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的问题

　　音乐艺术中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如何理解音乐艺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是解放后音乐创作，音乐表演艺术等各个方面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

　　我们的革命音乐艺术是在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战斗历程，是在斗争中壮大成长的。这是我们音乐艺术的特点，也是优点。解放以后，我们重视艺术的政治性，强调艺术的政治性，是有这个历史背景的。

　　任何时代的作曲家和作品都有自己的思想倾向或政治倾向，任何作品都有自己的社会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求作品有符合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的思想性或政治性，要求作品在社会主义社会起积极的有益的作用（至少是无害的），这是符合革命的利益和要求的，也是符合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作品的思想倾向或政治倾向性有直接表现的，也有间接表现或者十分隐蔽的。如果从音乐的社会作用这个根本问题来看，音乐对战士能产生鼓舞作用，也能产生瓦解作用；除此之外，音乐既能启发人们产生美感，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也能使人精神萎蘼，沉迷堕落；毫无疑问，健康的轻音乐可以使人得到高尚的娱乐，庸俗的轻音乐就只能给人以低级的娱乐；富有思想内容的音乐可以引人深思，而浮浅的音乐就不能给你以深刻的感受。这样来看，任何音乐都不可能没有思想倾向或政治倾向，音乐的思想性或政治性尽管有时不那么明显，应该承认是能够分辨清楚的。如果只承认作品直接表现的政治倾向性，而不承认间接表现或隐蔽的思想倾向、政治倾向性，就无法解释许多音乐作品所具有的精神力量，也就否定了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最后，也就否定了音乐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容，变成不可认识的抽象形式了。

　　我们提倡政治和艺术的统一。艺术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倾向、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是起主导作用的。任何人对作品总有自己的爱好、选择，总有自己对作品的评价。我们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必须首先考虑在政治上是否于人民于社会主义有益。这并不是以排斥艺术性来要求政治性，也不是把政治和艺术截然分割开来，以创作上要求作曲者先考虑政治，后考虑艺术，而是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要求在复杂的艺术表现中体现思想或政治。如果一个作品只有政治而没有艺术，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品了。

　　关于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从音乐艺术客观上存在思想倾向、政治倾向性来说，从音乐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起积极作用这个基本要求来说，从音乐应该反映时代精神、音乐应该和人民血肉相连这个关系来说，音乐是不能脱离政治的。这不是领导上强加于作者的命令，也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教条，而是对人民愿望、人民利益的反映。

　　音乐同政治的关系、决不能理解为具体政治任务的简单配合（尽管在全部音乐活动中有这样一部分），对创作题材规定限制，在处理艺术问题上采用行政手段，而应该是从作曲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人民的血肉关系到创作题材、形式、风格选择自由的完全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才能有音乐艺术中政治和艺术的统一。这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一个规律。既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规律，它本身就是带有政治性的。

　　一九五八年以后，由于群众文艺活动蓬勃开展，有些人提出“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并且把这个原则作为发展群众文艺活动的一个基本规律，进而引用到音乐创作活动中来。应该说在音乐普及工作中，特别是群众歌曲这种体裁，用中心工作作为题材是可以写的，写中心题材也曾产生过一些受群众欢迎的作品。但是，许多地方领导音乐创作的同志把“中心”理解为当前的具体政治任务或工作任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作曲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及时配合，把这种写作方式作为组织音乐创作的主要方式或唯一方式，这就值得研究了。许多事实证明，“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当作组织音乐创作指导原则不仅把音乐创作引向狭窄的胡同，而且必然导致音乐创作概念化、公式化、一般化，最后形成贴标签的音乐到处泛滥。

　　十七年中，抒情歌曲、轻音乐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并且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屠刀下被砍掉了。

　　抒情歌曲，是指音乐体裁而言。在群众歌曲之外提出抒情歌曲，首先是要求歌曲创作题材更为广阔，同时也是要求体裁形式更为多样。《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样的思想感情是进行曲所不能表达的，它的节奏、音调也不适合进行曲这样体裁。所以，抒情歌曲创作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没有这种体裁，这种体裁所能表现的内容和风格就不存在。抒情歌曲创作是从体裁上提出的，目的是要求音乐有多方面的题材，多种风格，更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要求音乐艺术遵循“百花齐放”这个规律呈示它本来具有的多样性，更多方面的满足人民对音乐艺术的需要。

　　抒情歌曲可以表现极为鲜明、极为强烈的政治内容，也可以以含蓄的、舒缓的、优美的方式表现人民灵魂深处难以言传的感情意向，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在新的条件下的新发展。抒情歌曲和进行曲一样具有思想倾向或政治倾向，不过抒情歌曲是通过体裁的特点来表现思想政治倾向，这是音乐艺术反映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轻音乐和严肃音乐对比，是一种内容情绪都比较轻快的音乐，也是一种体裁，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九五六年批判黄色音乐的时候有些同志提出了“以轻代黄”，是一种消极办法，不能促进轻音乐健康地发展。一九六四年，完全否定了轻音乐，更是错误的。轻音乐的娱乐性很强，这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它和其他轻音乐体裁一样仍然是表现生活的手段，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娱乐性只能在反映现实生活中产生。许多作曲家利用交际舞音乐形式写轻音乐，但轻音乐不都是交际舞音乐，实际上，轻音乐有更广泛的形式特点和内容特点，因而有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广东音乐》、《江南丝竹》都可以说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轻音乐。我们已经接受了外国舞蹈音乐一类轻音乐形式。对民族传统的轻音乐和外来形式的轻音乐我们都要加以发展，创造出我们时代的具有民族特点的轻音乐。

　　抒情歌曲本身也是多样的，有优美的、欢快的，也可以是沉思的、悲剧性的。我们热爱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和为社会主义奋斗的英雄人物要歌颂，对危害社会主义的事物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对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由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当然要写，对破坏社会主义的事物的讽刺和批判正是对社会主义的肯定。四五运动、张志新烈士成为我们的创作题材是极为自然的，既有歌颂，又有暴露。在社会主义的生活基础上，暴露和歌颂是统一的。

　　创作抒情歌曲，由于扩大了创作题材、形式和风格，对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抒情歌曲创作并不是解决创作上公式化倾向的灵丹妙药，抒情歌曲本身也可能产生公式化。如果我们只是从花朵加姑娘着眼，只是从流畅的三拍子着眼，就可能形成新的创作公式。深入人民生活，提高创作技巧，扩展艺术探索，才能走上广阔的艺术创造道路，才能有效地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倾向。

　　十七年中，对音乐表演艺术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洋土唱法问题，演出曲目的中外关系问题，剧场效果问题等等，我们都接触到了。三十年来的实践说明，洋土唱法各有特点，同样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洋土唱法在保留各自特点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已经收到明显的成效。两种唱法之间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艺术规律发展。在发展声乐艺术方面我们还应该做更多的研究工作。关于音乐会的曲目，在中国舞台上中国曲目占多数，是完全正常的。我们不排斥外国曲目，某些特定的音乐会可以以外国曲目为主或全部是外国曲目。不宜对古今中外曲目的比例作硬性的规定。对于剧场效果的“效果”，有如何理解的问题。热烈的掌声当然是我们所需要的效果，而本质的问题是要在效果中解决音乐艺术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音乐作品的思想性有高低，艺术性也有高低。音乐会场上的普及与提高，既有思想性的，也有艺术性的；提高艺术欣赏水平，也应该是我们剧场效果的一个目的。对人民群众音乐生活的真正满足，完美的剧场效果，必然包括提高的因素。

　　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要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三十年来，党的领导使音乐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党的领导使我们走一条面向人民、面向现实生活的宽阔道路，党还领导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经验、认识错误、改进工作。这个基本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定要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

　　党对音乐事业的领导，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不是林彪、“四人帮”那种假社会主义、那种反社会主义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是人类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以辩证唯物主义重新认识一切，思想境界无比宽阔。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创作，就必须进行这样的思想解放，要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要从林彪、“四人帮”禁锢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革命音乐的发展已经有了三十年、六十年的经验，还有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经验，这些经验说明，任何盲目性、迷信都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不相容的，和党性不相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严肃地对待问题、思考问题，力求合乎事物的客观规律，合乎人民群众的需要。解放思想，不是把历史已经抛掉的东西拣回来，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强对问题的科学研究，提高对问题的认识，有更多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当前，我们领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还有僵化和半僵化的思想，这不是党的作风和党的领导思想，正是党所反对所要克服的旧作风、旧思想。

　　党对音乐事业的领导，是党的政策的领导，最主要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提出来的，二十多年来，我们贯彻这个方针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同时，它既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破坏，也受到右的和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歪曲。这说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对立面，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对立面。我们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克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就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只能是百花，而不是一花。在政策上用自己偏爱的一花代替百花，以一花排斥百花，这已经被林彪、“四人帮”证明了是主观的、错误的。既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人民的要求，“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晏婴早在纪元前六世纪就对这种错误思想作出了正确结论。社会主义的学术发展只能是争鸣，只能是各抒己见，而不是一言堂。有一言堂就没有辩证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一言堂和社会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要真正拿出东西来，要花很大的力气，也要有很大的勇气。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首先是各级领导要有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和勇气，要有具体措施，要有放、争的空气，要有放、争的机会。同时，我们音乐家也应该以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满腔热情去做，去争。在音乐批评上，我们坚决反对打棍子、戴帽子，但是棍子、帽子不会因为我们反对而消灭绝种，面对某些人的棍子、帽子我们也不要害怕。同志之间的正常的批评和不同意见并不是棍子帽子。批评对了，我们虚心接受；批评错了，是他错，对你没有什么损失，你怕什么呢？“四人帮”的棍子帽子是够厉害的了，但历史不是已经作出结论了吗？在真理面前，那些棍子帽子不是已经灰飞烟灭了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总要看到矛盾，看到斗争，要有斗争的勇气。在思想上是这样，在艺术上也是这样。一个作曲家，如果缺乏自己的艺术观点，缺乏坚持独创精神、自信和勇气，怎么可能进行有个性独特的创作呢？艺术家自信和勇气不是主观盲目的，是以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为基础，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基础，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验证，从人民群众实践中得来的，具备这些因素，我们的艺术信念和勇气才会使我们的作曲家获得无穷尽的艺术创造力。

　　在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建设中，我们有两种经验。一种是成功的经验，一种是犯错误的经验。对犯错误的经验，我们要从客观条件，特别要从自己的思想意识方面加以分析，吸取教训，引以为鉴；对成功的经验，也要进行科学分析，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中音乐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极其深刻的变化。音乐工作者万众一心的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行了批判，开始在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造成的音乐文化废墟上重建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音乐教育、音乐表演艺术、音乐研究工作等方面的工作逐渐得到恢复，音乐创作的活动复苏，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旺盛的景象。三年来，产生了《星光啊星光》《傲蕾·一兰》《壮丽的婚礼》《三个女儿的婚事》《佐领的女儿》《忆娘》《兰花花》等二十多部新歌剧，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尽管风格各不相同，却异常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人民斗争的风貌。包括爱情歌曲在内的抒情歌曲创作已经成为许多作曲家关注的重要体裁，《祝酒歌》《周总理，您在哪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让祖国为我骄傲》等许多歌曲在广大群众中受到热烈的赞扬。民族乐队乐曲和交响音乐创作有了新的尝试，轻音乐作品开始出现了。创作题材大大扩展了，一些歌剧和其他音乐作品在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同欧洲艺术手法的结合上有新的突破。我们不但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谬论，而且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十七年来的工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这种总结不是单纯的研究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当前和今后音乐事业的发展。现在，我们要做的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相信，我们的理论工作和艺术实践将使我们更深入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更深入地接近人民的心灵，更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