既是人类生活中与真和美并重的终极价值追求，也是文艺价值的内在规定之一。无论中外，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和批评理论家从来都是把是否符合道德伦理，是否有利于推动人类道德意识和道德关系的提升和发展作为衡量文艺价值、开展文艺批评的重要标准之一。早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左氏春秋》里就提出了“文物昭德”、“乐以安德”的文艺主张，孔子更是在自己的文艺批评和文艺欣赏实践中把文质统一、尽善尽美作为最高的艺术准则。从中国美文学的开山《诗经》、《楚辞》开始，历代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不以其对现实人生或温馨委婉或振聋发聩的道德介入，润泽或激荡着接受者的心灵，从而发挥着通政经国、移风化俗的社会作用。

　　    认真思考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不仅仅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和评价中外文艺发展史上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同时也是快速发展着的当下现实和渴望提升自己的精神道德境界的亿万人民大众的客观社会需求。新时期以来，随着我们国家由以往的闭关锁国状态转向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生活领域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道德观念和道德关系也在经历着时代之火的冶炼。历史的进步不仅指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包括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向“善”的提升。道德生活作为人类历史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问题。市场经济所推动的历史进步一方面必然要淘汰那些不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陈旧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又必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基础上形成并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新的道德观念是优秀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历史进步并不笼统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传统道德，它只是否定那些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现实的传统道德，而那些历经不同时代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优秀道德观念和传统，如尊亲敬友、忧世爱人、乐善好施等传统美德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生命力，是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得到发扬光大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因为由市场经济确立起来的商品观念和交换价值观念有可能对人际关系中那些亲善、美好的东西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挤压，所以在当今时代人们对这些亲善、美好的东西就越是分外珍惜，越是对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关系的确立充满了热切的期盼与渴望。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人际和谐、人性完善之间取得更高层次上的协调与平衡，已成为当今时代历史发展的客观社会需求，而要满足这种社会需求，实现这种协调与平衡，道德建设是断断不可缺少的。以反映社会、服务人民为己任的文学艺术，没有理由不对这种客观社会需求作出积极主动的回应。

　　    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指出：“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要把加强思想文化道德建设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在全社会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比较而言，文艺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方面，发挥着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文艺作品在生动感性的形式中扬善惩恶、寓教于乐，比那些抽象、理性以至教条化的道德劝诫与理论说教更易于为读者和观众所接受，更易于收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文艺工作者应该以高度的社会使命感，生动形象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关心社会，关爱人生，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以优秀的作品使人民大众获得心灵的净化、情操的陶冶和思想的启迪，从而为营造新型的人际关系，形成全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关系，促进全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履行自己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

　　    近几年来，尽管有许多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总体上来看文艺在促进社会道德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与时代和人民对于文艺的期望还是有相当差距的。由于受到种种错误观念和意识的影响，有一些作家、艺术家在唯美主义的旗帜之下，不情愿涉足政治和道德领域，拒绝与政治和道德沾边，弱化乃至完全丧失了对于社会、人生的道德关怀和评价，从而大大减弱了其创作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深度和干预力度。更有一些作家、艺术家以展示所谓人生的底色和原生态为标榜，不分善恶，泯灭美丑，在混沌灰色的人生描绘中丧失了基于社会理性和道德规范的价值评判，在价值的迷茫、混乱以至颠倒中对接受者造成了误导和消极影响，这就不仅背离了文学艺术之真善美的内在价值诉求，也是与文艺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所应自觉承担的社会使命不相符合的。将道德生活和道德评判摒弃于自己的创作之外，不仅将弱化乃至掏空文艺作品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思想蕴含，也将大大地削弱文艺作品本应葆有的人文深度和思想力度，这样的作品不会在文艺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只有那些顺应时代需求，感悟人生真谛而又勇于道德担承的文艺，那些直面社会、关爱人生、充满深爱与大恨的文艺，才能具有抚慰人心乃至直刺人心的艺术效力，才可能登顶于伟大而崇高的伦理境界和精神高度，从而才有可能成为流芳千古的传世经典。(谭好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