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家学深厚，其父喜欢宋明理学，后又精研华严宗，跟熊十力、牟宗三都有学术上的切磋，这为先生日后从事儒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而后他辗转海内外，学习、教书、做研究，这让他对儒学的前途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更为清晰的认识。他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能够辨别出中国文化中活着与死去的部分，重建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使其具备现代意义，能够针对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透彻的批评，从中发展出一整套哲学观念以应对人类在当前所遭遇的难题”，并且认为，“我们上一代适当国家文化面临生死存亡之机，自然而然会激越地谋求凸显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强调道统的尊严性。但到我们这一代美苏对峙的局面不再，我们的问题是，怎样让世界上不同的族群、国家、文化、宗教、精神传统和平共处，不要让日益狭小的地球村在矛盾冲突中毁于一旦。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有重要的资源可以提供”。所以，先生除了在多个国际学术场合为儒学发声，不得以与人辩论、打笔仗，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遍伦理计划”。他英文著述也颇丰，仅论文就逾百篇之多。先生的努力凸显了他对于儒学在全球化境遇中使命的再定位，这一转向意在激活儒学之精神、再创儒学之新发展。可以说，先生一生的学术努力都在践行他的初衷。

　　知及之，仁能守之。刘先生说：我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一个破碎虚无的低沉世界中开出一个真正有光辉有负担有理想的肯定的人生哲学来。先生毕生学术努力真正仁守他的目标，他立足儒学，同时又兼具开放的视野。可以说，“全观”代表了先生的学术胸襟与视野，而“回环”统摄了先生在学理上的致思之路。先生的研究真正昌明儒学，又不故步自封，和第四群的同道为儒学在全球化时代复兴开新路。

　　刘先生提出的“哲学的全观”，一方面体现了他宏观的视野与开放的胸襟，他早年师从方东美先生，形成了贯通中西古今的学术风格，不愿宗属某一学派，而是尽可能汲取各家各派之精华为我所用，之后在美国读书、任教都为他的“全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哲学的“全观”是要“直指时代问题在思想上的根源或症结，意在为未来探索一个可能的方向”。也就是说，“全观”不仅仅是视野与胸襟的体现，它更为深刻的意义是要以“全观”来拯救整个哲学界分崩离析的局面，试图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丰富杂多的世界人生内容寻觅到一个共同的根源或基础，然后才逐渐分化成为不同的存有与价值领域”。可见，先生虽置身书斋，但心怀天下，致思紧扣时代问题，学术志向之高远令吾辈敬仰。

　　如果说“全观”是先生为自己的学术使命立下的宏愿，那么“回环”统摄下的“理一分殊”和“两行之理”则是先生毕生学术致思之路，是汲取中华传统文化智慧解决时代问题结出的丰硕成果。先生晚年在接受武汉大学胡治洪教授的访谈中说：我的思想基本上可以用三个命题加以概括，就是“理一分殊”“两行之理”和“回环”；这三个命题，在第一个层次上是方法论，是对客观世界的抽象概括，又可据以把握客观世界；但在第二个层次上，也是形上学，表明本体与现象互相涵蕴；还有第三个层次是实践论，可以指导思想和行为，这三者也是一个“回环”。

　　“回环”是先生统摄自己理论并形成体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先生曾撰文《论“回环”的必要与重要性》，可见他对“回环”的重视。而先生所说的三个命题中，“理一分殊”是起点，是先生切中时弊的解决之道。先生认为，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两极对立，处理宰制划一的绝对一元主义与分崩离析的相对多元主义，必须另觅第三条道路，而西方旧有的归纳法取同略异，显然不能很好地处理多元主义并在的世界格局；“理一分殊”则不仅取同，同时不忽略差异，尊重差异，无疑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了良方。他对“理一分殊”的创造性阐释为时代问题贡献了儒家智慧。“理一分殊”不仅仅是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它具有形而上的意指，在理一（超越）与分殊（内在）之间，蕴含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不离，我们在面对纷杂的“分殊”时，需要趋向“理一”，在有限中追寻无限，在现实中不忘理想，从而使人有存在与价值两极，以形而上为指引在实践中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两行之理”是“理一分殊”的另一种表达，也是对“理一分殊”的深化，它的作用在于弥合两行，以中道化解对立，同时它也同样兼具方法论、形上学和实践论三个层面意义，其实践论的意义更为显著。先生的《两行之理与安身立命》一文凸显了他的理论旨归在于人生，也就是他曾说的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一个破碎虚无的低沉世界中开出一个真正有光辉有负担有理想的肯定的人生哲学来；他从对方东美的学术敬仰转向牟宗三，也正是因为他要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要让学问落实到践履这个层面上。从“两行之理”再到“回环”自然顺理成章，先生之所以以“回环”来统摄“理一分殊”和“两行之理”，是要将静态的对“理一分殊”和“两行之理”的剖析转化成动态的实践，而他将方法论、形上学和实践论三者也看作是一个“回环”，进一步说明先生的学术致思是想打通理论与实践，秉持儒学一贯关注人生、关注现实的品格，践行儒者“知及仁守”的品格。

　　先生幼年受家学影响，祖父和父亲都礼敬儒佛，他15岁时便孤身到台湾求学，进台大哲学系遇到了方东美先生和牟宗三先生，起先对西方哲学感兴趣，这拓宽了他的视野，之后虽在美国学习教书，但他信守的是要用现代的方法去重新解释并改造本来含藏在中国哲学内的智慧。置身海外让他体会到了儒学花果飘零、离析散弛之境遇，却激发了他为儒学发声的热情，先生一生著书立说颇丰，由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十卷本《刘述先文集》即将出版，见证这位儒者一生为儒学倾注的心血。据刘先生的长子刘豁夫教授说，先生晚年受聘台湾“中研院”，每天坚持坐公交车上班，公交站牌到先生的办公室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只能步行，先生晚年身体不是很好，经常扑倒在地，但他还是每天坚持去上班，笔耕不辍。

　　先生毕生为昌明儒学之价值辗转奔波，直至燃尽生命最后一丝光亮。他也是一位乐于提携后学的长者，他说“为民族文化理想保存一丝元气并播撒一些未来的种子，这就是我个人最深切的期望”，所以从2009年起他就以个人积蓄在两岸三地设立了以父母亲名字命名的“刘静窗青年教师奖”和“王蕴聪纪念奖学金”。先生晚年患上了帕金森症，医药费用不菲，但是他并未终止这个奖项，而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将先生的积蓄委托香港的公司继续完成先生的遗愿。今年这个奖项已经举行了第八届颁奖仪式，先生的长公子、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心理学系刘豁夫教授亲临颁奖，让人感动之余，也敬佩先生的家学之传承。

　　笔者很荣幸获此殊荣，这是一份肯定，一份激励，更是一份责任，因为这是先生最深切的期望，希望先生的厚爱能让我们这些未来的种子传续儒学之精神，弘扬儒学之价值。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