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伟大的转折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年了。这三年，戏剧战线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思想解放的三年，拨乱反正的三年，也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双百”方针得到前所未有的贯彻的三年。它标志着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中国戏剧舞台的反动时期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进入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新时期。在我国戏剧的发展史上，这将是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点。
在十年浩劫中深受其害的广大戏剧工作者，积极行动了起来，愤怒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种种罪行，推倒了他们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反动文艺纲领，批判了“文艺黑线”论和“文艺黑线专政”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医治着这场灾难给戏剧界留下的内伤与外伤，粉碎了“四人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精神枷锁，逐步澄清了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与思想是非。广大戏剧工作者热情地欢呼我国社会主义戏剧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
在三年的伟大转折中，整个戏剧战线上出现了鼓舞人心的新形势。
首先，在话剧创作与演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粉碎“四人帮”以来新创作的话剧剧本共有两百多个。短短的三年内，能够出现这么多好的和较好的作品，决不是偶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剧作者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有着深切的感受。当“四人帮”垮台以后，这股被压抑的创作热情奔腾而出。《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于无声处》、《沉浮》、《婚礼》、《有这样一个小院》、《峥嵘岁月》、《哦，大森林……》、《神州风雷》等剧，愤怒地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鞭笞了那些“震派”、“风派”人物的肮脏灵魂，也有力地反映出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这些剧本创作，坚持从生活出发，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作者们都有真情实感，经过深思熟虑。这种真情实感，不仅仅是作家自己的感情，而是融合着阶级的感情，人民的感情，代表着千百万人民的愿望。因此，这些充满着斗争激情又有着浓厚生活气息的剧本一出现在舞台上，就激起了广大观众的共鸣，剧场中这样热烈的情绪是多少年来所未有过的。针对着林彪、“四人帮”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种种攻击与诬蔑，我们的剧作家写了《曙光》、《西安事变》、《报童》、《陈毅出山》、《东进东进》、《大江东去》等剧本，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格。从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到董必武、贺龙、陈毅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舞台上，不仅对群众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也鼓舞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前进。这是在戏剧舞台上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戏剧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作家思想解放，敢于冲破种种“禁区”，真实地反映农业、工业、国防等各条战线在新长征道路上存在的矛盾和斗争，如《未来在召唤》、《报春花》、《向前向前》、《权与法》等。这批作品提出了当前社会生活中广大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批判了思想僵化、现代迷信、因循保守、特权思想等妨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作风，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感情，发挥了战鼓和号角的作用，唤起和激励着人民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斗志。
在新创作的话剧中，还有表现古代历史题材的《王昭君》、《大风歌》，有表现民主革命历史的《吉鸿昌》，表现青少年生活的《童心》、《让青春更美丽》、《爱情之歌》，表现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泪血樱花》等，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歌颂我国军民抗击越南当局侵略、进行英勇的自卫反击战的事迹，以及揭露越南反动当局迫害华侨和表现中越人民传统友谊的戏剧，也出现了《牛郎织女》、《夜深沉》、《炮台山下》等剧。这些话剧新作，反映的题材、主题日益广泛、深刻，体裁、风格也逐渐丰富多采。
在话剧舞台演出方面，由于解放了思想，贯彻了“双百”方针，也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建国以后的一批优秀的剧目如《蔡文姬》、《茶馆》、《最后一幕》等又恢复了演出，还恢复和新排演了《雷雨》、《日出》、《北京人》、《夜上海》以及《伽利略传》、《阴谋与爱情》、《无事生非》等一批中外名剧；话剧演出的形式风格多种多样，路子越走越宽广。在创作与演出方面，一些老、中年艺术家焕发了青春，还涌现出不少富有才华的新人，话剧发展的前途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其次，戏曲的创作、整理、改编与演出，也相当活跃。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有了新的突破。不少剧种在运用戏曲形式塑造老一代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方面，作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些戏曲反映当代生活，由于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都有所提高，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有的上座经久不衰。这些优秀的新剧目，有秦腔《西安事变》，越剧《报童之歌》、《三月春潮》，京剧《蝶恋花》、《南天柱》、《佤山雾》，粤剧《粤海忠魂》，湖南花鼓戏《野鸭洲》，滑稽戏《出色的答案》，豫剧《谎祸》等。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方面，重新恢复演出了京剧《杨门女将》、《白蛇传》，彩调《刘三姐》，吕剧《姊妹易嫁》，莆仙戏《春草闯堂》，吉剧《包公赔情》，越剧《胭脂》，川剧《芙奴传》，豫剧《唐知县审诰命》，藏剧《郎莎》等优秀剧目；新编历史剧中也演出了京剧《红灯照》，昆曲《蔡文姬》，川剧《卧虎令》，黔剧《奢香夫人》以及绍剧《于谦》等等。这些剧目不但给了观众以历史知识、斗争经验、美感享受，还因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起到了现实教育作用。在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舞台上，一大批优秀的和比较好的传统剧目，重新得到广泛的演出，也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应当看到京剧《海瑞罢官》、《海瑞上疏》、《谢瑶环》，昆曲《李慧娘》，晋剧《三上桃峰》等剧的恢复上演，受到观众如此热烈的欢迎，不仅由于它们艺术上的成就，更由于政治上的重大意义，这是对“四人帮”的攻击、诬蔑的有力回击。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对我国戏曲艺术的摧残极为严重，数以千计的地方戏曲剧团被迫解散或停演，一大批身怀绝艺的老艺术家遭受迫害而死，或因病老离开了舞台，青黄不接的情况相当严重。现在经过广大戏曲工作者的三年艰苦努力，周恩来同志生前倡导的戏曲现代戏、传统剧目与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方针，又重新得到贯彻。各地方剧种大多恢复，各民族戏剧有了发展，杂技、木偶、皮影戏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在许多优秀戏曲剧目的演出中，出现了一批很有才能、大有前途的青年演员，为我国戏曲舞台带来了青春的光采，受到广大观众的称赞与重视。
舞剧出现了《丝路花雨》、《召树屯与楠木婼娜》等一些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优秀作品，为我国的民族舞剧打开了新路。花鼓灯《玩灯人的婚礼》在歌舞剧方面别具一格。新歌剧除了恢复过去的保留剧目《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刘胡兰》、《江姐》、《阿依古丽》等以外，还创作了《星光啊，星光》、《壮丽的婚礼》、《兰花花》、《傲蕾·一兰》等新剧目，推动了新歌剧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一些外国的古典优秀歌剧、舞剧，如《茶花女》、《天鹅湖》的恢复上演也受到了观众欢迎。
文化部自今年一月开始在首都举行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对创作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迄今已演出八十七台节目，大多数是戏剧演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近三年来的新创作。这次献礼演出，是戏剧战线新成就的盛大检阅，也是三年来戏剧战线新形势的集中反映，它的重大成绩是令人兴奋和鼓舞的。
三年来戏剧创作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是思想解放，我们不仅冲破了“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而且清除了全国解放后十七年中流行的一些清规戒律。同时，也是由于深入批判了“四人帮”反现实主义、模式化和阴谋文艺及有关的种种谬论，恢复和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为戏剧创作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在戏剧评论界，思想比较解放，讨论比较活跃，对一系列的剧目和问题展开了讨论，初步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百家争鸣的局面。例如，北京讨论了《枫叶红了的时候》、《曙光》、《有这样一个小院》、《未来在召唤》；安徽讨论了《犟队长》；湖北讨论了《研究研究》；上海讨论了《“炮兵司令”的儿子》和某些戏曲传统剧目。此外，报刊上还讨论了关于领袖形象的塑造问题，关于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关于斯坦尼斯拉夫司基体系问题，悲剧问题，喜剧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等等。参加讨论的同志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无论是正确的意见，不正确的意见，都能得到发表的机会；在讨论中，有批评，也有反批评，即使出现一些主观武断的粗暴批评，也不再能形成政治压力。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势压人的“一言堂”的现象，大家感到心情舒畅。这说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不是停留在文件的字面上，由于开始有了政治民主和法律保障，所以能够逐步在实际中得到贯彻执行。实践证明，放的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艺术的唯一正确方针。
在戏剧战线展现出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新形势下，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戏剧工作者大力促进下，中国戏剧家协会于一九七八年六月恢复活动。在这前后，各地剧协分会也陆续恢复活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主要做了下面的一些工作：
第一，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们的极左路线，坚定地落实党的政策，拨乱反正，把被他们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戏剧工作者纷纷在《人民戏剧》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文艺路线和文艺纲领，以及他们迫害戏剧工作者的种种罪行，推动了对于一些重大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剧协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文联联合召开的政策落实会议，为戏剧界一些同志的政策落实，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一九六二年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被“四人帮”诬蔑为“广州黑会”，株连与会戏剧家达一百六十多人。一九七八年五月在剧协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上，推翻了“四人帮”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广州会议恢复了名誉，新华社为此发表了消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敌演剧队”，是在我们党和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工作的。“四人帮”为了陷害周总理，把“抗敌演剧队”诬蔑为“反革命别动队”，把参加过演剧队的许多同志打成反革命分子，株连达千人，被迫害致死者十多人。剧协有关同志向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在中央组织部领导下，这一大冤案平反了。组织部曾发出七八年八号通知，指出，抗敌演剧队是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四人帮”的一切诬陷之词应予以推翻，应该为演剧队同志们恢复名誉。
“四人帮”诬蔑《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为“三株大毒草”，并对这些戏的作者进行残酷的迫害。在这千古奇冤的“文字狱”中，吴晗、田汉、孟超等同志被迫害致死。为了促进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剧协邀请史学界、戏剧界同志为《海瑞罢官》等剧举行座谈会，《人民戏剧》等报刊发表了文章。北京京剧院、中国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恢复上演了这三个戏，为这三个戏和它们的作者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中国剧协主席田汉同志，对我国革命戏剧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却遭到“四人帮”以及他们的“顾问”的诬陷与迫害，惨死狱中。剧协为田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他的剧作也陆续恢复上演，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此外，各地分会为当地许多蒙冤受诬的知名戏剧家平反昭雪，也做了许多工作。《人民戏剧》等刊物为这些戏剧家恢复名誉发表了文章，旗帜鲜明地拨乱反正，推倒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表彰了他们为戏剧事业所做的贡献。这些活动伸张了正义，鼓舞了全国戏剧工作者的斗志！
第二，努力贯彻和宣传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积极参加当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鼓舞和促进了戏剧界的思想解放。剧协的刊物结合戏剧战线的实际为此发表了专论，召开了座谈会，动员戏剧界参加学习，并在刊物上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这三年来，特别是一年多来，戏剧创作蓬勃发展，都是思想解放运动取得的积极成果。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冲破重重阻力，打破层层禁令，经过斗争的结果。粉碎“四人帮”不久，《曙光》最先以我国革命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为题材，塑造了贺龙同志的生动形象。但是，“解冻文学”、“违背历史的真实”等帽子随之扣来。《于无声处》象一声惊雷响彻舞台，热情歌颂了天安门事件斗争中的英雄，但有的地方却以天安门事件尚未公开平反为理由拒绝演出和宣传。《未来在召唤》旗帜鲜明地反对现代迷信，尖锐地批判了思想僵化的领导干部，却被有的人说成是“反领导”、是“砍旗帜”。《有这样一个小院》正面描写了天安门事件，反映了在这事件中一个普通小院里人民群众的悲剧，却被认为是只写个人悲伤，散布伤感情绪，是反对“四个坚持”思潮的反映。《星光啊，星光》描写了一个老干部全家人在与“四人帮”斗争中悲壮的牺牲，却被认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报春花》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指出它对“四化”建设的危害，却被认为替剥削阶级鸣冤叫屈……。总之，几乎每一个新的优秀剧本出世，都引起尖锐的争论和不同的评价，一方面受到群众异乎寻常的欢迎，一方面也受到一些思想僵化或者受“四人帮”余毒影响的人们的种种责难、批评、阻碍。剧协和它的刊物，坚持三中全会的精神，同这些作者和演出团体站在一起，共同为清除思想解放运动的障碍进行斗争；为他们召开座谈会，发表文章，为有的剧本发表提供园地，为它们通向观众与读者打开通道。有人说，你们支持的“伤痕文学”只能使人们情绪消沉，对前途失去信心；有人说，这些是“向后看”的文艺，都已过时了，不应提倡；有人说，这是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是“缺德”；有的认为这样下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被否定了；有的恐吓说，前一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你们起了“带头羊”的作用，甚至威胁说，不要多久就会出现一九五六年那种情况，要来一次反右派的政治运动等等。应该说，这些议论绝大多数是认识模糊，思想不解放，或者身有余毒，心有余悸；但从思想路线上看，它们就是不符合三中全会的精神的，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这些情况都说明，林彪、江青炮制的《纪要》，虽然中央已经明令撤销，但它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三中全会的精神还要进一步贯彻，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要认真地补课，端正思想路线，这仍然是戏剧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创作，活跃评论，促进戏剧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去年五月剧协刚筹备恢复，立即召开了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有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剧作家参加。这是继“广州会议”以后又一次戏剧作家的盛大集会。会上集中揭发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了他们贩卖的“主题先行”、“三突出”等反动文艺理论，为《兵临城下》、《抓壮丁》、《不平静的海滨》等一批作品平反；还交流了戏剧创作的经验，认真讨论了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于戏剧界解放思想，推动创作，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会后，产生了《报春花》等一些优秀的话剧新作。
鉴于戏曲现代题材和歌剧创作不够活跃，去年冬天剧协又举办了戏曲、歌剧剧本讨论会，有各地的戏曲、歌剧作者五十多人参加，充分发扬艺术民主，集思广益，讨论了一批作品的初稿。越剧《刑场上的婚礼》、《报童之歌》、歌剧《忆娘》等，就是这次讨论会后出现的一些较好的作品。
剧协创作委员会恢复以后，积极开展工作，同全国各地的戏剧作家重新建立联系，了解了他们的创作计划以及在创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还组织了一批剧作家到边防前线，调查访问，写出了一些反映自卫反击战的作品。
要发展创作，特别要关心和扶植青年作者的的作品。这些青年作者思想敏锐，政治责任心强，提出了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他们的作品有新颖独到之处，但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需要得到有经验的老作家的帮助。我们曾先后组织过一些青年作者的剧本创作座谈会，给予这些新创作以支持与帮助。
第四，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
我们的戏剧队伍，在四害横行时被打散了，损失了一批宝贵的有生力量。但粉碎“四人帮”以后，马上重新集合了起来，立即投入了战斗。事实证明：这支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队伍是一支坚强的队伍，有战斗力的队伍。
今年，剧协依靠各地分会，对会员重新进行了一次登记。一九六三年登记时，全国剧协会员共二千六百九十三人，在这期间去世的共四百五十四人，现在登记的共有二千一百六十人，尚有七十九人下落不明。由于十多年没有发展会员，最近各地分会推荐的新会员共一千多人，我们准备陆续分批发展。这是我们剧协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为了加强与分会的联系，今年二月，我们召开了各地剧协分会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是从一九六三年以后相隔十五年的一次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今年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些准备工作问题，也交换了各地分会的恢复情况和今后开展工作的意见。象这类工作会议，今后争取每年举行一次。
为了密切戏剧工作者之间的联系，我们举办了一些座谈会、观摩会、联欢会，以交流经验、增强团结。如今年春节剧协举办了多年未开的春节联欢会，邀请了一些老一辈戏剧艺术家和已故著名戏剧艺术家们的家属以及在过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如今恢复了名誉的同志们，大家欢聚一堂。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文艺界的负责同志和大家一起欢度春节。许多多年未见的的戏剧界同志，劫后重逢，情绪非常激动，精神大为振奋，大家决心要把丢掉的时间补回来，团结一致，同习同德为四化作出贡献。
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革命戏剧的光荣传统，继承老一辈戏剧艺术家们的丰富艺术经验，去年举办了肖长华百岁诞辰纪念活动，今年我们举办了欧阳予倩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演出，老舍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演出，“五四”六十周年纪念演出。这些纪念演出，和为这些纪念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在群众中起了很好的影响。这些纪念，也是团结自己，批判“四人帮”的具体行动。
为帮助戏剧工作者进行学习，剧协从一开始就重视编辑出版工作。《人民戏剧》与《剧本》月刊这两个刊物，虽然每期共发行三十多万份，对交流艺术经验，推动戏剧创作起了一定作用，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以改进，使它们能适应新时期戏剧事业的需要，真正成为戏剧工作者自己的园地。为了帮助戏剧工作者学习与借鉴外国优秀的戏剧艺术，了解、研究各国的戏剧动态，剧协今年恢复出版了《外国戏剧资料》。此外，我们还印发过一些戏剧艺术的学习材料，举行了多次关于外国戏剧情况及戏剧流派的报告会。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剧协同世界各国戏剧团体与个人的交往也逐渐增多，去年以来，接待了三十多批美、英、法、日、罗马尼亚、希腊、瑞典、菲律宾等国的戏剧家。希腊国家剧院正在北京演出，英国“老维克”剧团本月即将来华，我们也计划派出访日、访英、访德等代表团，出国考察。这对于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与戏剧文化交流，加强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都是有意义的。
各省市自治区剧协分会的同志，这一时期也做了许多工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通过剧协恢复后这一年半以来的工作实践，结合三十年来戏剧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深切地感到，今后要把工作作好，使社会主义戏剧事业适应新时期人民群众的需要，迅速繁荣起来，归根结底，仍然是要坚决、彻底地贯彻“双百”方针。在这方面，我们有几点初步体会：
实践告诉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必须解放思想。思想僵化或半僵化，这是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主要阻力。党的三中全会决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这样，对于思想战线一个重要方面的文艺、戏剧事业更是这样。我们必须真正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极左路线、现代迷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种种禁区禁令和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继续深入地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研究新时期戏剧战线出现的新情况，解决“双百”方针真正贯彻后产生的新问题。使社会主义戏剧在“双百”方针进一步贯彻中不断前进。
实践告诉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正确对待放与争。一定要坚持放，同时也要坚持争。只有在各种题材、风格的创作与演出的竞争中，在各种学派、各种观点的争论中，才能分清是非，看出高下，辨明真伪，只有在竞争和争论中思想认识才能进一步提高，戏剧艺术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真正做到了放与争，民主空气必然高涨，思想必然活跃，戏剧必然呈现繁荣。在出现香花的同时，会出现大量一般的作品，也会出现一些有错误的东西甚至毒草。历史的经验证明，面对这种局面，会出现两种态度：一种是热烈欢迎这种大好形势，参加到放与争中去，同群众一道前进，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加以引导；另一种是惊慌失措，大呼“太乱”，他们口头上也讲“双百”方针，等到“双百”的局面开展了起来，又叶公好龙似地不知所措，慌忙要采取行政手段，赶紧“刹住这股风”，这就必然把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葬送掉。我们必须坚持放的方针，决不能收，放就是运用民主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发展文艺，收就是以“长官意志”、“一言堂”的方法来垄断文艺。放则兴，收则衰。多年来的实践已经作了结论。能否贯彻“双百”方针，关键在于领导。我们坚信，广大群众是文艺最有权威的评定者，正确终将战胜谬误，香花终将战胜毒草，形势必将越来越好。社会主义的文艺、戏剧事业必将在放和争中越来越兴旺、发达。
实践告诉我们，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有政治民主和法律保障。实行“双百”方针，就是实行艺术民主、学术民主，但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没有法律保障，艺术与学术民主就是一句空话。“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年代，江青的话就是法律，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就是宣判书，戏剧工作者的人身自由尚且毫无保障，还谈得上什么“双百”方针！因此，必须健全法制，严格区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不论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只要不违法，任何人强加于人的帽子、棍子都不产生法律效力。只有在充分的政治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保护下，“双百”方针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