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团结前进
吕 骥
我们的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已经开始了。在文代会开幕式上我们听到了邓副主席代表党中央的祝词，又听到了周扬同志的报告，大家都受到莫大的鼓舞，既看到我们工作的艰巨，也感到我们的任务十分光荣。我们文联各协的会议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公报，学习了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后召开的。我们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在全国人民和林彪、“四人帮”斗争了十年之后，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充满着欢乐和希望的一次盛大的会师，也是为着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讨论我们今后的工作的会议。周扬同志希望我们这次会开成一个实事求是、总结和交流经验，既有批评又有自我批评的大会；一个发扬民主、心情舒畅、斗志昂扬、生动活泼的大会；一个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大会。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个希望，因为这也是党中央的希望，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
音乐方面，我们已经听了几个同志的内容丰富的发言，我在这里也就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讲一点个人的意见，讲错了请大家指正。
一、历史的回顾
今年，是我国建国三十周年，也正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对我们六十年来音乐发展历史作一回顾，研究过去的经验，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六十年来的历史，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翻天复地的变化，是斗争的历史，也是建设的历史。
五四运动以后我国音乐发展开始了新的历程。我国开始有了新的音乐思想，新的专业音乐教育制度，新内容新形式的音乐创作，新的音乐事业和新的音乐专门人才，新的音乐生活。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音乐发展中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以后新的音乐是在革命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是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有着鲜明的革命倾向性，这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这种革命思想影响到音乐艺术的各个方向，最重要的是创作方面。从肖友梅的《问》、赵元任的《劳动歌》《卖布谣》《海韵》《教我如何不想他》到刘天华的《光明行》《病中吟》、黎锦晖的《小小画家》等一些作品，以及后来黄自的《旗正飘飘》《抗敌歌》《南乡子》《长恨歌》等一些作品都是在五四运动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一九三二年以后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下产生的音乐创作明显地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广大觉醒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而且具有新鲜活泼的群众风格，因而成为群众革命斗争的重要手段。这是我国音乐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是这些作品至今还闪耀着思想上艺术上光芒的原因。
吸收外国进步的音乐，是促进五四运动以后新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音乐教育制度、音乐创作的表现手段和手法等等，都受到外国音乐的有益影响，改变了我国在封建主义的长期禁锢下音乐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对外国音乐文化的吸收，是在五四运动精神的影响下进行的，所吸收的东西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艺术中优秀的部分，它所具有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显然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音乐艺术所不及的。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音乐能够吸收外来因素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基础。
五四运动对我国的旧文化、旧思想作了无情的深刻的批判。这个旧，就旧在封建主义。“五四”精神并不否定封建社会所产生的优秀音乐，并不否定民族音乐传统。尽管当时在对待民族音乐遗产和欧洲音乐艺术确实存在过极其片面的错误观点，在具体工作中是有过较大的影响，但就“五四”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来看，应该承认还是在我国民族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是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赵元任、刘天华、黄自乃至黎锦晖这些作曲家，在创造民族形式方面不论在歌词语言处理、音调、和声等方面，都有意识地进行了有意义的成功的探索和尝试。这样，“五四”以后的新音乐就完成了具有“五四”新文化特点的从内容到形式的创造，这是他们的历史性的功绩。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以崭新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斗争中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这对中国历史的革命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五四”以后的许多音乐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影响。三十年代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左翼音乐运动，是党直接领导下的音乐运动，通过他们的新的群众歌曲，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汹涌澎湃的群众歌咏活动，反映了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歌颂了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和各民族人民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创建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揭开了我国音乐历史新的一页。
肖友梅、王光祈、赵元任、刘天华、黄自、黎锦晖（健康的部分）、聂耳、冼星海以及其他许多有贡献的音乐家的成就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音乐领域的成果，他们以自己的艺术创造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地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如肖友梅、黄自等一些音乐教育家在音乐教育方面的贡献，为音乐艺术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回顾五四运动以来音乐艺术的发展，是为了正确的总结历史经验，认清一条和现实生活结合的路，和人民群众结合的路。在今天，就是继续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路。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我们面临一个新的现实，新的任务。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音乐事业。这是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的事业。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工作中也有错误，得到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解放以后音乐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显著的。对民间音乐和古代音乐遗产的挖掘收集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作曲者和理论工作者深入基层采风。戏曲音乐有了新的发展，对外国音乐作了较为广泛的介绍。音乐广播、书籍和唱片的出版等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开展。所有这些事业的发展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普遍建立了歌舞团、管弦乐队、民族乐队，内蒙、新疆、广西、西藏、宁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歌舞团和乐队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音乐创作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各种题材、各种形式的作品。我们作曲者为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满足群众对音乐艺术的多方面的需要做了各种探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成功的探索当然可贵，不成功的探索也为以后音乐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新增加的几所音乐院校合理地分布在几个大城市，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大学或师范学院都设有音乐系，培养了大批音乐专门人才和专业教师。
音乐理论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讨论，有些问题有着激烈的争论。音乐创作问题、民族音乐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中西关系问题、音乐表演的风格和曲目问题等等，都是广大音乐工作者所普遍关注的。这是丰富的音乐艺术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理论工作者十七年来写出了一些专业理论论著，不仅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此较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此外，还出版了不少生动活泼的音乐普及读物，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解放以后的群众音乐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工厂、农村和部队的业余歌咏活动蓬勃开展，业余的管弦乐队和民族乐队普遍建立，群众音乐水平较解放前有了明显的提高，各个行业中都产生过较为优秀的业余创作的作品。通过广播、音乐会等各种方式，广大群众较为广泛地接触了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已成为广大音乐工作者艺术实践的明确目的。
解放后的音乐工作的重要意义是：大家在实践中形成新观点，探索新方法，不断取得新经验。我们要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肯定各种新的尝试，成功和失败都同样记录着“我们在前进”。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否定解放以后取得的一切成就，否定三十年代和延安时期的一切成就，其中心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革命传统，以开始他们反革命的“新纪元”。我们肯定成就，其中心也在于肯定我们的社会主义音乐的新芽，肯定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新的实践，肯定广大音乐工作者为人民群众所作出的贡献。
从解放前的中国音乐事业十分落后的状况到解放后音乐事业大规模的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党领导下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为音乐事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音乐艺术作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部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对音乐艺术的迫切需要，音乐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推动我们音乐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方针，对我们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活动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总的说来，解放以后音乐工作者走的是一条面向生活、面向人民、面向社会主义的路。
我们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林彪、“四人帮”的十年破坏是极为严重的；在十七年，我们也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十七年中，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缺点错误也不少。取得了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教训，在许多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正确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重要方针，如何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七年进行的一些音乐问题讨论，如思想与生活，生活与创作技巧，民族风格，抒情歌曲问题，中外关系问题，演出曲目问题等等，本来是音乐理论工作中的正常活动，完全可以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但在讨论中却常常对不同意见提什么“路线”、“方向”、“阶级”之类问题，影响了有不同意见同志的发言，讨论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下去。严重的是一九五四年《人民音乐》对贺绿汀同志的文章的批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在刊物报纸上对几个同志的批判，一九五八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拔白旗”（对钱仁康同志的批判），一九六四年对李凌同志的批判；对被批判的同志分别戴了“胡风思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帽子，显然是错误的。当然这些错误的形成都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同时我们自己思想上的简单化，没有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也是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这样的批判对被批判的同志当然造成了伤害。这还不只是伤害了几个同志，而且是妨碍了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发展。如一九六四年对所谓“修正主义”、“崇洋”、“复古”进行批判之后，许多音乐工作停顿下来，不知如何做是好。在创作问题上，对思想、生活、技巧的关系，抒情歌曲、轻音乐、音乐创作的民族风格等问题的粗暴的、片面性的意见，同样极大地影响了音乐创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