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戏剧事业
——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报告
赵 寻
从一九六○年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十九年了。经历了十九年尖锐复杂的斗争和严峻的考验，今天，戏剧界的同志们又胜利会师了。我们刚刚庆祝了建国三十周年，粉碎“四人帮”也整整过去了三周年，在这样光辉的日子里，我们戏剧界举行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心情十分激动，十分振奋。这空前的盛会，标志着我国的戏剧运动将进入一个大繁荣的新阶段。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工作重点实现战略转移的重要时期召开的。在今天，戏剧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战斗在“四化”战线上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中心议题。在这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的祝词，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周扬同志的报告，总结了文艺战线三十年的基本经验，阐明了文艺工作在新时期的重大任务，使我们很受启发，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讲话的精神带回去，传达给全国的戏剧工作者，贯彻到今后的工作中去。
现在，我受剧协常务理事会的委托，向代表们作协会工作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一、历史的回顾
回顾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一直是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九四九年，在建国前夕，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在北京胜利会师，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和剧代会，成立了全国文联和戏剧界大团结的组织——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在这次大会上，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的精神，确认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从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戏剧事业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文艺方向，健康地迅速地向前发展。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戏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二次文代会和第三次文代会，与之同时召开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会，都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举行的，代表大会一致决议要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针和文艺路线在戏剧界具体贯彻而努力。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提出，是毛泽东同志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大贡献，是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我国现代文艺史、戏剧史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都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他是坚决执行和捍卫党的文艺路线和方针的典范。他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戏剧发展的实践经验，并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给予我国文艺、戏剧事业以正确的指导。在工作中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扶植。我们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成就，都是和他的关心和培育分不开的。他用尽心血培育着戏剧队伍的成长，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发展。周恩来同志不仅是党中央对文艺、戏剧工作的卓越领导者，而且是我们戏剧界永世难忘的良师益友。
一九六○年，在剧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在讨论中一致认识到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建国后戏剧事业发展经验的正确总结。在这条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我们的戏剧事业取得了成就，得到了发展。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贯彻了“双百”方针的年代，戏剧创作和演出就发达、兴旺；凡是“双百”方针受到干扰的时候，戏剧创作和演出就停滞、萧条。十六年来，为了贯彻党的文艺方针、路线，我们经历了艰苦的斗争；既要纠正我们内部“左”右两方面，特别是“左”的方面的错误，又要同江青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反革命进攻进行战斗。整个戏剧战线是这样，剧协的工作也是这样。
正如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戏剧战线也不例外。那几年由于政治上“左”的错误，戏剧界也出现了浮夸风、瞎指挥、拔白旗、乱批判的现象。剧协通过《戏剧报》、《剧本》月刊，公开点名进行错误批判的就有十几位有影响的戏剧家，被打成“毒草”的就有十几个剧本。这种所谓“批判”，错误地把文艺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东西来对待，因而破坏了“双百”方针的贯彻，挫伤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积极性。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批判了文艺、戏剧战线上“左”的错误。同时，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调整文艺界内部的关系，保证“双百”方针的贯彻，剧协和文联其他各协会参加了中央宣传部主持的《文艺八条》的草拟工作。这个文件所阐述的一些基本观点，今天仍然是正确和适用的。
在周恩来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剧协和文化部决定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一九六二年的广州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剧协在会前对各地戏剧创作情况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次会议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方针，是文艺界最先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戏剧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广州会议一直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紫光阁为即将参加广州会议的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对当时戏剧创作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一讲话，今天看来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九六二年三月举行的广州会议，是我国当代戏剧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页。周恩来同志亲临广州，为戏剧创作会议和与之同时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同六一年新侨会议讲话及六二年二月紫光阁会上的讲话一样，对文艺战线上的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都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继续和发展。陈毅同志和陶铸同志也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繁荣戏剧创作的重要讲话。陈毅同志着重指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些讲话正确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给了与会的戏剧家们以极大的鼓舞，对过去几年被错整、错批和错误处理的戏剧工作者和作品在会上作了纠正、平反。会上还交流了创作经验，探讨了艺术规律，提出了改进创作领导的建议。会后，大家心情舒畅，豪情满怀，决心为创作更多更好的戏剧作品而努力。
广州会议是一次发扬民主的大会，贯彻“双百”方针的大会，也是解放思想、鼓干劲的大会，它在纠正文艺界“左”的错误和解放创作生产力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仅受到全国广大文艺、戏剧工作者的欢迎，而且得到全国知识界的拥护，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戏剧舞台上开始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初步繁荣景象，特别是话剧的创作和演出尤为突出。从一九六二年年底开始，话剧舞台上陆续出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第二个春天》、《南海长城》、《激流勇进》、《七月流火》、《雷锋》、《年青的一代》、《豹子湾的战斗》、《英雄工兵》、《代代红》、《不准出生的人》、《电闪雷鸣》、《三人行》、《远方青年》、《李双双》、《瘦马记》、《山村姐妹》、《青松岭》、《文成公主》、《叶尔绍夫兄弟》等几十个优秀剧目。这批剧目无论从题材、主题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和新的追求。这是建国以来话剧艺术的新成就，标志我国社会主义话剧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广州会议以后，不仅话剧获得丰收，戏曲工作也出现了新的局面，特别是在编演现代戏方面，广大戏曲工作者积极性很高，进行了许多新创作，取得了显著成果。象豫剧《人欢马叫》、沪剧《芦荡火种》、花鼓戏《打铜锣》、《补锅》、曲剧《游乡》都是那几年出现的优秀现代戏。一九六四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更是集中地检阅了那一两年来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成绩。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喜收获。如《红灯记》、《芦荡火种》、《节振国》、《六号门》、《杜鹃山》、《奇袭白虎团》、《红嫂》、《黛婼》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新成果。
正当文艺工作者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戏剧创作和演出开始呈现繁荣的时候，江青、张春桥以及他们的那个“顾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和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机，在戏曲上演剧目上从右的方面进行破坏。江青从北京到上海、杭州等地，那个“顾问”从北京到西南各地，到处指名点戏，责令剧团公开演出一些久已不演的未经整理的传统剧目，而且必须按老样子演。江青对戏中一些调情的动作极为赞赏。那个“顾问”因有的演员删去了一些下流表演，大加批评，说：“改得太干净了，没看头！”他要求“踩跷”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他反对演现代戏，威胁说：“谁要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因为他们的提倡，戏曲剧目在有的地方有过一度混乱的现象。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又对这些从右的方面对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破坏进行了斗争。文化部向各地文化部门发出了《加强剧目工作领导的通知》。剧协组织了文章在重要报刊上发表，一方面肯定戏曲舞台贯彻“双百”方针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对剧目混乱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建议，如《人民日报》发表了《戏曲应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文章；《戏剧报》为此发表过社论；剧协等单位召开了“推陈出新”的讨论会；各地剧协及文化部门大力提倡现代戏的创作与演出。
江青一伙反革命两面派，从右的方面对戏曲战线的进攻未能得逞，又从极左的方面进行破坏。首先，张春桥一伙在当时上海市委那个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不许在上海传达广州会议的精神，封锁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接着，一九六三年元旦，当时上海市委那个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文艺界团拜会上居心叵测地提出了所谓“大写十三年”的口号，鼓吹形而上学的题材决定论，完全否定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不能在民主革命阶段产生，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只有写建国以来十三年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戏剧。他们以这种极左的口号来否定党的“双百”方针，对抗广州会议精神，实质上是妄图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论断，否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功绩。“四人帮”后来提出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与这一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其实，所谓“大写十三年”口号的提出，不是什么文艺创作题材上的争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前哨战。江青一伙勾结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由来已久。这一伙反革命的政治野心家，在北京无法施展阴谋，便以华东、上海为据点，与党中央的领导分庭抗礼。他们利用当时的“左”倾思潮，把它推向极端，妄图从文艺战线，首先从戏剧战线打开缺口，最后达到政治上篡党夺权的目的。在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前，即在一九六二年，他们的那个“顾问”，就先制造了小说《刘志丹》事件，散布文艺界利用小说反党的谎言。在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以后，在一九六三年五月，江青又勾结当时上海市委那个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抛出署名梁璧辉的文章，大肆攻击昆曲《李慧娘》和北京市委的繁星同志，矛头对着北京市委和当时在中央主持文教工作的负责同志。现在看来，这些活动，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江青一伙精心策划的阴谋。
对于江青一伙的猖狂进攻，文艺、戏剧界并不是完全没有警觉的。“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一提出，立即遭到文艺界、戏剧界的反对。一九六三年四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文联、作协一些负责同志的发言，驳斥了只有写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谬论，指出了“大写十三年”口号的片面性。张春桥连夜拼凑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外，在会上进行诡辩。
四月十九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和中国文联三届全委二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作了重要报告，其中谈到题材部分，周恩来同志强调了文艺应反映现代生活，但同时提出“不要只局限在写十三年”，也要写古代历史题材和一百多年来革命斗争的题材，“这样，创作的范围就广阔了，不是只写今天的新人新事。”到了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说：“在分量上，总是尽量提倡现代的，但不能把古代、近代的一笔勾销，那样是不许可的。”九月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剧协和文化部、北京市文化局联合召开的首都戏剧工作座谈会的发言，并加了经周恩来同志修改的《编者按》，强调指出：“戏曲的发展方向，是努力反映我国伟大的时代，并且用新的观点表现我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艰苦创业的历史。”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意见，就是直接批驳张春桥等人关于“大写十三年”这一口号的。
张春桥在江青和当时上海市委那个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顽固地抗拒周恩来同志的批评，在上海继续提倡“大写十三年”。张春桥在一次全市文艺界大会上，再次宣传“大写十三年”的“好处”，宣布上海文艺界只许“写十三年”。因此，于伶同志的描写党领导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剧本《七月流火》在《剧本》月刊发表后，竟被张春桥在一次会上点名责问，并勒令电影停拍、剧院停排。上海一些剧团准备上演的古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剧目，被迫纷纷停排停写。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江苏代表在剧协召开的第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对“大写十三年”表示了一点不同的意见，当时上海市委的那个主要负责人闻讯，大兴问罪之师，竟派人到京来剧协进行调查质问。
面对这股逆流，广大戏剧工作者，包括剧协，特别是剧协主席田汉同志，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田汉同志反对“大写十三年”的错误口号，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过他的观点。华东会演期间，田汉同志亲自去上海，针锋相对地给参加会演的部分文艺工作者传达了当时文联负责同志在剧协常务理事会上的报告。剧协同时在北京举行了有关戏剧创作的报告会，批驳所谓“大写十三年”的错误口号，在戏剧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此，张春桥等人将田汉同志视为眼中钉，在华东会演期间，他们使用种种卑劣手段，孤立、监视田汉同志，并滥用权力，不许田汉同志上会演大会主席台。田汉同志被迫离开上海。
江青一伙野心家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步步紧逼向文艺界进攻。华东会演刚结束，在北京便发生了矛头针对文联各协的所谓“迎春晚会”事件。“迎春晚会”是一九六四年剧协举办的。晚会以庆祝一九六三年戏剧创作丰收为主题，有艺术经验交流座谈，有跳舞及其它文化娱乐，个别节目的确艺术趣味不高，但不能认为有政治错误。在当时“左倾”思潮下，晚会竟被诬蔑为对抗社会主义改造，是和平演变，是资产阶级进攻的反映。这个事件株连到文联各协，致使剧协和文联各协会多年来的工作被全盘否定，剧协和文联各协会被迫进行全面检查错误的整风。
在同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期间，江青一伙又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事端，向革命戏剧战线发起进攻。张春桥利用上海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大搞分裂活动。江青在会上与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大唱反调，肆意否定戏剧工作的成绩，贼喊捉贼地诬蔑各地剧团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戏是破坏社会主义，竟然责问“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充分暴露了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浙江观摩代表团的同志在小组会上指出这种现象同江青的提倡有关，揭露了江青一九六二年在杭州曾点看过这类传统戏，并强令剧团在报上刊登广告公开演出的事实。江青看了《简报》不但硬不认帐，反而要求中宣部进行追查。到了一九六八年，在江青的进一步威逼下，这件事在浙江就成了“炮打江青的反革命案件”。当年的观摩代表团团长俞德丰同志受迫害含冤而死，受株连的达二十余人，其中金韬、丁九、盖叫天等九人都被摧残致死。会演期间，那个“顾问”也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段，在闭幕式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耸人听闻地恶毒攻击田汉、阳翰笙和孟超同志，并把他们的作品《谢瑶环》、《北国江南》、《李慧娘》诬蔑为大毒草。这是江青一伙在京剧现代戏会演期间向戏剧界进行的一次猛烈袭击。他们的重点突破口是对着剧协和文联各协的。从此，对剧协及文联各协的压力一天天加重，斗争一天天尖锐起来。
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江青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在上海抛出姚文元写的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场反革命的急风暴雨又首先袭击到了戏剧阵地。接着，又抛出了与林彪共同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加紧了他们进行全面篡党夺权阴谋的步骤。《纪要》的中心是抛出了一条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把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自制定和推行的革命文艺路线，恶毒地诬蔑为“文艺黑线”，由此全面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成就和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传统；排斥一切中外古典文学艺术的优秀遗产，推行封建蒙昧主义；提出重新组织队伍的口号，为打击和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制造合法的理论根据。《纪要》贯串着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反民主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它是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反动文艺纲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在文艺、戏剧界强制推行《纪要》，给我国文艺、戏剧事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种影响至今在文艺、戏剧界尚未肃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剧协和文联各协以及各地分会就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被迫停止了十二年的活动，《戏剧报》、《剧本》月刊和全国各地的戏剧刊物也都被迫停刊。“四人帮”对剧协和文联各协强加了种种诬陷不实之词。现在，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剧协和文联各协自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始终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文艺方针、路线，与违背党的方针、路线的现象，特别是与江青一伙的反党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社会主义戏剧、文艺事业尽了力量，做出了贡献。“四人帮”站在反革命立场对剧协和文联各协的诬蔑、打击和陷害，有些同志为此长期受到迫害，恰恰证明剧协和文联各协是站在同“四人帮”斗争的前列的，是广大戏剧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所拥护的革命组织。粉碎“四人帮”后，广大戏剧、文艺工作者如此热烈希望剧协、文联各协的恢复，这就是群众最好的鉴定。
在“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十年间，广大戏剧工作者惨遭蹂躏。很多著名戏剧家和领导戏剧工作的干部，被诬陷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黑线人物，造成了大批冤案、错案、假案。这些冤、错、假案有的至今尚未平反。我们必须坚决地把这些冤、错、假案按照党的政策彻底纠正过来。
在这十年间，“四人帮”豢养的喉舌，如初澜、江天之流，独霸剧坛舆论，鼓吹“新纪元”论、“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他们用笔杀人，通过对《三上桃峰》、《松涛曲》、《园丁之歌》等一批剧目的打击和诬陷，制造了波及全国的大冤案。接着“四人帮”炮制了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阴谋文艺，于是《盛大的节日》等一批反党毒草纷纷出笼，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利用戏剧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面目。
在这十年间，“四人帮”把我国革命的戏剧作品和中外古典的优秀戏剧作品，统统打成封、资、修的黑货，禁止出版、发行和演出。他们否定一切革命戏剧运动的传统，把《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打成毒草。他们禁绝一切剧种的所有剧目，连《京剧剧目初探》这样的工具书也不得幸免。当时，霸占全国戏剧舞台的只有八出所谓“样板戏”，造成了八亿人民只有八出戏的可悲局面。这些革命现代戏大多是文化大革命前戏剧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它们得到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扶植和培育，成为群众喜爱的剧目。江青对这些戏的原作者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而后把它们掠夺过去，再加上他们的帮腔帮气，并把这些戏戴上“样板”的桂冠，成为江青自封“旗手”、“篡党夺权的资本”，成为他们政治上打人的棍子。文艺创作而有“样板”，定为模式，是文艺史上的奇闻，这种违反艺术规律的做法，是江青一大发明。作品一旦成了“样板”，艺术生命也就僵死了，根本没有什么创造、提高和发展的可能。因而，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戏剧工作者和群众的反对，但是“四人帮”不但不许稍有不同意见，而且不许在演出上稍微走样，否则就要遭到种种迫害，有的人因而被迫害致死。当然，这些戏本身并没有什么罪过，如果清洗了强加在它们身上的这些恶劣政治影响和艺术枷锁，重新公演还是会受到观众欢迎的。所有被“四人帮”篡改和诬蔑的作品都应予以纠正、平反、恢复名誉。
在这十年间，面对“四人帮”的法西斯暴政，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对“四人帮”破坏“双百”方针、全盘否定十七年的好戏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指责，成了她被杀害的所谓罪行之一。承德市矿山机械厂技术员董秀芝怒斥“四人帮”利用文化战线搞篡党夺权的阴谋，也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广大的戏剧工作者也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不少老一辈的戏剧家站在斗争的前列，用自己的鲜血为社会主义戏剧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许多戏剧家受尽了种种残酷的折磨，始终没有屈服，他们的名字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还有更多的青年同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如上海的朱锦多同志敢于揭发“四人帮”诬谄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而被捕入狱；山西的赵云龙同志敢于批判“根本任务”论，被迫害致死。特别是北京人民机器厂青年徒工遇罗克的斗争事迹是可歌可泣的。一九六五年，遇罗克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非常气愤，严正指出姚文元否定海瑞的论点，完全是反对马列主义、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观点。于是，他写了一篇一万多字题为《人民需不需要海瑞》的长文，（发表时被编者改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全面驳斥姚文元，并特意投到《文汇报》去，进行反击。后来，又在《中国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批判“四人帮”宣扬的反动血统论，还发表了其它富有战斗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九六八年，遇罗克因此以所谓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在审讯中他坚持真理，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在狱中写下了很多诗文。一九七○年，遇罗克惨遭“四人帮”杀害。临刑前，留下了绝笔诗勉励同志说：“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从容就义时年仅二十七岁！烈士们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他们将永远鼓舞我们在新长征的途中向一切反动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
最使我们难忘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岁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保护一些戏剧家，保护一些戏剧团体和文联各协的干部，他耗尽心血同“四人帮”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今天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他的关怀和帮助，后果更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五”前后，广大戏剧工作者情不自禁地冲破“四人帮”的种种禁令，奔向天安门广场，或以其它的方式，参加了千百万人民痛悼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斗争。终于在三年前，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党和国家得到了挽救！人民得到了胜利！戏剧也得到了解放！“四人帮”的危害固然给革命的戏剧事业带来灾难性的破坏，但在这场斗争中也锻炼了我们，教育了我们，考验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坚强了。
通过以上简略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自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到粉碎“四人帮”的十六年间，戏剧战线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党在整个文化、政治领域同“四人帮”进行殊死决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历史证明，十六年乃至建国后三十年来，我们的戏剧战线，包括剧协的工作在内，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四人帮”及其一伙则企图全部毁灭包括戏剧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以达到他们从根本上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我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四人帮”则企图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把专政的矛头对着人民群众，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戏剧界和整个文艺界实行极其残酷的反革命“全面专政”。我们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而“四人帮”则以帮代党，解散了包括文艺机关团体在内的一切部门的党组织，企图从根本上摧毁党的领导，实行反革命的帮派统治。我们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四人帮”则极尽歪曲、篡改的能事，甚至谎报下情，伪造所谓“最高指示”，取消党的文艺方针，特别是“双百”方针，妄图以林彪伙同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反革命文艺纲领来代替毛泽东同志的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总之，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斗争，反映在戏剧战线和剧协的工作中，也是十分激烈的，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