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湖 李怒舲/摄

    沙尘暴、空气污染、水资源匮乏、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从政府到百姓，各行业、各领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环境、拯救家园，以应对人类前所未有的困境。作为人类精神进步的推进器、思想启蒙的重阵，文艺在人类的突围中应起到什么作用？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如果不是仅限于科技的进步，那么人文学者需要以怎样的姿态介入？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鲁枢元教授。

    1.面对当下生态危机这一全球性问题，文学艺术起着怎样的作用？应该有何担当？

    自上个世纪末介入生态批评领域以来，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对文学艺术以及相关的人文社会学科始终是充满期待的，这或许是基于我自己对生态危机成因的解释。

    在我看来，从世界范围讲，近300年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偏颇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擅理智，役自然，无限营造人间福利”，启蒙运动以来的这类哲学理念、价值观念、道德意识、伦理导向引导人类社会渐渐走上生态危机的凶险之路。从根本上讲，生态危机是一个观念问题，当然也是一个美学问题、文艺学问题。生态危机也是精神危机，如何看待自然，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改变生态危机必须首先从改变现代人的观念做起，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及相关人文学科也就肩负着理所当然的责任。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也许仍不过是以往“文艺改变人生、矫正世界”主张的延续。

    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个安全问题，即生态安全问题。数十年后，生态灾难给世界带来的安全威胁也许要超过恐怖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建构生态文明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需要，实际上也已成了人类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国文学艺术界对此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

    2.作为多年致力于生态文艺学研究的资深学者，您认为挽救生态危机最关键的切入点应该是什么？

    挽救生态危机，我认为改变观念才是釜底抽薪的解决之道。目前，希望通过技术的不断革新、管理制度的不断强化来解除生态危机，只不过是扬汤止沸，做得不好还会变成火上浇油。比如，“低碳生产”、“低碳经营”、“低碳消费”在当下已经炒得火热，但如果不从改变现代人的生活理念着手，亿万民众全都认定只有住进豪宅才是美满、开上轿车才是发展，嚣张的房地产业、疯狂的汽车工业就无法遏制，那么所谓低碳生活的种种宣言就是空谈。说不定种种“低碳”的理念反而会被投机商家利用，从而排放更多的“碳”。许多学者的思想还陷在现代理性主义、现代发展主义、现代消费主义以及现代资本市场逻辑的泥沼之中，以己之昏昏何能使人昭昭？

    3.在生态意识和生态关怀方面，西方文艺界的情况如何？与西方相比，我国的生态批评有哪些不足？

    我们不妨首先回顾一下文艺思潮史。西方现代化的进程至少已经300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对较短，只有100年左右。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文艺思潮的主流总是要求文学艺术为大众服务，为革命服务，为发展经济服务，为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服务。这种“服务式”的文艺路线，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显然是同向并行的。遗憾的是美学领域的法则与工业社会的法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本雅明看来，自然是艺术美学的基础，而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以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为代价的，甚至不惜把自然变成了一片美学的荒原。若干年后，本雅明的这一论断在美国生态批评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得到了验证。日益加剧的技术化、市场化过程同时也将人类的精神价值排斥到日常生活的边缘。按照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逻辑，无休止的发展进步注定要伤及自然、生态以及人心、人的精神。文学艺术不应一味地顺应工业社会的逻辑，而要在审美的层面有所反拨。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强调文学艺术创作实践以及美学、文艺学理论研究对于时代与社会的顺应与服从，而缺少对时代与社会问题必要的警觉与批判。在西方，工业社会刚刚拉开序幕，就遭到文学艺术家与批评家的怀疑、对抗与抵制，在法国有卢梭，在德国有浪漫主义运动主力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荷尔德林，在英国有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在俄国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印度出了一个泰戈尔，日本出了一个川端康成，他们都在以文学的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主义抗争，捍卫自然与人的天性，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２００８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此类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现代中国尚未出现，沈从文倒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却被半道摧折了！欧美的现代派绘画、音乐、诗歌许多是以反现代性确立其先锋立场的。日前我到台湾，在台北市美术馆看到高更的画展，58件真迹令人震撼。高更的艺术精神体现在哪里？这个富有的巴黎证券经纪人本“不差钱”，却非要自讨苦吃，远离现代工业的都市文明，跑到布列塔尼岛的原始丛林去过一种近乎荒蛮的自然生活。在差不多同时代的美国，也出了一位厌恶工业文明、一心回归自然的“怪人”——《瓦尔登湖》的作者亨利·大卫·梭罗，现在他们成了生态批评界的“圣人”。中国的现代化理念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来的，现代中国人缺乏现代性反思的自觉，认定步入工业化的现代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是社会的进步，岂不知现代化进程中也布满了陷阱、牢笼以及随时可以成真的噩梦。

    4.我国生态批评发展的现状如何？回应是否到位？是否已经形成应有的生态自觉意识？

    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界的生态意识是极其薄弱的，我们民族文化中历史悠久的自然哲学、生态意识，比如老庄哲学观和陶渊明的诗意人生观常常被当作消极倒退、落后蒙昧的东西轻易抛弃。这种状况甚至一直持续到目前。当前我们国内一流的理论家、批评家还没有真正投入到生态批评领域中来。

    由于生态批评要对以前的许多主流观念从根本上进行反思，有时会产生一种类似拆解、颠覆的效应，生态批评者对于社会现状常常需要“报忧不报喜”，不能习惯于做“喜鹊”，而要不怕做“乌鸦”。从当前生态批评的现状看，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的学术界还是顺着说的多，逆着说的少，甘做“乌鸦”的人不多。不过，由于生态危机情势的步步紧逼，认同生态批评的人较之10年前也渐渐多起来了。

    5.您认为目前我国艺术实践中各艺术门类在生态关怀方面行动如何？

    我的视野狭窄，关于各种艺术门类在生态关怀方面的具体表现，只能就我所见略说一二。近年来许多生态摄影令我深深感动，如为坎昆会议提供的那些专题照片，赵尚渝的《永定，永定河》、邱波的《被掩埋的童年》、邓佳的《癌症笼罩村庄》等。这些摄影艺术家冲破层层阻力，深入生态灾难的腹地，向人们揭示了许多被遮蔽的真相，在海内外舆论界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应当向他们致敬。文学方面，具备明确生态理念的作品有韩少功、张炜的小说，于坚、华海的诗歌，徐刚的报告文学以及方敏、郭雪波创作的关于熊猫、狐狸、沙漠狼的系列动物文学作品。当然，体现生态关怀的作品不仅局限于描述环境污染、物种锐减方面的题材。我们说的生态不仅指自然生态，还包括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那么凡是深刻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脉搏的作家、作品，如莫言、阎连科、周大新、李佩甫、周同宾等人创作的以当代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诚挚的生态关怀。最近，年轻的女评论家梁鸿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在梁庄》，更是以深切的同情、细腻的笔法记述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在当代的生态困窘，启人深思。

    6.从生态关怀的角度看，我国的电影艺术实践如何？

    就生态关怀而言，我还没看到国内真正有人用大投资去拍摄表达生态问题的影片（《可可西里》是个例外）。在外国影视界，有很多与地球生态困境相关的大制作，如《后天》《洪水》《阿凡达》；还有中等制作如《生化危机》《尼斯湖水怪》《冰冻蜘蛛》《末日地火》。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晚年的作品，如《八个梦》《八月狂想曲》《德尔苏·乌扎拉》等，也渐渐回归自然，表现出浓郁的生态情怀，令人肃然起敬。我说过，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个安全问题，我们需要富有警示意味的生态影片。然而，中国电影的走向，看似烈火烹油、满汉全席，我却觉得担忧，尽管资金投入越来越雄厚，制作技术越来越发达，场面越来越宏大，特技越来越高超，但影片的精神内涵和情感内涵却越来越稀薄，对人性探讨的深度远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一些能左右中国当代电影市场的大导演捉襟见肘，连一个好剧本也拿不出，或改编古典，或翻拍经典，常常沦为越改越糟、越翻越烂的无效劳动；以往是导演发现人才、培养明星，现在倒过来了，导演看谁是有卖点的“明星”，就抢去拍电影，电影界实际上失去了审美的大智慧与艺术的原创力。最近，我看了一位著名导演在国内著名媒体上的一大篇真诚的自我表白，把我这年逾花甲的老书生也感动得心神激荡，赶忙买了票去观看，看到的却是把一个泣天地动鬼神的古典悲剧摆弄成了闹剧，影院里嬉笑不止，让我大有上当受骗之感。此时我才领悟，票房的成功原来是因为做足了“宣传”。据说，一个亿的制作费，有时竟可以拿一半去做前期宣传！当下中国银幕上的许多超级导演，都成了圈钱的超级高手。

    7.音乐界的情况又如何呢？

    音乐方面，我是门外汉。我只是感觉在我们的音乐高等教育中，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是理性主义和技术主义，突出表现在声乐教学对于“科学发声”的迷信，把歌唱者当作一台精密的发声机器加以训练，而忽略了歌唱的自然属性，比如民族属性、地域属性、歌唱家的天性。新世纪伊始，歌唱艺术受到的另一种冲击是市场化，在资本这只“无形之手”的操纵下，音乐完全成了商品，被纳入商业运转与时尚消费的轨道。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火车加速、高速公路拓展，人们的歌唱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似乎都在效仿一种叫做“RAP”的唱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舒缓自然的校园歌曲风格已成明日黄花。其实汉语的发音和语速、声调并不适合西方“RAP”的风格，反正我听起来总觉得不伦不类。令人欣慰的是，原生态唱法又被提起，尽管其中不乏猎奇心态。刘索拉是一位“西化”色彩浓重的音乐人，深入西方音乐的堂奥之后，反而回归中国的地域、民族、乡俗、传统，撇开西洋的科学与技巧，修炼起“人声”的歌唱艺术来，这是引人深思的。最近以一曲《忐忑》突然走俏海内外的龚琳娜，在吸收民歌、戏曲、曲艺等传统唱法、声腔基础上，使歌唱艺术重归“天籁”，也可以看作是音乐向自然的回归。

    8.要创作富有生态精神的优秀作品，关键是什么？生态美学如何才能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实现？

    我重申一下，要创作出优秀的、富有生态精神的作品，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观念的转变。文学艺术作品不一定非得表现污染、公害、环保、节能、救助动物、退耕还林等主题，关键在于对工业文明、现代社会深刻的认识与恰当的评价，从生态系统的立场和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定位出发看世界，重新审视那些被认作无可挑剔的理念，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劳动的价值”和“幸福的意义”。有了深切的生态观念与诚挚的生态关怀，那么无论写什么都可以是生态的。

    我从事生态文艺学理论与生态批评的教学与研究，但从来不认为作家、艺术家要接受理论家、批评家的指导；当然也不认为理论家、批评家非得靠作家、艺术家挣得饭碗。我认为这两类人是可以“自说自话”的，先成为独立的自由思想者与自由创造者，然后互相碰撞，自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

    今天，随便打开一张报纸，或一个频道，都会发现有关生态问题的言论，这足以说明，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现实性的话题；生态关怀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我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历来就有关注现实、紧贴时代的传统，我相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终究不会疏离于这一时代精神的。

    声音

    一味强调感性愉悦，可能削弱人的价值判断的公正性，使人的价值判断变形。如日本动画片中一些儿童有早熟倾向，还有一些作品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在日本不播而专门针对中国青少年搞反文化、反道德教育，使中国下一代逐渐丧失道德观和正义感；日本动画游戏设计成杀中国人越多武功就越高强，只有击落中国飞机才能获胜，使孩子们从小就接受文化暴力观和侵略合理观，这是典型的非正义性。这说明民族文化偏见、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强者为王、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灌输是多么可怕，但媒体却以“好玩”的名义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这种价值颠覆。

    大众读图时代，人们只是在看而不是深究在“看什么”，不去想图像背后的价值观。人们看的是浅化的图，不再追问，不再思维和判断。如一位西方著名雕塑家说，洲际导弹是当代最好的艺术和图像造型——这已经丧失了起码的艺术精神判断。美国攻打巴格达，恐怖主义者攻击世贸大厦乃是人类之大不幸，然而却有不少大学生说这是比“007”系列电影更好看的“大片”——如果这些洲际导弹是飞到他的家门前呢？思想的幼稚化、精神的感官化、生活的非意义化成为当代精神低迷的主要表象。——王岳川

    早在100年前，俄国思想家费奥多罗夫就已经预见到了人在地球上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的剥削活动将会造成的灾难后果。他清醒地预告了生态末世前景：“土地贫瘠，森林消失，气象恶化，表现为洪水和干旱——这一切都证明将有一天会“大难临头”，这提醒我们对此警告仍不可以掉以轻心……就这样，世界走向末日，而人甚至以自己的活动促进了末日的接近，因为剥削性而非建设性的文明只能导致加速末日来临的后果。”而造成这一切的，恰恰是因为“人已尽其所能地作了一切恶，无论对自然（因掠夺而使自然荒芜和枯竭），还是对他人（发明杀人武器和彼此消灭的手段）”。——梁坤

    生态文明时代作为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随之需要美学的转型。事实证明，生态文明是一种建立在对传统工业文明之弊端进行反思和超越前提下的崭新文明形态，是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与此相应，要求美学学科从适应工业文明之理性主义美学发展到突破理性万能的生态美学。诚如20世纪后期国际著名理论家杜夫海纳、帕斯默与今道友信在关于新世纪美学的对话中所说，“要建立生态伦理学美学；使人和自然处于适应状态，把自然作为生命体而尊重其存在的价值。”

    当代生态文化对近200年来工业化过程中因践踏自然、破坏环境所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的批判，说明当代美学和文艺学建设中“自然纬度”之重要和生态视角之“不能缺席”。特别是2003年SARS病毒的蔓延，更加成为我们在包括美学在内的文化建设中重视自然纬度的里程碑。——曾繁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