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这样一种历史叙述占领着我们的思想市场：中国的近代史开启之际，老大帝国愚昧颟顸，执迷于“夷夏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在西方先进的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面前仍然自以为是，造成了“天朝的崩溃”。这种因过度文化自信导致的“华夏中心主义”大大地阻碍了中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造成了落后挨打的屈辱的百年近代史。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便是抛弃原有的以“天下”“夷夏之辨”为核心的传统天下观而融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然而，这种历史叙述略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它没有看到“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一度也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夷夏之辨，或者说华夷观，是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之一，产生于西周后期与春秋之际。它将天下划为“华夏”诸邦与“夷”“戎”“蛮”“狄”等部落。它甫一产生，便有依文化与血统作区分的两重含义在内。但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再以血缘的亲疏而以文明程度的差异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而且逐渐被广为接受。《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唐初大儒孔颖达便从文化的角度予以注解，指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韩愈在《原道》中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它表达了两个观点：首先，华和夷是可以辨别的，而辨别的标准正在于文明的程度；其次，华夷固然有别，是有界限的，但这界限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华夷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武’的有无，不能决定。但‘文’的有无，却可确定华与夷的区别。换句话说，‘文’只存在于‘华’之中，同时，正是由于有‘文’，‘华’才得以成为‘华’”。因此，从理论上讲，中国属于“华夏”必须在具有“文”即先进的文明成果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而不是天然成立的。

　　然而在历史上，中国长期以来在东亚处于文化、政治、经济领先的地位。久而久之便使得人们习惯性地将中国与“先进文化”画上等号，中国即属于华夏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结论。然而，当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丧权辱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中国是否仍是文化最为先进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此问题面前，如果仍然不假思索地将大清即是华夏作为无须怀疑的前提，那么大清便还是文化先进之国，因此就没有必要向西方的“蛮夷”学习。即便要学习，最多也是学习器物上一些优点，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换言之，华夷观在此时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就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批有识之士慢慢注意到西方列强不仅有极为发达的物质文明，在精神文明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大清是否在文化上也领先于西方列强便值得怀疑。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深入了解西方社会之后，便感慨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沦为“夷狄”，而西方列强因为文化昌盛，俨然已有“华夏”气象，甚至直追三代盛世了：“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王韬亦批驳了中国自为华夏的观念：“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他指出华夏和夷狄的区分标准是文化而非地域或种族，并再三强调了夷夏身份的可逆转性，“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喜，厚己以薄人哉”。维新派的代表谭嗣同、梁启超则将民主、共和制度视为辨认夷夏的重要标准：“惟视教化文明之进退如何耳。……是以西人最讲究伦常，且更精而更实。即如民主、君民共主，岂非伦常中之大公者乎？”（谭嗣同语）在他们看来，在与西方世界的较量中，中国早已落后而成为夷狄了，“乃以如此之国势，如此之政体，如此之人心风俗，犹嚣嚣然自居中国而夷狄人，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国”（梁启超语）。

　　因此在这些“睁眼看世界”者看来，以地域定夷夏是不符合“夷夏之辨”的本义的；夷夏是可以转换的；西方的政教风俗、伦常礼义并不逊于中国，甚至胜于中国；西方俨然已是“华夏”而中国沦为“夷狄”了。而“夷狄”必须向华夏学习，亦即大清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明成果。郭嵩焘从“夷夏之辨”的义理出发，指出“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西方）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即如果不抓紧学习先进文明成果便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夷夏之辨”在近代史上并非完全扮演了阻碍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角色，它同时也给一部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夷夏之辨”的双重含义，除了狭义上的中外之别以外，还有注重文化先进与落后之别之义。事实上，这一含义本身便是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孔子曾说道：“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便是主张重视文明礼乐而反对用先天的血统去评判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今天我们在评价儒学等传统文化时，不应从单一的维度去认识和看待它，而应充分挖掘和认识其丰富的内涵，更全面完整、准确地认知和把握它，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从而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