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近照
“我对文物收藏界的影响不像朋友估计得那么乐观。”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谁在收藏中国》《谁在拍卖中国》《谁在忽悠中国》)出版后，很多人都愿意大书特书吴树揭露收藏市场黑幕的贡献，将他形容为一个以笔为矛的斗士，矛头直指中国文物的危机现状。但63岁的吴树不想强调自己的影响，说自己只是尽到了一个文化人的良心而已。
的确，吴树用他晚年的实践，践行了他一辈子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做了一个作家该做的事。
潘家园里花钱买故事
200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一个几岁的小女孩指着商代的青铜器，对父亲说：“爸，这个我们家有。”走到一件官窑边，她说：“这个，我们家有。”看到“唐三彩”，她又说：“爸，这个我们家也有。它们都是在潘家园买的吧？”父亲不置可否。在他们身旁，吴树一直好奇地跟着这对父女。他去过很多国家的博物馆，可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而且还是出自一个小姑娘之口。
“假如小孩子把国博的藏品都看成和潘家园一样的，那中国文物的信誉是不是出现危机了呢？”这一幕直接刺激吴树投入对文物收藏市场的调查中去。
但那时，吴树还是一个病人。他从老家江西九江电视台退休后，原本想去法国参与一个文化项目，却刚一签约就晕倒，赶紧被送进医院，于是就在北京留了下来。
“我接触文物收藏，纯属偶然。”吴树说，当时因为自己生病，有些朋友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疼痛感，就带他去潘家园转转。巧合的是，吴树租房就在离潘家园很近的双龙小区，没事就可以去看一下。
到了潘家园，一看有那么多古董，吴树第一反应便是：肯定卖不动。之前他到哪儿，都喜欢去博物馆看看，却都以为那些藏品是真的。这下他终于开始涉足真假难辨的文物市场，并越走越深。
吴树第一次买东西的经历，其实也纯属偶然。一次，九江的朋友告诉他，有一个老农在河边挖到了一堆“烂罐子”，好像是高古瓷，让他去看看。“卖不动吧，要是真的，会好贵的。”吴树想，干脆只是去看看而已。
一到农民家，农民正在拿稻草擦罐子。10件东西，擦了8个，外面的釉很多都擦掉了，只有两件还没来得及擦。当时吴树没半点专业知识，后来才知道，刚出土的陶瓷文物，一般都得风干半个月，再拿毛刷子轻轻刷土，最忌讳刚出土就又擦又洗。
剩下一个没擦的罐子，一边看着像个鸡头，一边看着像个火炬。他拿不准，就给浙江懂行的朋友打电话。朋友说，看看胎底，有没有火石红。吴树一看，果然有。后来，朋友判断这是西晋的“鸡头罐”。
一谈价钱，老农说一件200元。吴树干脆把10件东西全买下了，给了老农2000元。同去的朋友还嘲笑他：“就这堆破罐子？你是不是扶贫来的，给这么多！”这是吴树第一次接触文物的价格，他相当怀疑，觉得这东西如果是西晋的，怎么会这样便宜？
回到北京，吴树把其中一件水鱼拿去潘家园鉴定。第一回，一位鉴定人士说这值三五百块钱，吴树想这倒好，把十件都卖了，还不会亏呢。没想到刚一出门，就被另一个人抓住了，开价2000元一个。“一下翻十倍，不得了！”吴树刚准备走，一看吴树不卖，商贩竟出价一万。这下吴树明白了，文物不仅买得起，并且价格翻起番来不得了。
初战告捷的刺激下，吴树成了“潘家园寻宝大军”的新成员。那时候，他花了10多万元去淘宝，什么元青花、官窑，最时兴的文物他都买过，可结果请专家一看，全是假的！“稿费没挣到多少，净投进去了！”吴树笑道。
后来，他便开始研究潘家园，“花钱买故事。”这也成为他调查整个文物市场的切入点。因为，这里以“近乎机器生产的速度，创造出无数个财富神话”。他专门去找那些所谓的“鬼贩子”，最终是想找出那些东西的源头来。后来，他锁定了一个目标，周围的人都买这人的东西，他就是冷落，光看不买。被折腾了大半年，摊主终于答应吴树，带他去北京东郊一个专门倒卖文物的村子。一到那儿，“要不要自行车？”的声浪便充斥着吴树的耳朵。不过，那里并没有吴树想要看到的东西，只有一些清代或是民国的玉牌。
6年来，随着调查的深入，吴树的足迹遍布了国内的文物大省，他从盗墓开始探究中国文物市场的生产链。当然，各种危险和刺激也纷至沓来。一次，他遇到一个盗墓的人，那个退伍军人竟然看过他的书，并从家用摄像机里调出了吴树在电视节目里的录像。这时吴树很紧张，心想暗访被人家发现了，一定很麻烦。没想到，那位仁兄却说：“看了你的书，正好有些事想跟你讨论呢！”
一次在老家江西，吴树和另一位女记者以买东西为诱饵，暗访盗墓情况。正好在谈价时，女记者的闪光灯却亮了。四五个人顿时围上来，叫嚣着要抢走相机。吴树那时心想，这下跑也跑不掉了。不过，老头挨打也比小女孩挨打强点，便反守为攻，对那人说：“这是我外孙女，放假跟着我一起来玩的，每家都拍，没什么。再说，你怕就别干这活！”这下反而把那几人吓住了。后来，吴树赶紧买了两个便宜的就走。
这事却还没完。由于和吴树的沟通有误，后来女记者所在的报纸上登了那张照片，当地公安机关顺藤摸瓜，一下抓了四个。“这回让我在江西扬名了，比写几本书都管用！人家都说，‘吴台长’做得不地道！”吴树后来只好对那名记者说，你也没做错，但吴老师不会这样做，因为暂时还得做调查。幸好，那时吴树第二本书也写完了，就不用再去冒险了。
不过，在吴树眼里，这些冒险都是些快乐的事。“我喜欢折腾，何况有病，需要一些刺激。上至国家专家，下至行家里手，我收获了太多的离奇故事。”
发现文物的明暗生产线
从第一本书《谁在收藏中国》开始，到《谁在忽悠中国》结束，吴树始终关注在文物市场中人的状况，描写人性的复杂变化。在他笔下，许多人一夜暴富，但更多人瞬间倾家荡产。无论是哪种人，他并没有将复杂的采访对象简单化、脸谱化或妖魔化，而是将他们视为时代剧烈变迁下的众生百态。
吴树一直在写一些普通人的故事，写他们如何受欲望驱使而走上一条不归路。如一些参与盗墓的农民，他们被“诱良为娼”，但在利益分配时，这些人往往只能分到百分之零点几的利润，反倒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最容易让公安抓的也是他们。
这种现状，让吴树内心矛盾纠结，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写出一曲曲悲歌。比如，他书中写了一位曾是一言九鼎的老支书，后来却变成万人不齿的盗墓贼和阶下囚。吴树通过对老支书每天拜太阳的隐喻，抛出一个疑问：假如那些“偶然的机会”悄悄降临在我们跟前，又有多少人能凭借自己的双手高高擎起良知的火炬，去点亮灭黑的光明呢？
吴树的调查越往后走，越是深入。因此，他的三部曲尽管故事分类有重合的地方，着力点却不一样，具体的故事也不一样。他首先接触的是各地所谓旧货市场上的古玩商贩们，这部分在文物市场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这里有很多骗术和故事，不过吴树冲破重峦叠嶂后，将他们铺设陷阱的手段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商贩们说“这是我爷爷那辈传下来的东西，他也喜欢收藏，在我小时候看见他拿鸡蛋跟人换的”；第二阶段，商贩说“这是我自个儿挖的出土文物”；第三阶段，商贩说“这是我儿孙辈在国外留学买回来的，他们度假时去了欧洲庄园，看见老头挤奶的罐子是清代官窑，原来是八国联军抢去的啊！”其实，那些东西百分之九十几都是赝品。就像吴树说的，文物市场上95%的人是来投资，只有5%的人是来收藏。结果便是有95%的人买到的是赝品。
吴树的第一部书，主要就是关注这些收藏市场表面的乱象，并得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结论。到了《谁在拍卖中国》，他就没有停留在对现象的关注中，而是开始着力于研究市场后面的人是谁。吴树发现，他们有些是知名收藏家，利用自己掌控的部分文物和对文物的话语权(包括对文物的定价和认知)，在不同的阶段跟随“幕后老板”的步调进行“煽风点火”。比如，“老大”炒清代官窑，他们就炒“回归瓷”。二者炒作手段相差无几，只是“老二”的拍品在级别、品位上略逊一筹。“他们通常掌握着一些高仿品，跟二三流拍卖公司进行合谋。”吴树说。
“老大”，则是一些国外拍卖公司和国内利益集团。吴树认为，中国文物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已经受控于国外拍卖公司。比说，国外拍卖公司把所谓元明清的官窑天价卖给中国买家，相反一些比这些东西珍贵得多的文物，如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夏商周朝的青铜器，甚至一些非常珍贵的高古石像，都被低价贱卖出境。“我们这个时代的收藏热，其实导致了西方在资本的恶意操纵下，再次从中国人身上攫取文物资源。”吴树的第二部书，本质上揭露的是谁在拍卖，谁在中招。
《亚洲周刊》将这本书评为了2010年十大好书， 理由就是吴树发现了中国文物的明暗生产线。吴树总结，在中国文物市场开放后，外国拍卖行制造的“艺术品暴利效应”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全民淘宝”运动，使得中国古玩市场上的古董供不应求，直接孵化了一条由“三盗”人员(盗墓、盗捞、盗窃)和走私者、销赃者、制假者组成的黑色文物产业链。
“很多人都说盛世收藏，我说眼下最需要的是盛世危言。文物大量流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由于标本的缺失，以后我们有些历史段落，将不得不由大量掌控中国文物重器的外国人来写！”吴树认为，中国文物流失最严重的时期就是近20年，文物流失数量已经超过了近代战争中文物遭劫的数量。
接下来，吴树不由得要去疑问：在西方资本操纵下，为何那么多中国人要去买？为何媒体一直在鼓劲？某些人打着爱国旗号，却把买回来的东西圈在家里，没有捐，只是等下家，为什么？
这些疑问，便是吴树想用《谁在忽悠中国》阐释的，他想表现中国人民族性的一面，毕竟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说谁在忽悠中国，其实结论是自己在忽悠自己啊！”
吴树很欣赏理由先生在《谁在忽悠中国》序言中所写的：当人们清晨端起一杯牛奶都为其品质忐忑不安时，相比楼市狂飙等诸般大事，矫正文物收藏乱象并非当务之急。
6年多时间，考察了几十处文物市场，行程数万公里，吴树最终希望是通过全民收藏运动为切入点，让更多圈内圈外之人思辨我们这个民族时下至关紧要的大局。
为文者岂能止于隔岸观火
参与中国文物市场的人数众多，为何只有吴树站出来，描写其中的种种罪恶？他的回答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吴树解释，这无非是因为圈内人知道，却没想到而已；这工作也不是没人做，而是没有人集中去做。吴树说，自己在圈内外之间摇摆，所以能时常跳到圈外，写出人人心中所有，却是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但他从不说自己的具体影响。“作家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提出问题的人，我把现象摆出来了，这就行了。”吴树介绍，许多相关部门领导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就是改不了，比如修改《文物法》、反对西方拍卖公司控制话语权等。
很多人说，吴树做这件事是出于正义感。但他明确说，“什么都不为”。“我不是为了所谓的正义，这只是一个病人的宣泄，对身体有好处，之后便释放了很多。”而要说胆量，吴树觉得出版社更有胆量，因为这三本书矛头直指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到底了。”三本书下来，吴树觉得，对于文物市场该说的都说完了。他呼吁修改《文物法》，避免大量文物在民间流失出国的情况，还出主意在一定的时间施行“大赦”，让这些“文物私生子”合法化，在国内拥有交易权；他指出《拍卖法》应该去掉免责条款，因为这“管真没管假”；他希望能有一个文物的鉴定标准，将国家的鉴定体系立起来……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吴树说，自己已经是一个半死不活、行将就木的人，只是喜欢传统文化，不愿意让它们流失，而做了一些呼吁而已。
有意思的是，吴树在揭露文物市场黑幕的同时，也一直参与其中，并乐此不疲。他自称“垃圾队队长”，买过许多“不值钱”的高古瓷。其实，他是沉迷于文物的鉴赏享受中，并没有怎么考虑经济价值。
虽然已经将市场的种种乱局剖析得淋漓尽致，但将来他还打算写几本有关文物收藏的书，这几本将是以故事为主的虚构文学。第一本是中国收藏史的故事，这本不属于纪实的书，将梳理从古至今的收藏故事，写写这几千年来都是谁在收藏。
还有一本，则是吴树很看重的长篇小说，描写一名“惠安女”如何走入收藏市场的故事。他在潘家园认识了这样一位来自福建惠安的女子，还曾去福建她的家里住过一个星期。他介绍，惠安女在历史上曾很受歧视，生活相对艰难，如今却恰恰相反，拥有了相当的经济地位，比起出海打渔、干重体力活的男同胞挣得还多，这些第一批到潘家园的惠安女的故事很有意思。“小说或许能比纪实文学流传更长时间，对作家来说人物的个性毕竟更重要。”
吴树认为，光靠责任感，是出不了作品的，自己能写这几本书，更多是因为自己从小的作家梦驱使。退休前他曾当过十几年电视台领导，往往花了大量精力在应付公事上，没时间写书，但没想到退休后却终于实现了，还是抱病写出的。
小学时，吴树就开始投稿到中国少年报，到初三时发表了第一个作品，并用稿费买了一个篮球。高中时他成为知识青年，下乡，一边生病一边劳动，在这种情况下，靠写作一天挣两三毛钱稿费。当地的农民和吴树感情很深，后来居然联名写信给公社，呼吁让这位患有肺结核、胃病的“伢儿”去当老师，否则他熬不下去了。后来，吴树成为了一名“赤脚老师”，在村里教书。而跟吴树一起下乡的同学中，共有5个得肺结核的，结果竟然只有他一个人死里逃生了。“从那时起，我就对农民有很深的同情，这几本书中当然也会体现。”
1980年代，吴树30岁到40岁期间，他当了十年图书馆馆长，“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当时，他把权力都交给副馆长，自己则大量阅读西方经典哲学书籍。之后，他便成为电视台领导，天天审查节目，用他的话说是耽误了十几二十年，没有学到什么，或者做到什么。
“有饭半分饱，无官一身轻。”吴树50岁出头便退居二线。2002年，他退休后第二天就把东西从办公室搬回家，“那时觉得自己人生的春天又回来了。”两个儿子都在北京，他也在北京过了十来年，并完成了自己的作家梦。
下一步，吴树并没有停笔的意思。他准备写关于教育的书，因为这比文物“要命”多了，当然也难写多了。和写文物一样，他也是因为一个小故事而起写作的想法：小学生用红领巾自杀。“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吴树希望，他写的书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而是让所有人去思考，这几十年来，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失去了哪些，因为文物市场是商品社会的缩影。
“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直思考，这几本书肯定不是鼓励大家去当暴发户的，而是一种警示——假作真时真亦假。”吴树说，文物市场是这些年来社会上负面东西的集中反映，涉及人数众，数额大。在其中，文化就像手机贴膜一样，经济利益才是核心。整个一个“全民收藏”运动，已经演变成一场“全民挣钱运动”。
“我虽然时常刚愎自用，但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吴树打趣道。他说自己人微言轻，不会高估自己的影响。“只是凭着一颗文化良心在做事。”他认为，他的书相关官员人手一册，却也无能为力，恰恰说明改革的难度之大。
但就像他在书中所写，面对数千万苦苦挣扎、酣战在一个败局已定的战场上，即将全军覆灭的淘宝战士们，为文者又何甘坐视生灵涂炭，止于隔岸观火？吴树希望，金钱万能、精神颓废、道德沦丧、文明湮灭……这些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千万别如同收藏界那些虚妄诡诈之局一样，被人化小、化了，或高高挂起。（张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