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础，又称为柱顶石、磉盘，其功能有三：荷载传递、防潮和装饰作用。柱础虽然是柱子的附属构件，但在外形上却是独立的。柱础由于很接近人们的视线，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构件，成为工匠们施展技艺的好地方，于是就有了随时代而变化的多种形制和雕饰，成为我国石雕艺术的一大门类。

　　在广东东南沿海即今惠州惠东、惠阳和深圳龙岗一带是全国唯一一处沿海客家地区。在该地区分布着数以百计规模大小不一、建筑年代不同、形式多样的客家围屋。这些客家围屋多建于清代，是粤东北客家自明末清初始迁入这一地区之后兴建的，是客家核心地域建筑文化在形成之后向外播迁发展的一个典型。

　　本地区客家围屋内柱础的制作材料均是采用花岗岩，其外形由上而下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柱质、础身、础座（图1）。本地区客家围屋内柱础使用位置主要位于围屋核心位置祠堂内中堂大木梁架檐柱和金柱处、单开间中上堂栏杆罩处和中下堂屏门处。柱础的形式丰富多样，但这些形式多样的柱础基本都是某种形式的细节变化。这些柱础大致分为鼓式、瓜楞式、四方式、花瓶式四种主要形式（图2-图5），其中花瓶式又可细分为圆形花瓶、四方花瓶和八角花瓶三种。

　　根据实地探勘，清代以来，柱础的形式表现出较突出的时代特征。为缕析其发展变化规律，笔者将各时期围屋内柱础形式按年代进行了分类统计。

　　经过对各时期围屋内柱础进行统计归纳，发现清嘉庆年间之前柱础形式较为单一，多为鼓式柱础（图6-图8）。相较于其它形式，鼓式柱础的上段柱质部较薄。鼓式柱础的出现时间并不明确，大致到明代时开始成为民间一种流行柱础样式，这一形式柱础在广东客家地区比较流行。

　　至道光年间，柱础形式日益丰富多样，开始出现四方式、花瓶式等。其中四方式和花瓶式柱础在当地使用较为广泛，直至清晚期，这两种柱础类型都是当地柱础的主要形式（图9-11，图12-14）。早期四方式柱础其层次较少，束腰较粗；而晚期层次丰富，多横向向外出跳三次，础身与础座和础质部的束腰也更细，这一变化与瓜式柱础的变化特点一致。花瓶式柱础亦是越往后期束腰越细。至道光年间，瓜楞式的柱础开始在当地广泛流行（图15-17），这一形式柱础上所刻瓜之图案有寓意瓜迭连绵、子孙万代之意，故较受当地客家人喜爱。

　　在珠三角广府地区传统建筑当中四方式、花瓶式、瓜楞式和八角覆钟式柱础都是常见的柱础形式。在珠三角广府地区，八角覆钟式柱础在明代与清初年间较为常见（图18-19），之后较少见有该式柱础。本地区则出现在清乾隆年间，且并不普及。四方式柱础则是珠三角广府地区清代一种常见的形式，它的变化也与本地区四方式柱础变化规律一致，早期的层次不多，后期的层次丰富（图20-21）。花瓶式柱础和瓜楞式柱础大约自康乾年间开始在珠三角广府地区出现并盛行，而四方式、花瓶式和瓜楞式柱础在本地区的流行时间大致是在嘉道年间后（图22-24、图25-27），在流行时间上较广府地区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在形式变化上，珠三角广府地区的柱础也表现出越到后期柱础的束腰愈趋明显的特点。由此可见，本地区客家围屋内柱础形式的变化主要是受到珠三角广府地区的柱础形式的影响。

　　另外，本地区存在的这种柱础形式的演进并非是一种替代性的演进，而是一种层进式的演进。像前述鼓式柱础直至光绪年间仍有使用，当然其形式上出现了束腰更细的变化。还有四方式柱础，早期那种层次较少、束腰较粗的形式在清光绪年间仍然可以找到，这说明一些新形式柱础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取代一些老式柱础，一些原有形式的柱础仍会继续使用，当然其使用范围已大大减小。这点与珠三角广府地区的柱础形式变化规律则有所不同，以四方式柱础为例，到清代晚期，四方式柱础均是那种层次丰富、束腰较细的，那种层次简单，束腰较粗的柱础已难觅踪影，其演进表现出一种替代性的特点。

　　建筑构件在历史建筑的断代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石柱础本身坚硬的材质、抗腐蚀性强，在历史建筑历次维修中得以继续留用的概率高。我们可以通过对已知建筑年代的柱础这一构件进行大量对比，从而较准确归纳出这种构件的时代特征。之后，在此基础上便可去推测那些建造年代不详的客家围屋的大致建造时期。故柱础形制研究对历史建筑断代有着重要的意义。

图1大岭镇朝议第中堂檐柱

图2崇林世居（嘉庆三年）

图3会龙楼（光绪十二年）

图4龙墩世居（道光年间）

图5碧滟楼（光绪十九年）

图6石狗屋（康熙八年）

图7桂林新居（乾隆元年）

图8正埔岭（嘉庆八年）

图9鹤湖新居（乾隆四十五年）

图10吉坑世居（道光四年）

图11荣田世居（光绪十四年）

图12茂盛世居（道光年间）

图13会龙楼（光绪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