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头斜照却相迎

——苏东坡艺术人生之我见

　　今年1月8日是苏东坡诞辰986周年。苏轼一生名满天下，是大文学家、思想政治家、书画家，并且是天才的军事指挥家。他以独到的见解，刚正不阿的风骨被众儒推举为文坛领袖。苏轼的文笔纵横恣肆，风格独具，他的诗与当代的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华丽优美，豪气干云，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散文步履轻盈，宏富悠长，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善书，是“宋四家”之一，苏轼善画，令无数文人赞叹不已。他画怪石枯木并以墨竹为最。他开创了朱竹的写意方式，以至时人及后人纷纷仿效。

　　苏轼认为，“士以气为主”，讲究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他那凌渺万物、挥斥八极的人格气度外化至文学，他的词超拔旷逸、烛理洞彻，字里行间都散发出澄澈旷远、生生不已、月白风清、事理皆融的超眇之美。他将豪放与婉约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苏轼的题画诗和绘画艺术紧密相连，相得益彰。从嘉祐六年（1061年）创作第一首《次韵水官诗》开始，到熙宁末年作画，再到元祐年间的汴京诗画唱和活动，直至晚年回忆元祐旧事和观苏过作画的题画诗写作，他一直笔耕不辍。黄庭坚善书，而在苏轼兄弟与米芾、李公麟等之间，往来论画、品评鉴赏的诗文十分精到、丰富，共同促进了北宋题画诗的兴盛发展。苏轼对于诗与画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至今仍是画家绘画中的座右铭。

　　苏轼是文坛领袖，他的审美主导着当时书画的风尚，因此“尚意”书风在宋代大行其道。苏轼认为，绘画应该注重主观意趣的抒发性，可不以形为主，而追求神似。他以禅论画，他和黄庭坚都很重视诗画的神韵。他提出了“士人画”观念，将绘画与书法、诗的文学传统纳入了一个系统中，开创了以欣赏意境的思维方式来品评绘画的新局面。

　　苏轼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利专家，其成果之一落实在杭州西湖，那便是开挖西湖，疏浚河道，置景观于民，留下苏堤的方便。那年我去杭州出差，闲暇之余漫步在西湖边，远观三潭印月，四月西湖的水光天色是绝美的人间静好。走在苏堤，沿途的树木花草，随春风摇摆。长堤卧波，连接了南山北山，沿途有岳王庙和花港观鱼等景观，是西湖一道妩媚的风景线。有谁知道这是苏东坡疏浚西湖时，利用挖出的葑泥构筑而成的呢？苏轼务实地把美好留给后人，如同他的诗作一样长：“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在为官时轻徭薄赋，关注民间疾苦。无论是谪贬还是升迁，他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兴起，百姓安居乐业。他修了杭州苏堤，又在颍州、徐州、惠州筑堤。在密州、湖州皆留下他的身影。他曾受到“乌台诗案”的牵连而入狱。赋闲金陵的旧相王安石救了苏轼。苏轼被赦后被贬黄州，成为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乌台诗案”前后一百二十天，结案时正值年关，苏轼顶风冒雪径向黄州而去。此次惊险遭遇，更让豁达的他别有一番心境。事业上的不如意，父死妻亡更让他心境惨淡。在黄州他在友人的帮助下开始了另一个新境。虽然他骨子里是清风明月，但济世的苏轼从此远去，佛学的东坡向我们走来。

　　苏轼在黄州东城门外开垦荒地五十亩，营建了“东坡雪堂”并自号“东坡居士”，并以老庄哲学与佛学思想为处世之道。他的创作高峰期也在此时到来，写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将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官场失意的经历，以咏史抒情的方式激扬挥洒出来，给后世留下了大气磅礴的艺术理念和不朽的诗篇。

　　苏轼现存三幅真迹之一的《木石图》，画作中石形如卧牛，雄健而沉稳，枯树弯曲向上，自左向右斜向天际，桀骜不驯。中端树干枝桠苍劲，有如干裂秋风，树的顶端弯曲盘旋向上，如同美丽的鹿角向天伸展，似呼喊又似歌唱。此图恰如苏轼的生平，仕途坎坷，挣扎向上，虽然时有辛酸，但诗人热爱生活的心却如那美丽的鹿角向天而上。优秀者存在的印迹是永恒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让后人重复忆念。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苏轼的“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在历经劫波之后，不完全是闲看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心态。苏轼崇拜陶渊明，但他认为，与陶相比自己相当世俗。他崇尚大道至简、老庄的天道自然，他广交朋友，乐观随和。这样的他把自己的艺术人生活到了一定的高度，在不如意时仍然积极向上，返本开新，让世人在不如意时有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