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学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历经译介学习、本土化移植之后，社会学现已推进到建立自己完备的学科体系与理论话语阶段。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学年会所表现出的共同特点，不仅在于各学科论坛的多样化、国际化和专业化，而且还在于其基于问题意识所表征的现实性、实践性和多学科的交叉性。我国社会学界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

　　社会学研究呈现“中国热”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学习与创新契机。经济体制改革带动的社会结构转型，使我国在短短30多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已从计划经济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人口成年型社会过渡到人口老龄化社会，从阶级结构相对简单的社会发展为阶级结构日益复杂的社会……我国社会的赶超型与压缩式发展，使每一个社会学研究者都能通过宏大社会的叙事亲历或体验其变化过程，并藉此以中国发展的历时性检视和反思西方社会学已有的经典范式，以本土社会的经验模式形塑自身的理论假设，因地制宜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我国的迅速发展、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各国交往关系的加深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等，进一步激发了世界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的兴趣。原来借助于“西方的东方学”而衍生的、具有西方特色的学理解释框架，已远不能满足西方社会渴望了解中国的需要。因此，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所提供的学术观察舞台，不仅给我国社会学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机遇，而且也极大地吸引了西方的眼球，激发了他们研究中国的热情。自2009年以来，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与《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涉及别国的文章，最多的当属中国。所以，如果将中国社会学解释为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则国内社会学界的建树、国外社会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共同促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国热”。

　　社会学的使命及本土化、实践化

　　我国社会学在重建伊始，就具有“立足于国情研究社会问题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意识。费孝通、雷洁琼、陆学艺等已故社会学家，无不倾其全力于社会学学科建设，无不以中华民族之大业为己任，无不鞠躬尽瘁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国社会学以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为背景，以社会转型为历史脉络，步入了自身特有的本土化过程。

　　基于对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长时段考察，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著名论断；基于对教育与妇女儿童问题的长期关注，雷洁琼先生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基于对我国社会建设问题的纵深研究，陆学艺先生系统论述了我国的“十大阶层”及各阶层对我国社会建设的影响。长时段与短时段社会变化的过程性特征，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容。农村体制改革、“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与“下岗分流”、社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社会建设、收入分配、产权制度、城镇化与城镇化过程的乡土记忆、社会分层与阶级阶层结构变迁、农民工的市民化等，既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改革实践为社会学学科发展注入的时代内容。

　　在我国社会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建立“中国气派”社会学的使命感、立足于我国具体社会情境建构社会学的本土化努力以及着力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强烈实践化取向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社会学繁荣发展。可以说，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在人类学、民俗学、人口学和社会工作等领域，社会学在扬弃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中国特色的创新。我国社会学极其强烈的社会改造意识、政府相关部门对学术研究智库的倚重等，在学科发展与社会政策之间搭建起了较为通畅的沟通桥梁，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学学科的实践化趋势。社会学调查数据库的积累与丰富，实验室建设的有力推进，也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持。

　　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形成

　　我国社会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学话语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三农”问题和农民工的市民化，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人口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迄今为止最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历史进程。西方有人曾将我国的城镇化形容为文艺复兴后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事件。我国社会学界创造的“农民工”概念，不仅从学术界进入政府的话语体系，而且成为世界关注的热词。农民工、农民工的市民化或半市民化、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随迁子女、流动家庭、户籍制度等，形成我国社会领域独具特色的核心研究议题。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下岗职工、单位制、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等，也成为学术研究独有的中国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显著的表征就是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由改革开放前的“两阶级加一阶层”的结构（“两阶级”指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一阶层”指知识分子阶层），逐渐转化为日益复杂的多阶层结构。我国在工业化的同时，还伴随着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后工业化，这使劳动力人口的“工人化”与“中产化”几乎同时发生。在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中产阶层逐步形成并扩大。我国社会学界基于对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研究，不仅成为亚洲社会学论坛与金砖国家社会学论坛的主要议题，而且也为欧美社会学界所关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扩展，为新中产阶层与技术工人阶层的扩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给我国社会转型研究注入了生动而丰富的时代话题。

　　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学界围绕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小康社会”这一概念，上接数千年传统文化，下接时下的民生诉求，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式小康，是在不断进取中逐渐增加其时代内涵的。我们先是实现了温饱型小康，然后达到了总体性小康，现在正奔向全面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学界不再仅仅将其局限于对日常生活水平进行追踪考察，而是将其拓展为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宏大概念，并进一步深化研究。正因如此，“小康”一方面可以在“社会平均数”含义上分析，但更重要的是从共同富裕的政策维度上提炼解读。

　　从一定意义上说， 我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渐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改革。我国社会学界有关“什么是社会”“如何发挥社会的作用”等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政社分开”，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大包大揽所有社会事务的做法，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政府管不了、做不好而社会能够做得了、做得好的事情让渡给社会，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必要内容，也是划清社会与政府边界的基本准则。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是一字之差，但在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在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发展活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改革开放创造的宏大舞台，为我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创新机遇。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丰厚土壤，社会学才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壮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正在进行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生动实践图景，必将进一步激励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