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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是“本土话语”以及怎样“审视”?

时间:2014年02月12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牛学智

《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牛学智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这么多年来,变换了好几个单位,可是又似乎始终没能离开文学,本来还是想离开文学的。这使我颇为惊讶,一方面,有点相信宿命;另一方面,脑子里的确是慢慢理性了,用几年前坊间流行的话说,不会其他的,只能弄弄文学了。

  当然也看过其他一些文学研究者、批评家的说辞,说本来想成为诗人、小说家或散文家,但没想到竟然忽忽悠悠成了文学教授、研究家、文学批评家。听这口气,文学创作仿佛天然高于文学理论批评,或文学理论研究。之于我,倒觉得既然选择文学批评,大可不必在孰高孰低、孰先孰后上多费精力和时间,也大可不必放下手头的活儿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低层次智力游戏上消磨激情。哪怕创作优先,如果创作的层次并不高,即使经年如一日,但结果能被理论批评三言两语说透说清楚,也就未见得如此创作有多厉害;同理,理论批评似乎总愿意担纲指导、引领的功能,可是,假若批评的姿态、理念、话语和输出的价值观,始终是一些常识,那么,创作者恐怕有不理睬批评的理由吧!

  大概2008年左右,在前两部书(《寻找批评的灵魂》和《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出版后,对于通常的作家论、作品论,是有了一种严重的危机感。一是觉得单独读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好像还有些激动,有话要说。但是收集一批作家、或作品,竟然说话的冲动反而少了,我一直没弄明白这个问题,于是只能少写或纯粹不写;二是跟踪上的难。难在哪里呢?比如去年很热的作品、作家,到了今年居然几乎没人再问了,把握文学观念的巨变变得很困难,是其一;其二是,就理论批评刊物而言,也很难把自己的阅读选择与他们的选题理想地结合起来,改善错位感变得很艰难。

  以上这些,大概只能算是现象之一,根本的原因,我想恐怕还是源自于现实经验、知识结构、受教育程度和对时代的不同体验。

  现在是“60后”批评作为中坚,“70后”、“80后”批评正在崛起的时代,也是“40后”、“50后”、“60后”关注历史故事,“70后”、“80后”倾心于个人经验和日常故事的创作时代,大量文学生产只能以类型化、个人化论评,而文学批评也就只能跟着创作现象走。为了不至于落伍,现象批评甚至都不敢有半点深入的时间。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初的文论“失语症”、新世纪初的“底层话语”,乃至近年来的“中国经验”和“新的中国故事”等等。表面看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实际上,每一个被卷入的文学人,其实都在经历由最初的拒绝到中间的冲突,再到后来自觉不自觉的认可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显然太快了,肯定不符合现实社会秩序真相。尤为困惑的是,文学批评张口闭口个体化、日常生活化,但把这些“化”合起来,你竟然看不明白不管哪一代际共同赖以存身的社会现实实际的阶层断裂感和价值错位感。这说明,文学批评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表达,它已经丧失了言说时代整体特点的基本能力,它在很不自觉地论证文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或者说,在文学批评家那里,文学其实仅仅是刊物需要、当代文学学科需要和假想的个别精英需要,至少不是一般的文学人口需要和一般的社会现实体验来源了。

  这是我以“本土话语”为原点,从纵向时间序列来梳理一遍当代文学批评的第一个缘由,也是为了照应我在《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2012)一书中为了“正面”而不可能展开的思想根源追究——建立在对众多一线批评家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本土话语”研究才会变得沉实和可靠,真实的批评面目也才会浮出水面。

  第二个直接缘由是,单独阅读文学批评文本,你听得最多的是身份危机、隐秘、日常生活方式、地方经验和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并且这些东西好像都被逻辑地统摄于“个体”这个本位上来了。然而,深入进去,事实却并非如此,尤其与“文化研究”这个方法,“跨学科”这个视野很不相称。概而言之,是大大小小的批评家个人经验,至多,有一部分会动用一些全球化理论视角,但是不是与目前思想现实、被文学描绘的那个事实现实有着深处的关联,反而悬而未决。文学批评上的这个普遍性现象,是不是与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诊断的那种通常的思想史写作一样呢?就是说,文学批评可能也就是几个作家、几部作品的光荣榜、表彰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索,《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才想着从已经形成的一些显赫写作类型、批评类型中入手,看批评话语是真的就只能止于那个类型所规定的终极——到个体生活为止、到私人隐秘经验的揭发为止呢,还是到这些位置仅仅是权宜、是批评话语的个人经验局限所致?因此,写作中我总是以可靠的社会学为视野支撑,尽可能降低我的主观性,至少有意避免我的个人经验仅仅是我的、或可能仅仅是我们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底线。因为我总认为,文学创作或许会走向类型化,年龄代际化特点也会更加凸显,但批评却不能。它要面向时代、面向社会现实、面向更一般的人文表情,是使差异缩小,以至于是使共识变得可能的一种思想行为。

  如此,我的“审视”就不能是泛泛而谈的“泛价值论”,更不能复述前面已有的众多成果。

  在话语意识还不很自觉的年代的文学批评审视中,我用了“低调民主”(王元化先生语)层面的“人文价值”这个支点;在近三十多年的批评流程审视中,我贸然使用了“主体性话语”、“日常生活话语”、“民间民俗文化话语”和“身体性话语”等四大话语类型来深入探讨,企望最终的论述能够到达心目中的价值共识。同时,为了举例照应这样的价值结果的有效性,在最后三章中,我还以“巨型叙事话语”、“诗学话语”和“小型叙事话语”的可资借重的本土资源来垫底,希望能把几大批评话语落到实践层面。

  当然,这里我说的这些,只是这部书中我特别在意、特别用力的地方,而不是本著的全部。要了解拙著的究竟,还得烦劳感兴趣的同行、读者,多翻上几页。(牛学智)


(编辑:高晴)