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上午，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因病在上海仁济医院病逝，享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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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惠芬中年时的演出照

晚年的闵惠芬演出一瞬

二○一三年在无锡担任金钟奖二胡比赛评委的闵惠芬与邓建栋（左二）、宋飞（右二）等一起演奏。

闵惠芬下基层到甘肃为矿工们露天演出

　　中国特有的弓弦乐器二胡，一百多年来走了一条崛起之路、超越之路，由默默无闻、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乐器，一跃而成为具有浓郁民族韵味、时代气派、高难度演奏技巧、震撼世界的现代乐器，象征着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富于创新的艺术智慧。闵惠芬作为弓弦乐器大师，以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与呕心沥血的求索精神，极大推动了中国二胡艺术的发展，引领着几代二胡人，将中国二胡演奏事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她以一生的艺术实践，建造起一座二胡音乐丰碑，同时，也成为中国民乐界的旗帜性人物。

　　少女时代 一鸣惊人

　　18岁的闵慧芬拉开了中国二胡艺术进入一个崭新时代的帷幕，并影响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二胡艺术的发展。

　　世界上任何艺术比赛，总是以参赛者整体的水平衡量大赛之含金量。1963年的第四届“上海之春”二胡比赛，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所有全国性二胡比赛中高手云集、强手如林的一届，闵惠芬时年18岁，以第一名力压群芳。正如担任评委会主任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所说：“别看她年龄最小，她的演奏最有音乐感！”这届二胡比赛也成为中国二胡音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缩影。

　　闵惠芬之所以能够一举夺魁，是和她家庭的音乐熏陶，个人的艺术天赋与刻苦勤奋，江南水乡的人文地理环境以及得到闵季骞、王乙、陆修棠三位名师指点打下扎实基本功与演奏技艺分不开的，从此确立了她二胡艺术的独特风格与美学倾向基调。闵惠芬志存高远，她将那次比赛视为人生新的起点，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日夜刻苦练习，从舞台实践中积累经验，吸取民族音乐元素，极大地扩展了艺术视野，在二胡演奏艺术领域逐渐走向成熟。

　　1974年她调入中国艺术团，在这一时期的外事和国内演出中演奏了《江河水》《赛马》《喜送公粮》《红旗渠水绕太行》等乐曲，尤其是《江河水》，以大幅度感情起伏，鲜明力度对比，浓郁的民间音韵，歌唱性的出色发挥，将乐曲深沉悲愤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大师奥曼迪观看演出后说：“美丽的闵惠芬小姐，是位天才的演奏家。”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听后伏案恸哭，说她的演奏“诉尽人间悲切，使人听来痛彻肺腑。”尤其是1975年电影舞台艺术片《百花争艳》拍摄完成在全国各地放映后，她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以其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和感人肺腑的音乐魅力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在中国二胡史上开辟了一个以女性形象为主体的“闵惠芬时代”，影响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二胡音乐艺术的发展。

　　青年时代 登峰造极

　　闵惠芬首演的大型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在她的艺术生涯中犹如一座造型宏伟、高入云霄的标志性建筑，至今难以超越。

　　任何国际级演奏大师都有自己演奏艺术的辉煌时代和百听不厌的经典名曲，成为时代艺术的里程碑。大型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既是作曲家刘文金音乐创作的里程碑之作，也是演奏家闵惠芬二胡音乐演奏的里程碑。乐曲的创作动机与形式选择，是他们两人几乎在同一瞬间“心有灵犀”萌发而出的灵感。

　　1978年夏末，中国艺术团赴美国访问演出之际，在参观纽约联合国大厦时，一幅巨大的万里长城彩色壁毯几乎覆盖了大厅正门的整个墙壁。它气势雄伟，光彩夺目，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注入了到访的中国音乐家的每一根血管。刘文金曾回忆：“当大家带着沉思缓缓走出大厅时，我和同行的闵惠芬同志几乎不谋而合地想到，应该用我们自己的民族器乐形式，去抒发当代人们对于古老长城的感受，讴歌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和未来。出于专业的敏感和本能，天才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竭力主张采用二胡协奏曲的体裁。我同意了，并达成了将来由她担任主奏的‘君子协定’。”

　　乐曲以《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遥望篇》四个乐章结构全曲，用慢板与快板的交织和二胡擅长于抒情性和歌唱性的特色，在展开与变化之中表现中华民族的灵魂。闵惠芬于1982年首演时说：“这部作品把我心中对二胡所有的一切，全都解放出来了！”笔者于同年7月在济南山东剧院观看了她的演出，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那种镇定自若的大家风度，运弓揉弦的出神入化，感情发挥的淋漓尽致，高潮迭起的一气呵成，30余年来依然余音袅袅，不绝于耳。闵惠芬首演的大型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在她的艺术生涯中犹如一座造型宏伟、高入云霄的标志性建筑，至今都使得许多优秀二胡演奏家感到难以超越。

　　闵惠芬在1979年即调入上海民族乐团担任二胡独奏家。她的艺术生命不仅在音乐厅的舞台上，一生中深入工矿、农村、部队、学校达千百次之多，为广大基层群众演出、举办讲座，引导人们更加热爱民族音乐文化，社会大舞台成为她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被媒体誉为“真正的人民艺术家”。闵惠芬每次下基层演出，总是不顾劳累，笑容满面，风度翩翩，琴声迷人。1979年10月，上海民族乐团赴浙江演出时，闵惠芬决定将越剧《红楼梦》中的《宝玉哭灵》移植、改编为二胡曲。越剧是当地观众最为熟悉与钟爱的地方戏曲剧种。演出时她在台上演奏，观众在台下跟唱，有些甚至泪流满面，场面极为动人。

　　二胡有着独特的民族韵味与现代气派的演奏技巧，闵惠芬经常为外宾演出。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一生曾20多次访问中国，他本人又是一位演奏小提琴的高手，希思访华时曾由邓小平陪同观看闵惠芬演出，希思对闵惠芬的演奏十分赞赏。中国二胡和西方小提琴默契地以音乐为纽带连结在一起，闵惠芬作为中外音乐交流的“文化使者”，在国际舞台上也同样享有崇高的声誉。

　　中年时代 挑战生命

　　闵惠芬何尝不是中国的帕尔曼。自1982年至1987年的五年时间内，她相继动了6次手术，15次化疗，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人生的命运总会有曲折起伏。正当闵惠芬全力以赴攀登二胡艺术高峰之际，命运却偏偏捉弄了她。1981年8月，她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患病，确诊为“黑色素纤维瘤”，1982年元旦进行第一次手术。对于演奏家来说，双手是他们赖以维持艺术青春的生命。闵惠芬得癌症后，为防止癌细胞扩散，医生为她手臂做了淋巴细胞切除手术。手术后手臂无法自由伸缩，更何谈演奏？闵惠芬硬是在病房的墙上将手指慢慢一分一寸地向上移动，以便恢复肌肉能力，这需要有何等坚强的意志与精神力量。就这样，她和病魔展开了顽强搏斗。同年5月，闵惠芬带病在“上海之春”音乐节首演《长城随想》，获得巨大反响。

　　在国际乐坛上，以色列著名小提琴家伊沙克·帕尔曼4岁得小儿麻痹症，导致残疾，却以超常毅力学习小提琴，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小提琴艺术大师。他无法站立在舞台上，每次演出时拄着双拐上台，坐着轮椅演奏，音色纯净，感情细腻，气质高雅，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敬仰。闵惠芬何尝不是中国的帕尔曼呢。自1982年至1987年的五年时间内，她相继动了6次手术，进行了15次化疗，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然而，闵惠芬却挺过来了。她有着开朗乐观的性格，超越常人的毅力，永不言败的意志，挑战生命的勇气。

　　闵惠芬的病情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叶剑英、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李岚清等都曾听过闵惠芬的演奏，有的领导人自己还拉二胡，把她请到家里听她演奏。和国家领导人的近距离接触，既丰富了她的人生阅历，也增强了她同疾病斗争的精神信念。1985年正是她与病魔搏斗、身体极为虚弱的岁月。同年11月，她赴京参加“北京二胡邀请赛”担任评委。在数百人的盛会上宣讲论文《博大境界中的民族神韵——论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演奏艺术》（请人代为宣读），并亲自示范演奏《长城随想》。超极限的体力透支，使她当场晕倒，由飞机送回上海，病情日益严重，整日昏迷不醒，医院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然而，她始终不接受“教训”……

　　2012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首届“北京胡琴艺术节”，闵惠芬担任讲座嘉宾并参加音乐会演出，还被聘为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教授，回上海时却直接被送进了医院病房。2013年10月，她身体刚恢复，又去无锡担任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评委。的确，为了中国的二胡艺术事业，她可以像蜡烛那样流尽最后一滴泪。

　　暮年时代 炉火纯青

　　闵惠芬提出的“二胡演奏声腔化”理论，其本质在于对中国传统音乐精华的深刻体验与认知。

　　二胡艺术之于闵惠芬，是一生一世的情缘，是须臾不离的伙伴，是不断攀登的高峰，是执著追求的境界。早在1975年，她开始录制二胡演奏京剧唱腔音乐，著名京剧艺术家李慕良先生是她的京剧艺术指导教师。在随李慕良学习过程中，闵惠芬真正认识到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最为深层的精粹——尤其是名家唱腔的神韵。她用二胡演奏言菊朋唱的《卧龙吊孝》、高庆奎唱的《逍遥津》，1979年又随越剧著名演员徐玉兰学习《红楼梦》中《宝玉哭灵》的唱段，1986年随潮州音乐名家郭鹰先生学习潮州筝曲《寒鸦戏水》的演奏韵味……在广泛汲取中国传统音乐神韵基础上，闵惠芬提出“二胡演奏声腔化”的理论。

　　所谓“声腔化”，是闵惠芬长期在二胡演奏艺术实践中的感悟，其本质在于对中国传统音乐精华的深刻体验与认知。我国传统音乐的神韵保存在戏曲、说唱、民歌、民族器乐等活体传承的“声腔”之中，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有一件事使闵惠芬铭记终生：1974年左右，她去拜访著名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杨荫浏先生。杨先生对她说：“民间音乐家阿炳（华彦钧）的肚子里有成千首民歌和民间曲牌，你会吗？”这句话闵惠芬记了一辈子。于是她开始认识到学习民间音乐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在不断地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她积累了一批“声腔化”的二胡演奏代表性曲目，如《洪湖主题随想曲》，京剧曲牌《卧龙吊孝》《逍遥津》《珠帘寨》，越剧唱段《宝玉哭灵》，潮州弦诗《寒鸦戏水》，刘念劬创作的二胡协奏曲《夜深沉》（由《夜深沉》《南梆子》《乌江赋》三个乐章组成），还有《阳关三叠》《渔舟唱晚》《新婚别》，二胡协奏曲《川江》、二胡与乐队《音诗——心曲》《打猪草》《游园》《昭君出塞》等等，为其提出的“声腔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演奏实践基础。

　　2013年7月，闵惠芬丈夫刘振学主编了一套《闵惠芬二胡艺术集成》（包括收录了闵惠芬50余年演出生涯实况录像的《闵惠芬二胡艺术》和三集《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出版，这也是闵惠芬留给中国音乐事业最为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